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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谈谈幕末中下级武士的性质 文／程永明 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实行严格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士”即武士，他们处于统治阶级的地位，在政治上也享有绝对的统治权，武士阶级的每一个成员都握有对被统治者的生杀大权。但是就同处...
谈谈幕末中下级武士的性质
文／程永明
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实行严格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士”即武士，他们处于统治阶级的地位，在政治上也享有绝对的统治权，武士阶级的每一个成员都握有对被统治者的生杀大权。但是就同处在统治阶级地位的武士阶级内部而言，各个阶层和集团的政治地位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在其内部也有等级之分。在政治上，上级武士之间，由于同幕府将军德川家族的亲疏程度不同，而有“亲藩”、“谱代”和“外样”之分，他们的政治地位有显著的差异，并因此而存在着矛盾。在中下级武士之间，直属将军的武士──“旗本”和“御家人”的政治地位比较优越，可以直接参与幕政；在各藩，则是少数高级门第的武士，即所谓“权门武士”把持藩政，而占大多数的中下级武士在政治上受到压抑，不能直接参与藩政。因此，广大中下级武士与权门武士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是很尖锐的，他们要求“破格用人”，打破权门武士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在经济上，大名和一部分上级武士除领有高额的禄米外，有的还拥有自己的领地，而一般的中下级武士，只能领有少量的禄米以维持生计。
除了上述政治和经济地位上的悬殊和利害关系上的差异之外，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也在武士阶级内部引起了深刻的变化，这也是使武士阶级分裂为两个互相对立势力的一个重要原因。生活在商品经济支配下的武士为了生活，不得不将自己向农民收取的贡米或从领主领取的禄米出售，来换取必需的货币，这就使武士逐渐失去了掌握自己经济生活命运的能力，而陷入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控制之下。有的中下级武士本身所领取的禄米很有限，除去口粮之外，能够拿到市场上出售的已为数不多。再加上将军和大名常常利用停发或削弱中下级武士傣禄的手段解决自己的财政困难，这就更加速了中下级武士的贫困化，甚至使部分中下级武士沦为失去生活来源的“浪人”。
上述原因造成了中下级武士“恨主如仇”的不满情绪，这还不是幕末日本武士阶级内部发生的最为深刻的变化。因为在他们中间还有一部分人开始同资本主义关系和资产阶级发生了密切联系，即资产阶级化了。有的从富有的商人家族中收养养子，同商人阶层直接接近起来；有的直接经营商业，甚至上升为批发行资本家。这些人在经济利益上已经同资产阶级趋于一致，还有一些中下级武士改行当教师、医生等，其中有些人学习“兰学”，接触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产生了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朦胧愿望，成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言人，例如幕末的吉田松阴、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人。
从以上内容不难看出，日本幕末倒幕维新中的一部分中下级武士是因政治上的压制和经济上的贫困而对上层统治集团产生了不满情绪；另一部分是所谓资产阶级化了的中下级武士。前者经济地位的恶化和“恨主如仇”的不满情绪的产生，既不意味着他们的阶级立场已经发生变化，也不意味着他们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滋生出革命的要求，他们虽然不满现状，但所要求的只是重新恢复已经丧失了的特殊地位。因此这种不满情绪一方面削弱了统治阶级的整体力量，发生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变化；另一方面他们的某些利益和要求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是一致的，因而尽管他们不是革命的，尽管他们同上层统治阶级的对立和矛盾仍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对立和矛盾，但却可能成为资产阶级暂时的同路人。而资产阶级化了的中下级武士则不同，他们同上层统治集团的矛盾已经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是资本主义因素同旧的封建制度之间矛盾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他们促进了当时在日本刚刚产生，但很软弱的资产阶级同中下级武士之间的联盟，并为其提供了政治上的代言人。但是也并不能因此而过分强调幕末日本中下级武士资产阶级化的程度，因为他们的人数还不多，并且由于他们本身原有的阶级性，在他们的世界观中也留有许多封建意识，这也正是明治维新后仍保留有大量封建残余的原因所在。
要想了解日本维新运动中中下级武士的地位或性质，就必须先了解他们是通过怎样的形式同资产阶级发生联系，并同其一道将维新运动推向前进的。中下级武士同资产阶级发生联系的渠道和形式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也就很难简单地用一句话来为其定位，只能是运用两点论的知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夸大任何一个方面，以免失之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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