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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有其复杂的自然因素和社会背景。近代以来，频发的自然灾害和惨烈的战祸兵燹造成大量缺衣乏食、无家可归的灾黎难民，迫切需要慈善事业进行急赈与其他形式的救济。近代经济环境的变动，都市工商业的繁荣又为慈善事业的善款提供了经济来源。中西慈善文化...
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有其复杂的自然因素和社会背景。近代以来，频发的自然灾害和惨烈的战祸兵燹造成大量缺衣乏食、无家可归的灾黎难民，迫切需要慈善事业进行急赈与其他形式的救济。近代经济环境的变动，都市工商业的繁荣又为慈善事业的善款提供了经济来源。中西慈善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则进一步催生了近代新型慈善组织的产生。
关键词：近代；慈善事业；灾荒；兵燹；文化冲突与融合
中国的传统慈善事业，可远溯汉魏南北朝，中经唐宋，至明清时已相当发达。“迨雍乾而后，治洽隆平，金革之事不兴，四民之居益适，不以菀显而遗枯晦，不因私谊而废公情。于是士不吝财，人能宏道，慈善事业之兴办久而弥光”。由于官府的大力倡导和民间的积极参与，入清以来从京师到各府州县无不广立善堂，普施义举，即一乡一镇之间亦莫不结善会以行善举，或育婴，或养老，或恤嫠，或施棺，或散药，慈善活动非常活跃，形成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 *** 。但是，步入近代以后，中国社会遭遇了千年未有的剧烈变革，各省曾经遍设的善堂善会等传统慈善机构，大都也因社会环境的变迁而走向困顿以至形同虚设，所谓：“各行省善堂有名无实者甚多，即名实相副，其功德所被亦殊不广耳。”传统慈善机构由是日趋式微，社会影响日渐消退。到１９世纪中后期的晚清社会，中国慈善事业已面临着从传统向近代转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度兴起与发展的问题。尽管史学界近年来关于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已有不少成果，但对于近代慈善事业兴起与发展的各种因素、背景却不甚明晰，鲜有著述论及。有鉴于此，本文试对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历史背景作一综合、全面、深入的考察。
一、频发的自然灾害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主要客观因素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民国年间，邓云特在其专著《中国救荒史》中指出：“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就文献所可征言，则自西历纪元前十八世纪，直至纪元后二十世纪之今日，此三千数百余年间，几于无年无灾，从亦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有称我为‘饥荒之国度’（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ｏｆ ｆａｍｉｎｅ）者，诚非过言。”由于政治、经济、军事多重因素交相作用，晚清及民国时期更是中国历史上灾害频发的时期，李文海等编著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对此有较详尽的记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鸦片战争后的一百余年里，中国是年年遭灾荒，岁岁成灾年，不仅灾区广，而且灾情重。
灾荒作为一种消极的破坏力量，一旦发生，往往直接导致财物毁坏、人口伤亡、灾民流离等一系列严重后果。更有甚者，灾荒还将危及社会秩序，酿成社会动荡。
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水灾是最常见且危害最深的一种。中国的水灾主要集中于黄河、长江、淮海、永定河等流域，珠江、闽江及江浙海塘也常因风潮侵袭，时有溃决泛滥而成灾。民谚有云：“华夏水患，黄河为大。”晚清时期，河工废弛，黄河更是洪涛肆虐，屡屡漫决，其中以１８５５年于河南铜瓦厢决口危害最烈。“黄水漫溢，直注东省，穿过运河，漫人大清河归海，菏泽、濮州以下，寿张、东阿以上，尽被淹没。他如东平等十数州县，亦被波及，遍野哀鸿”，“灾民待赈孔殷”。至于长江，虽水患程度要轻于黄河，但在近代也多次发生洪灾。“数十年间，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浮田舍，浸城市”，数以千万计的灾黎嗷嗷待哺，亟需救济。旱灾由于历时持久，灾情往往要经数月乃至更长时间才能显现，其危害也不亚于水患。如近代史上著名的“丁戊奇荒”，鲁、豫、晋、陕、直等华北五省数年持续抗旱，以致赤地千里，为百余年来未有之大灾奇祲。