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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517年，在明朝北方边境上爆发了一场号称规模宏大的战役。当时的明朝皇帝朱厚照，甚至还亲自领兵参战，成为了最后一个亲上战场的大明君主。这些举动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巴图孟克的复兴大业。但明朝糟糕的军政状况，却不可能为他准备自己期望统领的军队。但他仅仅考虑到了明朝一方的部署态势，而忽略了对蒙古军队的估算。这种将对手想当然弱化的思维，注定了应州大捷将会是以闹剧收场。以便在同一时间内，扫荡最大的单位面积。
蒙古式少主
正在骑马狩猎的明宣宗 一身的蒙古式装备明朝在建立之初，就打着号称是驱逐鞑虏的口号，表示要重开大宋之天。但在实际的操作层面，宋朝贵族的后裔们并没有获得一点起码的体面。明朝开创的新纪元，也和宋朝时的风气没有半点关系。 相反，明朝人在很多方面都显得非常的“蒙古化”。除了在服饰上直接抄袭，制度上也大量沿用。就连皇族本身都显得更像蒙古大汗。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母亲是蒙古人的朱棣登基后，就表露的非常明显。后面的数位皇帝，无论性格脾气好坏还是身体天赋如何，都喜欢穿着蒙古衣服玩射箭。条件允许还会定期进行野外狩猎。显然与文弱的宋朝皇帝不同，更有鲜卑化的前期李唐风采。 行乐图上的明宣宗作为明朝的第十位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在很大程度上也继承了深入家族基因的蒙古风倾向。从当时与后世留下的许多记载来看，这位年轻君主对传统儒家帝王教育非常的不削一顾。纵然有贪玩成性的本色，也不失为非中原式君主的风采。这倒不是说明朝的皇室不重视儒家，不搞圣人训诫的那套天下观念。但明武宗继位时年纪尚小，很多教育课程都未开始，根本来不及成为一名合格的“东亚共主”。青春期的叛逆，却已经让他对传统帝王学的熏陶表示反感。因而一头栽进了离经叛道的各类异域文化之中。 一身蒙古式服装的明孝宗同时，朱厚照的统治理想，也被朝堂中的儒家士大夫们所警觉。通过很多带有抹黑性质的记载，我们足以从中看到这位皇帝的执政理念。他逐步从军队与男友中，选拔出很多非科举出生的宠臣，建立了类似中亚军事兄弟会的“养子制度”。然后依靠这些军队与宦官背景的宠臣与养子们，将原有的士大夫官员都逐步架空。再用这些人控制的军队，替换掉原有的京师驻防部队。最后，索性常驻到靠近边境的宣府，显示出与儒家大臣们摊牌的趋势。 既然朱厚照在个人倾向上，更倚重自己逐步建立的军事兄弟会，就必须为自己竖立足够份量的军功。否则很难在尚未完成转换的军队中，竖立足够的威信。对于自己一手建立的私人幕府而言，也会让人觉得成色不足。应州大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明朝的第十位皇帝 朱厚照不被认可的元朝大汗
北元势力一直是明朝挥之不去的阴影1517年10月，明武宗期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临。边军发现有大批蒙古部落正在集结的迹象，显示了大规模扣边行动的临近。这波蒙古军队的领头人被称为达延汗，在蒙古语中就是大元大汗的意思。 达延汗本命孛儿只斤·巴图孟克，是北元皇帝元昭宗的直系后裔，其血统可以一直追述到著名的成吉思汗本人。他的家族在瓦剌部落的霸权结束后，开始尝试统一漠南蒙古各部。由于父亲的早亡，巴图孟克很小就继承了汗位，并在母亲的帮助下熟悉军政事物。一直到1487年，才正式亲政。 达延汗其实就是 元朝大汗的音译由于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以元朝的唯一继承人自居，双方自然经常处于意识上的敌对状态。明朝边军也经常为了用人头领赏，越境袭击那些缺乏防备的蒙古牧民。结果，逼着众多小部落都需要围绕强人来寻求自保。这些举动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巴图孟克的复兴大业。 在巴图孟克亲政后，他便开始利用逐步增加的资源，征战四方。