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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花四爱图梅瓶的四爱图漫语陶瓷学界凡论及元明青花瓷器，必谈青花四爱图梅瓶。郢靖王的为青花龙纹梅瓶，王妃的为青花四爱图梅瓶。郢靖王的青花龙纹梅瓶，以龙纹为装饰图案，显然是帝王象征的专属品。郢靖王墓所出青花四爱图梅瓶的“王羲之爱兰图”中，王羲之盘腿端坐在一庭院的地面上，宽额圆脸，身著素衣，宽衣敞胸腹，露肩膀，腹部明显肥胖凸出，胸毛延及腹中，显得壮实肥胖。
青花四爱图梅瓶的四爱图漫语
陶瓷学界凡论及元明青花瓷器，必谈青花四爱图梅瓶。多以武汉市博物馆收藏的青花四爱图梅瓶为例，这件器物几乎成了元青花瓷器的一件标准器。它的影响甚至还延及到了花卉爱好界，被作为经典加以引据。其实就在文物考古界之中，对这件青花梅瓶四爱图的解释也存在不同的意见。其中的错误非常明显，且都是在很权威的版本之中。
青花四爱图梅瓶最早见著于文献，是在由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中。现照录于此：“青花四爱图梅瓶。高37.6厘米，口径6.2厘米，足径13厘米。元。小口，短颈，丰肩，腹下渐收，足微外撇，圈足。胎质紧密，色白。器身有两道胎接痕。通体施白釉，器内无釉，釉色泛青。纹饰分三组：肩部为主题纹饰，在四个菱形开光中，绘有：‘王羲之爱兰’、‘周茂叔爱莲’、‘孟浩然爱梅’、‘林和靖爱梅鹤’。腹下部绘一圈宽仰覆莲纹，底部有三道弦比方为边饰。此类瓶在元青花中少见。现藏武汉市文物管理处。”在书中配发的一张照片是“周茂叔爱莲图”。
据知情者介绍，此件梅瓶是武汉市文物商店购自民间，后藏于武汉市文物管理处，现在收藏于武汉市博物馆。限于当时候认识水平程度，在对主题纹饰“四爱图”著录中的“孟浩然爱梅”显然有误。而这个错误的判读，尽管已经很明朗，但还是有以讹传讹者。
著录中的所谓“孟浩然爱梅”，应该是一幅“陶渊明爱菊”图，画面中的人物特征、故事情节都很明显。其实在张浦生著《青花瓷器鉴定》一书中，已经将之释为“陶渊明爱菊”。然而，在《中国青花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和《元代青花瓷》（文汇出版社，2002）两书中都将之释读为“孟浩然爱梅”图。就在《文物天地》2007年第5期中，有肖发标《元代鎏金银质玉壶春瓶上的人物故事》一文，插图里刊发了武汉博物馆所藏青花四爱图梅瓶的全部四幅绘画图案照片。作者仍然依照旧说，将之解释为“孟浩然爱梅”图。可见最初的一个误读引起的麻烦还真不小。因此，看来很有必要明确地对错误进行纠正。更令人欣慰的是湖北又有了新考古资料的发现，使得纠错的条件和时机都已经成熟。
经国家文物局审批同意，2005年11月至2006年元月，在湖北省文物局领导和组织下，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钟祥市博物馆联合组成明郢靖王陵墓发掘考古工作队，对明代郢靖王陵墓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郢靖王陵墓位于湖北省钟祥市。墓主朱栋是明太祖朱元璋第23子，生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册封为郢王，永乐六年（1408年）就藩安陆（今湖北钟祥市），卒于永乐十二年（1414），享年27岁，谥号曰“靖”，永乐十三年（1415年）葬于城东20里清平村宝鹤山。王妃郭氏门第显赫，为明朝开国元勋营国威襄公郭英之女。王妃郭氏在郢靖王病逝一个多月后悲痛自尽。《兴都志》卷载：“妃郭氏，王薨之逾月，妃痛哭曰：贤王舍我以去，我寡而无子，尚谁恃邪，念自幼嫔贤王侍如宾友中，今安忍独生乎！乃整妆对镜，自写其容，付谨密宫人掌之。云：候诸女长成识母之遗容也，遂自尽。朝廷闻而贤之，恤典加厚。”王妃郭氏自尽随王合葬的情节甚是凄婉感人，却也符合明代早期王妃殉葬的惯例。