其他如风、虫、震、疫各灾在近代社会也相蹱而至，某些年岁甚至数灾并发，防不胜防，使灾民的生产生活雪上加霜。清末有报章称：“近十年来，中国之民亦至可哀矣。闽粤灾于水，淮徐海灾于霖，直鲁晋豫灾于旱。蝻蝗在野，鱼鳖在水，虫沙夕化，饥鸿旦号。……嗟民力之几何，胡吴天之不恤。东南之元气未复，西北之饥馑又闻。同胞绝塞穷乡，况有未亡之冤魂。”灾情如此频仍惨烈，若不及时救济，无数灾民势必流离失所，辗转沟壑，最终陷入死亡之深谷。然而，自道光、咸丰以来，兵革屡兴，浩繁的军费支出已使清 *** 国库空虚、财政困窘，战后巨额赔款更让清廷无以为措，遑论赈济！况且时届晚清，传统的荒政已彻底走向衰败，蠲免和官赈太抵也徒具形式，无甚实效。这样，就为民间社会力量介入到地方灾荒救济、开展慈善活动提供了一个活动空间，成为其发挥作用的“公共领域”。故而“地有广狭、灾有大小、帑项有不济之时，施放有难缓之虑，于是四方绅富乐善君子慷慨解囊，以辅官赈之不足”。由此，从首善之区的京城到贸迁之地的沪渎，一些仁善之士便慨然以赴，本着己饥己溺、民胞物与的慈善情怀，筹资办赈，募款救灾，欲拯民出水火，减轻广大灾民的流离之苦。
如前所述，国库早已支绌，值此灾荒连年、灾民遍野而灾款浩繁之际，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借助民间资源，兴办善举。“若不借民间捐助之款互相挹注，恐遍野灾黎仍不免于沟壑者”。唯有社会有力者“各出巨资络绎相济，则义浆仁粟，流泽孔长，灾害虽深而绥安有望”。晚清及民国年间，绵绵不绝的自然灾害，在酿造无数灾民的同时，也促成了上海协赈会、华洋义赈会等众多赈灾慈善组织的产生。传统的荒政体系废弛之后，这些慈善组织以全新的赈灾模式投入了赈济灾民的慈善活动中。从某种意义上言，愈演愈烈的自然灾害虽不是文明社会的福祉，却是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兴起的条件和背景。正由于灾荒的客观存在与大批灾民的产生，才使得慈善救济成为必要和可能。
二、惨烈的兵燹匪患，救济灾黎难民是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另一个因由
近代百年，外患日亟，兵连祸结，战争频仍。两次鸦片战争、中法、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侵华战争等等，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与此同时，国内战事也频繁发生，如太平天国运动、捻军等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清 *** 曾举全国之兵力进行围剿，由此神州遍地硝烟战火，绵绵不绝。本来，中国传统农业的生产力就极其低下脆弱，经不起自然灾害的袭击，而今又迭遭如此频仍惨烈的战乱兵燹，不少地区的居民死伤转徙，十室九空，以至于出现了灾民遍野、饿殍塞道的悲戚景象。屡经战争破坏之后，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趋于贫困化，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更是生计窘促。有史料载：“自甲午庚子两次赔偿兵费以来，岁去之款骤增四五千万，虽云未尝加赋，而各省无形之搜刮实已罄尽无遗。……在富饶者力可自给，中资之家无不节衣缩食，蹙额相对；至贫苦佣力之人，懦者流离失所，强者去为强盗。”一些人被生计所迫，或背井离乡，沦作流民，或铤而走险，成为盗匪。由此，兵灾导致了匪患，匪患加剧了兵灾，使得社会更加骚动不安。动荡的社会、悲苦的民众自然需要慈善救济，让其生产生活渐渐得到恢复。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入侵京津地区后，施子英、严信厚、顾肇熙即在上海招商局附设协赈所，筹济京畿兵灾。他们还在《申报》刊出劝赈公启，广募善捐，谓：“顺直独受兵灾，孑遗实难存活，刻下各属黄青不接，民不聊生，尤甚于昔。办理赈抚善后，甚非容易。……伏冀海内君子及时行善，踊跃乐输，推饥溺之仁怀，响应捷于桴鼓。”
频仍的兵燹战事，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专事兵灾救济的慈善组织的产生。２０世纪前后的中国，每遇战争爆发，不独兵士备受干戈之戕害，普通民众亦惨遭锋镝之苦，即使不死于战时的兵燹，亦殁于战后的瘟疫与饥荒，甚于天地人和。尽管旧时中国因救荒赈灾而成立的善会、善堂很多，但从无如红十字会之类专事兵灾救护的慈善组织。１８９４年甲午之役爆发，清军士卒在战争中伤亡惨重，同时许多无辜平民也遭战火殃及。可是清军医不敷调遣，将帅彷徨，束手无策。而日本赤十字社随军赴辽东战场的救护人员多达数万，“于营口设立医院，疗治病兵”，并严守中立，不分畛域，除救护日本人外，“吾军士之受彼拯救者，难可缕数。”这给国人很大震动，创办中国红十字会的呼声响彻朝野上下。