首先是将比自己实力更强的卫拉特蒙古击败。然后又花了多年时间，将靠近明朝边境的部落降服。 到1510年左右，已经控制大片领地的巴图孟克，开始大力分封自己的儿子。将他们派往各地，担任万户，以便形成有效的管理控制。明军的不断袭击 迫使已经分成小部落的蒙古人再度抱团对于经常与自己不对付的明朝，巴图孟克的也屡屡采取报复行动。他的骑兵定期骚扰宁夏、大同、宣府和榆林，搅得明朝边军不得安宁。但这些行动往往都不是为了攻城略地，而仅仅是要迫使明朝开发边境贸易。这对于已经被卫拉特等西蒙古势力截断西部贸易的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明朝方面则总是以拖待变，偶尔开放边境贸易为自己减轻压力。等到蒙古主力撤退，又继续一切照旧。巴图孟克对于这种以空间换时间的做法，也没有太多办法。 蒙古人屡屡南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寻求自由贸易政治上，明朝在自己的朝贡体系中以蒙元继承者自居，对于巴图孟克的称号非常警惕。所以在明朝人的记载中，大元大汗的封号会被用直接音译的达延汗代替。达延汗希望获得平等的贸易机会，自然不愿以臣服姿态加入大明朝的朝贡体系。否则家族本身的政治号召力，也会因为暂时的经济利益而受到永久性的伤害。 >既然贸易开放总是时断时续，蒙古人就只能依靠与明朝境内的走私犯合作，做点擦边球买卖。同时也要定期出兵南下，袭扰明朝控制的边境线。捞一点好处的同时，也算是对明朝方面的 ... 。 最后，这样的大规模集结本身，也是比较不错的军事训练。达延汗的南下往往有着军事训练目的成色不足的大捷
明朝是的直隶省 北部就是过境并与山西北部防线相连1517年的应州大捷，就是明武宗与达延汗这两位君主个人理想的冲突。按照惯例进行扣边袭扰的蒙古人，遇上了急于需要战功的明朝少主。所以照常理而言，这将会是一场火星撞地球般的恶战。但实际情况却与朱厚照想象的截然不同。 当估计有3-5万的蒙古骑兵南下后，已经跑到去大同寻求军功的明武宗也决定北上决战。但明朝糟糕的军政状况，却不可能为他准备自己期望统领的军队。尽管边境的卫所一直比内地的同行要更为善战，却依然架不住糟糕制度设计所带来的颓废与贫困。这就让很多驻地的实际兵力数目，要大大小于朝廷在花名册上看到的数字。将领在平日里靠 ... 自己的精锐家丁出阵，应付各种规模有限的冲突。真的摊上大规模战事，则必须进行伤经动骨的动员。何况对于明朝军队来说，规模越大，战斗力反而越弱。 明朝军队的实际数量与水平 都不宜高看只是这些情况并不能消退朱厚照的热情。他在率领大同的驻军北上后，也命令边境上其他各军镇派兵马来支援自己。这样，如果他自己遭到敌人的优势兵力包围，从辽东、宣府和宁夏赶来的援军，将会从两翼打击缺乏准备的蒙古人。 从军事角度而言，朱厚照的部署在大体上没有问题。但他仅仅考虑到了明朝一方的部署态势，而忽略了对蒙古军队的估算。这种将对手想当然弱化的思维，注定了应州大捷将会是以闹剧收场。 今日的应州古城遗址因为蒙古骑兵南下的目的大都是为了劫掠与 ... ，并没有强行攻破城关的欲望。在这样的战略目标下，3-5万人的骑兵将会以最大覆盖范围布置。以便在同一时间内，扫荡最大的单位面积。这么做的另一个好处，则是在明军的长城防御沿线，制造更多的混乱。让明军无从判断蒙古人的主攻方向，不能从容的抽调沿线兵力进行重点防御。 >从几路明军的增援情况来看，来自辽东与宣府的边军，最快抵达了朱厚照所在的大同地区。说明达延汗并没有在这个方向上展开什么军事行动。但西面的榆林和宁夏等地驻军就没有很快抵达，显然是在自己的当面也发现了蒙古军队。 蒙古人也会根据自己的战术传统，也会在各支分队的外围都派遣侦查兵力，不可能对大规模明军的出现没有任何察觉。即便是全军后撤，都会留下部分断后的兵力应付。从历史细节来看 蒙古人并为将力量集中于一个方向朱厚照所率领的大同驻军，就以最快速度追击他所认为的蒙古主力。只是蒙古骑兵的反应速度超乎了明武宗的想象。在一路撤退之后，突然让他遭遇了更大规模的敌军。这同样是蒙古人非常经典的后退包抄战术。有时候只需要一支战力不强的轻骑兵队伍，便可以把对手的精锐重骑兵吸引到自己的主力跟前。若非蒙古人已经处于全军后撤的局面，明朝历史上的第二次土木堡事变就会上演。 最终挽救明武宗命运的是次日清晨的大雾，这帮助他成功的逃出了蒙古人临时组织的反击陷阱。明朝不断加固的长城防线 也让蒙古人不会将兵力集中在一个地方蒙古人显然比大明皇帝更了解附近战区的整体情况。达延汗很容易的就看穿了朱厚照的策略，并以最轻微的代价，化解了明军的合围之势。倒是朱厚照自己在宣布大捷的情况下，直接撤回了宣府，显得举止有些怪异。 战后，明军清点自己的战果，发现仅仅打死了16个蒙古人，自己一边却有52人战死。即便是将两个数字相加，也不可能是一场大规模遭遇战所应有的伤亡。所谓的大捷之说，自然是不攻自破。在撤退中射击的蒙古骑兵时代的局限