该墓是郢靖王朱栋与王妃的合葬墓，有其独特的葬制、葬俗。在墓门前发现了墓志铭及巨大的堵门石。墓志铭一合，碑铭外用上下两道扁铁箍住。碑盖为“郢靖王墓”四个篆字，四周有平雕纹饰，上为“龙凤”并列纹，左右下为“龙”纹。碑首出现龙凤并列纹饰，应与墓中郢靖王同王妃合葬的特殊状况有关。
郢靖王墓的墓室为先凿岩坑，后用石、砖砌筑而成，地宫为砖石建构，地宫上堆封土。地宫内分前室、中室、东耳室、西耳室、后室。墓内随葬品较为丰富。初步统计，随葬品有金、银、玉、宝石、铜、铁、铅锡、瓷、陶、漆木等数百件。后室有棺床，棺床四角部雕成须弥座式。棺木已腐朽，但从随葬品的放置可以分辨位置，郢靖王棺木位于东边，王妃郭氏族棺木位于西边。王妃的棺木位置处随葬有较多的金器。在郢靖王棺木和王妃棺木前端棺床下方，分别放置有青花龙纹梅瓶和青花四爱图梅瓶。郢靖王的为青花龙纹梅瓶，王妃的为青花四爱图梅瓶。或许是“恤典加厚”的缘故，王妃的随葬品明显多于郢靖王。
在众多的随葬器物当中，最值关注的是这两件青花梅瓶。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物价值极高。郢靖王的青花龙纹梅瓶，以龙纹为装饰图案，显然是帝王象征的专属品。而王妃郭氏的青花四爱图梅瓶，其四爱图图案则极富生活情趣，是一件极为珍贵的古代艺术瑰宝。
青花四爱图梅瓶高38.7、口径6.4、底径13厘米。器物造型为小口圆唇，束颈广肩，器上腹圆鼓，下腹微微内收，圈足平底。底足处有明显的火石红。白胎，施白釉，釉色泛青。以青花为纹。纹饰以带状的卷草纹和锦带纹为界，将纹饰分为凤凰展翅翱翔，穿飞在缠枝牡丹花丛之中。器腹中部有四个海棠形开光，在四个海棠形开光内，分别绘有“王羲之爱兰”、“周茂叔爱莲”、“陶渊明爱菊”、“林和靖爱梅鹤”四幅人物故事图案。元明时期瓷器上，常有描绘古代名人高士日常生活中的爱好题材的图案。在四个海棠形开光之间，点缀有三角状的祥云纹。梅瓶的下腹部饰覆莲纹，莲瓣中有垂叶状的祥云纹。釉面细腻光洁，青花发色鲜艳青翠，造型精巧规整。依据其器物的造型、胎质、釉色以及纹饰图案的特征，大致可以推断为元代末年至明代初期。
郢靖王墓所出的青花四爱图梅瓶，在造型、胎质、釉色、纹饰以及尺寸上，与武汉博物馆所藏的青花四爱图梅瓶都非常相像。尤其是主题纹饰“四爱图”所表现的题材和内容是相同的，只是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尚有微小的区别。现将两件梅瓶的照片对照进行比较。
郢靖王墓所出青花四爱图梅瓶的“王羲之爱兰图”中，王羲之盘腿端坐在一庭院的地面上，宽额圆脸，身著素衣，宽衣敞胸腹，露肩膀，腹部明显肥胖凸出，胸毛延及腹中，显得壮实肥胖。左手抬起，正指向左前方的一盆绽放的兰花，好似在做诗吟对，赞美花中君子。
王羲之的目光视线正好与兰花为平视状态，兰花栽培在一个浅腹圆形的花盆中，兰花的叶片健壮有力，其间绽放有数朵兰花，而花盆又似放置在一个有三只矮足的圆形的浅盘上，而三足盘放置一个竖立的石头上。花盆好似有花瓣纹做装饰。石头为平顶，下宽下窄，底埋于土地中，四面有小草，在王羲之面前有两束小草，而在右边有横卧的小石块，其上生有小草。在面上还有一只面覆地的荷叶，荷叶上的叶脉也显得较为清晰。在其左腿旁有一只圆形大罐，一只似花朵状的勺柄露于罐口。罐的造型颇具有元代流行之瓷罐的造型风格，亦可作为其器物时代判断的佐证。
庭院中大树的枝干粗壮，似为梧桐树，树叶与元代张舜咨所画的苍鹰梧桐竹图中的梧桐叶极为相似，元代绘画中的人物头面及脸膛都显得丰满肥胖。庭院中有树有石有草，亦有花，在王羲之背后有一书童手捧书卷立于树下。
武汉市博物馆的青花四爱图梅瓶的“王羲之爱兰图”中，主人衣冠严整地在柳树下观赏兰花，身边的书童头上只有一小髻。所描绘的内容和题材是相同的，应该是王羲之爱兰观兰图。