上海《申报》接连刊登《创兴红十字会说》、《红十字会历史节译》、《中国亟宜创兴红十字会说》等文，对国际红十字会的历史、基本宗旨、权利义务及救护方法各方面作了介绍，并论述了我国创设红十字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推动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与发展进行了广泛的舆论宣传。但后因戊戌年间政治风云突变，百日维新失败，遂使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放缓了进程。不过，此后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及日俄战争的爆发，对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１８９９年春，上海绅士汪炳等人，经苏松太道批准，初创中国施医局，拟仿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救济军士与贫民。翌年，八国联军入侵京津，为了救护伤兵，赈济难民，江浙绅商严信厚、庞元济、施则敬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救济善会。虽然以上救护团体还具有旧式善堂的性质，但其做法已是完全仿照国际红十字会的规则运作，救护对象不分中外，从事战地救护，促成了近代新型慈善机构的产生。１９０４年日俄战争爆发，“烽火仓皇，田庐灰烬，匪徒肆掠于先，盗骑追袭于后，身家性命之不知，父母妻子之罔顾，青白骨，心惊鹤唳之声，雪窖冰天，肠断哀鸿之响”。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等善士“念我东人，乃遽殃及，骨肉摧残，风云愁惨”，义愤满怀，遂决定联络同志，于３月３日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并延请中西大善董就近开办，“力筹赈救北方被难民人之策”。其后，中、英、法、德、美五国人士又合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成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新起点。
民国以后，军阀混战，民生凋敝，也为更多的慈善团体参与社会救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在癸丑之役、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伐战争、淞沪会战等数十次重大战事中，伤员救护与平民遣移，更是须臾不能离开中国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的参与。１９１８年４——５月间，南北军阀在湖南醴陵展开激烈交战。“五月七日，北军进据醴陵，饱掠数日，临行纵火，全城烬焉”。民房顿成瓦砾，无数百姓无家可归，无食可充。红十字会长沙分会、上海济生会等慈善机构闻讯后，即“派员下县散赈，四城建筑难民所”，为罹遇兵燹的无辜平民提供及时的慈善救济。这样，兵灾匪患也成了近代慈善事业崛起与存在的一个因由。
三、工商业的繁荣为近代慈善事业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当属自然经济的解体。这种传统经济结构的崩溃瓦解，剪断了耕织结合的纽带，造成了中下层民众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中国传统的善堂善会原本就依靠普通商民的捐资挹注，这时遂面临善源枯竭的窘境。更为甚者，因农村经济的凋敝，贫民日增、失业日众的情况出现了。这样，他们当中不少人由原来的慈善捐献者也成了需要社会救济的对象。从社会需求的层面上言，近代经济环境的变动使慈善救济更有必要成为近代慈善事业产生、存在的一个因素。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经济环境变动的话，那么，近代资本主义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在客观上则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自１８４２年开埠后，上海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很快取代广州、汉口等地，成为全国新的工商业中心，贸易繁华，十倍于昔。光绪问，有商界人士称：“溯自海禁大开，欧风美雨之浸淫于我东亚大陆者，盖有日矣。我上海扼全国商业之中枢，尤为五洲商战之争点，试朝步浦江之滨，则帆樯千列；夕游商贾之市，则灯火万家。是可知四方人士之操奇计赢于是土者，盖不可以更什数。”一些新兴的富有阶层，如充当中外贸易中介人的买办，即是伴随着这种新经济因素的产生而出现的。除商业之外，洋人亦利用特权在上海、广州等沿海商埠直接开办了船舶修理厂和出口产品加工厂，使之成为中国最早的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在机器化大生产的西方近代工业的示范下，中国人也自办了火柴厂、缫丝厂、面粉厂等企业，中国民族工业由此缓慢起步。