应州大捷在实际上暴露了明军的实力应州大捷无疑是明朝边境局势与军事力量状态的体现。无论蒙古人在当时如何衰落，都有能力给每况愈下的明军以意想不到的打击。明朝人无论如何吹嘘自己的赫赫武功，都无法掩盖战斗规模小、战斗强度低的事实。 >达延汗在1507后病死，漠南蒙古开始进入了新的权力结构调整。这让他们暂时无法组织起规模很大的袭扰行动。以至于明朝人都注意到蒙古势力的暂时消停，并被很多不求甚解的后人解读为应州大捷在实际上重挫了蒙古军队。 这种充满主观臆断的想象，不仅常见于知识水平有限的古代士大夫身上，也不断提醒着今天的很多人还要学习一个。达延汗死后 蒙古人暂时没有了大规模南下的能力至于明武宗自己，则在两年后又找到了为自己增添武功的机会。远在江西的南昌，爆发了雷声大雨点小的宁王叛乱。这场闹剧式的叛变行动，很快就被日后声名远播的王阳明所平息。但局势的瞬息万变，并不能消退朱厚照的装逼热情。姗姗来迟的他，命人故意给宁王松绑。以便自己带着养子们，再上演一遍擒拿叛逆的好戏。 也是在这一年，朱厚照首次接见了从马六甲赶来的葡萄牙国王特使。他将使团全部带回北京，并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内，学会了葡萄牙语。这对于喜好异域风情和外族语言的皇帝来说，可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他在此之前，就已经学习了蒙古、 ... 和 ... 等地的方言。他的身边除了养子与宠臣，也经常会有来访的喇嘛、商人和使节。 葡萄牙大使皮雷斯的雕像 他最终死在了明朝只是这次“南征”，也给明武宗的早亡，埋下伏笔。第二年，在回程途中的一次落水，让常年掏空身子的皇帝开始患病。到1521年4月，这位离经叛道的年轻帝王，就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统治生涯。他的宠臣与养子们，很快就被拨乱反正的士大夫官员所清洗。 伴随明武宗而去的，不仅是他生前建立和维护的幕府兄弟会，也包括了明朝前期皇帝们所特有的蒙古化性格。这层文化继承因素，在朱厚照身上闪现了最终消亡前的回光返照。也为远在里斯本和君士坦丁堡的宫廷，带去了极具诱惑力的传说。 迅速平定宁王之乱的王阳明 并没有得到太多褒奖最耐人寻味的，无疑还是武宗一朝的士大夫官员们。他们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抗争着明武宗所推行的非中原式政策。但同时也不能没有一个皇权象征来作为自身地位的保障。当皇帝不习儒家经典，却热衷西域的神秘仪式，他们一定也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却又无可奈何。当皇帝不断扩大自己的养子队伍，这些人也更是察觉到了一丝凉意。 明武宗是最后一个留下世界传说的明朝皇帝当然，即便明武宗有更长的寿命，也很难在根本上改变明朝的中原化趋势。他所建立的军事兄弟会，只是徒有其表而实际能力不足。一旦需要处理远方的事物，仍需仰仗儒家士大夫们构成的官僚系统。他一直注意从宦官和军镇中提拔人才，也是对这种大趋势的本能抗争。但整体环境的每况愈下，由不得任何人以一己之力去强行扭转。（完）以上内容由（历史认知网）整理发布，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特别申明：本文内容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立即与我们联系（devmax@126.com），我们将及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