关于王羲之的传说故事中，最为著名的是写经换鹅。至于王羲之爱兰，则多是从王羲之“兰亭集序”推测而来，并无直接的爱兰故事和文字流传，难免使人怀疑图案中爱兰主人是否为王羲之。郢靖王墓中出土的梅瓶图案中，赏兰者敞露胸腹肩，又正地与王羲之袒腹东床的典故相契合，大大地增强了其可信度。图案所描绘的季节当为夏天，所赏的兰花也就应当是建兰中的夏兰，但图案中的叶片较为宽大，兰花则以单朵散布其间，显然与夏兰的特征不同。
郢靖王墓所出梅瓶上的“陶渊明爱菊图”，所描绘的人物及菊花特征都很准确，尤其是瓶插花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陶渊明爱菊图有典故可循，图案中陶渊明正行走于庭院内，手握一只螺旋纹状杖首的长杖，头扎花束状装饰品。好似有簪，身着花衣长袍，腰系素带，长裤及足，左手下垂，右手上仰，握有长杖，外穿圆领宽袖的对襟长袍，内穿桃形领的衣裳，正回首观望菊花。在画面中还绘有一只灵芝。菊花插在一个小口束鼓腹似壶春瓶的器物之中。由一侍童双手捧于胸前。侍童身穿素面斜襟，腰扎素带，巾带挽结，飘动于身前，头上有两个小髻，两边饰有辫发，书童身后有假山石耸立，似乎象征着身居庭院之中，假山石上生有小花与小草，主人前有假山石，体现了空、灵、怪之特征，石头上长有小草。
很明显，这幅图案画的就是赏菊爱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秋菊有佳色，燕露掇其英”是陶渊明的著名诗句。陶渊明爱菊的传说，就是后人由这些诗句中引申而来的。周敦颐《爱莲说》中有“晋陶渊明独爱菊”之句。历代文人墨客，咏菊者众之，而陶渊明咏菊爱菊的情节，无人可与这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诗人相提并论。陶渊明一生深受老庄思想影响，放弃仕途，归隐田园，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田园诗人。他的《桃花园记》世人皆知，表现了诗人乌邦式的生活理想。可以说是陶渊明洁身自好隐居田园的写照。陶渊明独爱菊，正是对他不苟随时俗的高洁品质的赞颂。
武汉市博物馆的青花四爱图梅瓶上的相同图案，依传统观点被释为“孟浩然爱梅花”，实际上是一种误读。前面已经谈到，这种误读最早见于文物精华辞典。应该说是两件梅瓶上所绘的“四爱图”，故事内容相同，但在画面的细节处理上，还有一些细微的差别。郢靖王墓所出梅瓶描绘的图案中有灵芝纹，武汉市博物馆收藏的梅瓶中没有，却在主人面前有一块生有小草的石块。主人身着素衣，所执长杖杖首为叉形，书童背后的假山石下方似乎有宽长的蕉叶纹，大树枝干苍劲。尽管侍童手捧瓶插菊花，没有郢靖王墓所出梅瓶上描绘的那么清晰，但菊花的特征还是很明显，无论如何，也不会与梅花有何瓜葛，就更谈不上与“孟浩然爱梅”有啥联系。郢靖王墓出土的图中，背景上的大树为柳树，而武汉市博物馆梅瓶上，大树为宽叶状的梧桐树，恰好与郢靖王墓所出梅瓶的“王羲之爱兰图”中的树木相类同。
郢靖王墓所出梅瓶的“周敦颐爱莲图”中，周敦颐头戴冠帽，身上外穿素面衣袖宽大的对襟长袍，内穿斜襟的内衣，手执拂尘，立于池塘岸边，正聚精会神的注目观赏池塘中盛开的莲花。池塘中花叶茂密，其中有两枝莲花，一枝绽放，花瓣簇拥花心，层层叠叠，刹是漂亮。一枝正含苞待放，成桃形，苍劲有力，而池塘中的荷叶，或成蒲团状展放，或者作卷合状出水的尖尖状，在荷叶与莲花之间似乎还有细长的水草。荷叶莲花下有水波纹，在莲花后方有一束满是花朵的漫枝，地面上有束小草，在主人身后有一个身穿花衣长袍的书童用手臂夹住一个长方形的木琴赏莲。以抒发悠闲自乐的情绪。
书童身后有粗大的柳树，柳树的枝干又覆盖于人物的头顶，且伸进了池塘的上方。其叶子的形状与爱菊图中的柳树相同，这幅图中没有假山石，也正好象征着田野池塘的广阔空间，此幅画面所表现的季节为夏天无疑。