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初，洋务运动兴起，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等军用工厂先后创设。而后，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等一批民用企业也相继兴办。这标志着中国产业技术革命和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开端。而轮船、铁路、电报等近代交通通信工具恰是近代慈善事业在救济过程中有别于传统善举所应用的新手段与技术。在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大臣的罗致下，许多买办、绅商纷纷进入到洋务企业。他们资财雄厚，既投资近代新式企业，又捐资兴办各种社会公益事业。有记载称：“叶澄衷，商也；杨斯盛，工也，以寒微致富，自痛其少贱失学，叶捐数十万，杨捐十数万，亟亟兴学”。此外，虞洽卿、王槐山等绅商也多有义行善举，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声誉。在近代史上，盛宣怀、周学熙、张謇等人则有着多重身份：既涉足政治，沉浮宦海，又经营或创设铁路、煤矿、纺织、农垦等多项官办和民营企业，融官、绅、商于一体，一身而三任。同时，他们也热衷公益、关心桑梓，屡屡用其实业所得盈余赞襄慈善事业。这以张謇最为典型。甲午战败，（历史论文 www.lishirenzhi.com）国难方殷，民生日蹙，状元及第的张謇却毅然走上了实业、教育、慈善三结合的救国之路。他于１８９６年在通州开始创办大生纱厂，获得成功后，又陆续开办通海垦牧公司、广生油厂和天生港轮步公司等企业，形成了庞大的大生集团。在实业蓬勃发展之时，张謇乃用企业的部分盈余以及他个人的捐资在南通等地相继创办了通州师范、女子师范、幼稚园等十余所慈善教育机构，以及海门溥善堂、南通养老院、贫民工场、盲哑学校、残废院、更俗剧场、博物苑、公园等慈善公益设施。这使得南通的地方慈善事业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卓尔不凡，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由此不难看出，近代经济因素对于慈善事业在近代社会的兴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新经济因素又多产生于近代都市中，城市工商业日益繁荣，为募集充裕的善款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使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了物质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环境变动最剧烈的城市不仅是近代慈善事业的主要舞台，而且是“慈善事业近代化启动的动力源。”
绅商及其经营的近代工矿企业成为了近代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善源之一。而１９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大规模的义赈活动的兴起，更是依靠江浙一带绅商经元善、谢家福、盛宣怀、李金镛、严佑之、施则敬、李秋坪等人率先以倡，慷慨解囊，踊跃倾箧，发起成立了上海协赈公所。随后，他们又凭借其广泛的社会联系向全国各地的士绅商民劝捐，为慈善事业吸纳和集聚了新经济体的不少资财。尤其是中国近代经济中心的上海，为慈善事业的兴起和发展贡献了巨大的财力。此外，澳门、香港、绍兴、宁波、汕头、汉口、烟台、牛庄等商贸较活跃的埠口也设有募捐点，为义赈筹募善款。经过绅商们的倡导，义赈活动取得了一呼百应的效果。有学者就指出，中国近代工业化在江南的初兴、落实，新兴因素遂在义赈中弥散，义赈社会基础发生演变，形成具有近代特征的募捐机制，反映了中国近代工业化与义赈的互动关系。再如１８９７年各地发生的灾荒，需款甚多，沪上各商会、行业也广为筹募捐输。进人民国以后，企业同样为慈善机构筹措善款、办理善举所倚重。１９１９年，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阴雨逾月，“灾情奇重，待赈孔殷”，汉冶萍公司接到劝募函后，便“苏、浙、皖三省赈洋五千元，务祈查明灾区轻重，择尤散放，以慰鸿嗷”。通观各次灾时及其稍后刊印的征信录，我们可以看出，近代慈善机构所募善款中有相当大的份额均来自那些殷富的绅商阶层，他们的捐助成为近代慈善事业兴起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基础。
当然，除了绅商阶层外，平民百姓的捐赠尽管数额较微，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这部分捐输也是近代慈善事业兴起、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来源。而且，由于广大普通民众的热心善举，涓涓细流，绵绵不绝，使得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更具有可靠的社会基础。诚如时人所云：“连年以来，灾荒迭见，赈款浩繁而国库又值支绌之时，苟不藉民间之互相挹注，何以拯彼哀鸿，共登袵席？”晚清及民国社会，正是许多仁慈之士各出其资，络绎相济，才使得义粟仁浆流泽孔长，为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济源泉。
四、中西慈善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催生了新型的近代慈善组织
自明朝中后期利玛窦等传教士相继东来，近代西方文化始传入中国，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帷幕。但及至清初，由于闭关政策的推行，西学东渐一度中断。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西关系发生剧变，中国被迫向西方世界开放，西学东渐之潮复以涌动，由此对中国文化乃至社会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急剧的社会变迁中，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也受到了西方教会慈善事业的强劲冲击。中西慈善文化在晚清时期不断遭遇强烈的碰撞与冲突，最后又渐趋融合，导致中国社会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慈善组织、慈善事业。
中国最早的近代意义上的慈善机构，是传教士凭借条约所赋有的特权在通商口岸和东南沿海地区兴办的育婴堂、孤儿院以及含慈善性质的诊所、医院。《申报》的一则报道反映出这段历史：“自中西通商以来，凡泰西诸国医士接踵而来，药材齐集而至。如上海一区，西医之设立已有数处，……无论中西富贵贫贱之人，均可就医于各馆，富贵者求医不求药，贫贱者则医药皆出之馆中，甚至贫苦无告之人，沉重难治之症，并令住宿馆中，供其饮食，遣人扶将，病愈即行，不费分文。”其他如厦门、北京等在五六十年代以后也设立西式医院，兼为贫民减免费看病。１８６１年，伦敦会雒魏林在北京开设了第一家基督教会医院（即北京协和医院之前身），亦施药救济疾苦贫病者，同样具有慈善医疗性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西方教会在办理慈善医疗机构的同时，还着力经营着育婴慈善事业，比较著名的慈幼机构有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浦东唐桥墓女孤院等。随着基督教势力的不断扩展与深入，内地许多府州县也出现了教会兴办的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和育婴慈幼机构，对中国传统的惠民药局、接婴局、保婴会及育婴堂等善会善堂构成了强烈冲击。由于晚清时期，中西文化在习俗观念等方面尚存在较大差异与隔膜，遂使得教会慈善机构（尤其是育婴堂）成了近代繁兴的一个诱因。从这方面来说，教会慈善机构的出现对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无疑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但不能不看到，它在客观上对中国慈善事业由传统走向近代也有一定的 *** 作用，成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重要背景。
随着西方文化的逐步输入，中西文化在发生全面冲突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走向融合，有关慈善文化与慈善理念亦如是。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兴起的义赈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借鉴了西方传教士的“洋赈”的运作模式和管理经验。它既以善堂、善会、会馆、行会等传统组织为依托，又突破了以往狭隘的乡土观念、地域观念，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劝募与救济活动，最终形成了网络化的义赈。义赈的兴起，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近代慈善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西方慈善思想与文化的影响下，中国许多传统善堂也都在改弦更张，扩充传统慈善活动的内容和服务范围。 