武汉市博物馆所藏梅瓶上的“周敦颐爱莲图”与郢靖王墓所出梅瓶“周敦颐爱莲图”差别是四幅图中最小的。主要的差别是侍童的服装为素衣，还有就是侍童手中没有抱琴，爱莲赏荷的主题更明确的。
郢靖王墓所出梅瓶的“林和靖爱梅鹤图”中，林和靖端端正正地坐在一块大岩石之上，头戴圆帽，头间佩围巾，身穿宽大的棉袍，左腿曲伸至地面，右腿盘踞于岩石上，右手执一长杖，杖首作弯曲的形状，主人目光正凝视于一只翩翩展翅的舞鹤，舞鹤的羽毛清晰，曲颈回首，圆眼尖喙。在主人的头顶之上是虺枝垂旋的梅花，梅花或绽放花瓣、或含苞欲绽。鹤足下有一块小山石，上生有小草和一向下弯曲的小花。主人的两侧都有空灵的假山石，其上生有较为繁多的小草。梅花当属冬春开花的植物，反映了名人雅士的隐逸精神。武汉市博物馆所藏梅瓶的“林和靖爱梅鹤图”，主人的基本造型相似，而手执的长杖放在左臂边，身后有一侍童站立身后，舞鹤起舞于地面上，在主人面前有宽叶植物及灵芝纹。
林和靖，宋朝著名诗人。姓林，名逋，字君复，浙江钱塘人，出生玩过儒学世家。早年曾游历于江淮等地，后隐居于杭州西湖孤山之下，喜欢梅、鹤，自称“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曾在孤山绕屋种梅300株，并养放鹤，流传“梅妻鹤子”的故事。传说林和靖死后，鹤也在墓前悲鸣而死。林和靖隐居孤山，在隐居生活中自得其乐，恬然知足，甘心淡泊。林逋在宋天圣六年（1028年）去世后，宋仁宗赐谥号给林逋，称为“和靖先生”。林逋是以杰出的咏梅诗词而闻名于世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两件青花四爱图梅瓶有许多的相同处，尤其是主题纹饰图案“四爱图”所描绘的人物及故事是相同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关于这两件青花四爱图梅瓶的年代，武汉市博物馆的一件推定为元代。郢靖王墓所出的这件梅瓶，因墓葬的时代有名确的纪年，但考虑墓葬的下葬年代是器物的年代下限，为了稳妥起见，也为了给今后的研究留下充分的空间，故将其年代定在元末明初。
如今留存于世的青花四爱图梅瓶，见著已发表的资料，还有广西桂林博物馆收藏的两件“大明万历年制”款青花四爱图梅瓶。
两件梅瓶是1976年出土于桂林火车北站旁的一座竖穴土坑墓。墓主名为刘元石，身份为“文林郎”，卒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梅瓶分别放置于棺的中段两侧，出土时梅瓶内发现装有五谷和一枚“万历通宝”铜钱。
梅瓶器高40.5厘米。为小盘口，束颈，丰肩，上腹圆鼓，下腹斜收至底。矮圈足，底心施釉。瓷胎细腻，器体轻薄。器内外施釉，白釉泛青，青花发色蓝中泛紫，无晕散。肩部有“大明万历年制”款，青料楷书。肩部饰如意云肩纹和银锭、拍板、双钱、方胜、如意等杂宝纹，如意云肩纹内充填有折枝花卉。下腹部饰朵梅纹和覆莲瓣纹。腹部主题纹饰图案为“四爱图”，故事题材分别是“陶渊明爱菊图”、“林各靖爱梅图”、“周敦颐爱莲图”、“俞伯牙爱琴图”。前面的三幅图案与郢靖王墓所出梅瓶和武汉市博物馆藏梅瓶的“四爱图”内容相同，“俞伯牙爱琴图”，顾名思义，图中必然会有琴及琴童。在郢靖王墓所出梅瓶的“周敦颐爱莲图”中，有侍童抱琴的情景。很遗憾的是，笔者还没有机会见到原件，也没有见到较清晰的细部照片资料，不能对其图案进行深入地探讨。
综上所述，无论是武汉市博物馆藏元青花四爱图梅瓶，或是郢靖王墓所出元末明初的青花四爱图梅瓶，还是桂林博物馆收藏的两件“大明万历年制”款青花四爱图梅瓶，其主体纹饰的内容是相同或者相类的，反映出元明时期青花瓷器人物题材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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