西方国家的慈善事业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据现有资料来看，大概始于《海国图志》。据魏源介绍，欧洲各国信奉基督教甚笃，民众“俱喜施舍，千余年来，未有因贫鬻子女者，未有饥饿转沟壑者”。教民临终“悔过祈赦”时，往往“分析产业，遗一分为仁用，或以救贫乏，或以助病院”。除记载西方民众对慈善事业的捐赠善举外，《海国图志》还提到欧美各国 *** 对慈善事业的资金投入、机构设置与救助办法等情况。如：在善款来源上，英国即开征特殊税种以专赡“瞽目废疾”；在机构上，法国有救济贫民的“养济院”；英国有由“公正之人董理”的贫院、幼院、病院；美国也有救济贫人的“济贫院”、救助孤儿的“育婴院”。在救助对象与方法上，欧美等国的“贫院”不独供给衣食，还会教给贫民谋生技能，“处其中者，又各有业，虽残废之人亦不废。如瞽者运手足，瘅者运耳目，各有攸当，务使曲尽其才，而不为天壤之废物”，俾其能自食其力。美国还设有为残疾人服务的慈善教育机构。《海国图志》的刊行及其相关介绍，使国人对西方慈善事业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冯桂芬亦介绍荷兰、瑞典等国的贫儿院等慈善机构。随后，清朝一些放洋的官员和外交使臣在其著述中亦对此陆续有所记载，进一步开阔了国人对于西方慈善文化的了解。及至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西方慈善事业也更为国人所关注。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善举》中就全面介绍了英、法、美、俄等国的慈善机构，认识也更透彻，并称赞说：“泰西各国以兼爱为教，故皆有恤穷院、工作场、养病院、训盲哑院、育婴堂。善堂之多不胜枚举，或设自国家，或出诸善士。常有达官富绅独捐资数十万，以创一善举。……而思虑之周密，规制之严明，有远非今日各省善堂所及者。”他认为这些国家慈善事业之发达，就在于“好善者多，而立法綦密”，这很值得中国借鉴，用以去杜绝传统善堂善会中的贪污侵蚀之弊。１８９３年，上海格致书院春冬两季的课艺也以《西方养济院》、《中国能否以及如何开设恤贫院》为题，要求应试者就所见所闻将西方诸国慈善机构的比较完善的章程、筹款办法切实指陈，以备采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各界人士对西方慈善事业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希冀借此推动与革新中国的传统慈善机构，发展近代慈善事业。与此同时，京、津、沪等地的各大报刊也为之鼓与呼，对西方慈善事业作了较为深入、全面的介绍，并提出应注重取长补短，借鉴其成功的经验为我所用。这对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１８９７年，上海影响最广的报纸——《申报》就连续刊发了《安置流民议》、《效法泰西以行善举议》和《沪上宜广设义塾》等文。文章称：现在事事仿行西法，慈善事业“亦宜师西法而变通之”；“各善堂而欲息浮言，非仿行泰西良法不可”。而此时，随着西方慈善文化思想的传入，有关专事兵灾救护的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的译介文字也屡屡见诸报端，呼吁我国应及早创设红十字会，为推动中国近代慈善事业产生与发展进行广泛的舆论宣传。１９０４年３月１０日，由中、英、法、德、美五国人士在沪正式创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由此看来，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成立，正是中西慈善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的产物。
小结
揆诸史实，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不仅有客观的自然环境因素，还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它与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近代以来，水旱灾害与兵燹战火较以往各时代更为频仍、更为残酷，酿成的灾黎难民数目也更为庞大，动辄以千万计。受灾荒战祸所致，他们缺衣乏食、无家可归，被迫流离失所，迫切需要急赈与其他形式的救济，这就使得慈善事业须臾不可或缺。同时，社会环境的变动，出现了新的经济因素，都市工商业渐趋繁荣，这也为慈善事业的善款提供了一个主要的经济来源。中西慈善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自然而然使近代新型慈善组织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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