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的三十一件敦煌写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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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博的三十一件敦煌写经卷2004年9月，为庆祝敦煌研究院成立60周年，南京博物院将院藏的31件敦煌写经卷首次公之于世，共襄盛举。这31件敦煌写经卷，有一部分有收藏者的文字和印记。通过这件写经卷可以了解，除了多数被列强劫掠流失海外的敦煌藏经洞写经卷外，尚有极少数唐代以来与我国交流频繁的国家，如日本、中亚等国，也可能保存有唐代写经卷。这类文献类似敦煌写经卷，但却并非出自藏经洞。

南博的三十一件敦煌写经卷

　　2004年9月，为庆祝敦煌研究院成立60周年，南京博物院将院藏的31件敦煌写经卷首次公之于世，共襄盛举。这批藏品均通过各种途径流落民间，最终捐献给国家。由于有了民间流转的特殊经历，所以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学界对于敦煌藏经的认知过程。

　　其中两件是 ... 尔文写经卷，年代为唐，为1942年从敦煌收购。其余29件中，8件系北魏至隋写本，字体为魏碑，包括“佛说三十七晶经”、“大乘涅架经”、“大智度经卷第二十二”、“大知论卷第六十七”、“清净经”等；1件系隋末唐初“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卷三十五”。其他为唐至五代写经，字体为楷书。唐代写经卷有“妙法莲华经卷第一”、“第三、第七”、“大般涅檠经卷第二十二”、“第三十九”、“瑜伽师地论卷第十、第十二”、“佛说阿弥陀经”、“大乘无量寿经”、“老子道德经”、“春秋后国语写本卷”等。唐至五代写经卷有“大乘人楞伽经”、“说一切有部式经”。这些敦煌文献，纸张色泽绝大部分为黄色，为先染色后写经。只是 ... 尔文写经卷纸质像白棉纸色，在书写前均打条格而书。

　　在这31件经卷中，只有两件留下了写经人落款，均为唐代。一件“大乘无量寿经”，其写经人为“宋良升”。另一件“瑜伽师地论卷第十-二”，卷末落款为“大唐贞观八年岁在甲午三月三日沙弥一真写”。这两个写经人，显然前者为俗家人，后者为僧人。僧人写经属正常，而俗人写经，则说明当时抄写这批敦煌写经卷已经有很大规模，僧人每日功课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必须到市井中去招募知书之人来完成这项工作，足见唐代写经在陕甘一带已经较为盛行。大量的写经人是不留名字的，因而这两件注有抄写人名的经卷就有了独特价值。

　　这31件敦煌写经卷，有一部分有收藏者的文字和印记。如南京博物院老院长曾昭燏1957年捐献的“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二”，卷首有朱文方印“高名凯考藏记”和白文“高名凯鉴藏印”。留有序、跋或加盖印、函最多者，乃第一个撰文研究敦煌学的学者罗振玉(1866—1940年)。如在“老子道德经写经卷”中，多处盖有“口口壬戌岁所得敦煌古籍”、“罗振玉”、“臣振玉”印。壬戌岁为1922年，正值中国学者对敦煌学的资料搜集和研究处于走向更加广阔和深入发展的前夕。再如残卷“春秋后国语卷”中，有“臣振玉”和“口口壬戌岁所得敦煌古籍”印。以上两件写经卷似由一人收藏，1953年由华东文化部拨交南京博物院收藏。

　　另一类收藏者则在题跋中写下了对文物的评价。在由华东文化部拨交的“大般涅桨经卷第三十九写经卷”中，题跋云：“全卷十九段共字五百行，大般涅槊经初唐人书，首段廿六行系隋人书二段，以下唐人补书，楷法俱精，笔力能扛鼎，纸如黄玉，发异香，未钤佛像印记，真希世宝也”。跋文后有两方“宜堂吴宝伟”和“过客”朱文印。该跋根据抄写笔迹，对文献由不同时代人抄写进行了认鉴，并对于书法功力和纸色、纸质等作了描述，对文献的价值作了评判，只可惜未留下题跋时间。

　　工商巨子，曾任国家 ... 的无锡荣毅仁先生于1964年捐赠的“唐人写妙法莲华经”手卷，卷未有朱文方印“五果堂丁珍藏”，题跋云：“至友石春山俨，字庄余，黄梅人也，民国四年选任甘肃镇戎富县知事，适敦煌石室之中，因游历之外国人发现唐人写经及佛像至多，其完善者均被西人拥载而去，其流落国人之手者，半多残缺。石君则获此《妙法莲华经》以赠予，计药草喻品、授记品、化城喻品共三品，完全整齐，颇足宝贵，兹特记其颠末以转赠宝山仁棣珍玩。如小兄张伯烈谨识”。此题跋未留下记题时间。它从文献的完整性方面对其价值作出了评估。

　　这批经卷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53年购自南京贡院松宝斋古玩店的“三弥底部论卷上写经卷”。卷首有欧阳渐墨书题“三弥底部论卷上”，并钤“藏园所藏”白文印。卷后题跋蔚为大观，有罗振玉等五人题跋。此卷为何在众多写经卷中独得重视呢?从题跋中不难看出。

　　罗振玉跋云：“此卷书法精健，虽无年号，然视为天平时所书无疑。丙寅仲冬上虞罗振玉观于津沽写斋并题记。”题跋后有“罗振玉”白文印。跋文写于1926年冬，罗振玉鉴定其为日本天平年间(729—748年)，亦即我国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写经卷。

　　孙嘉扔跋云：“唐人写经多藏海东，我国学者向有疑词，自近年敦煌发现大宗古籍，悉出唐贤之手，乃得证明不诬。此卷为芝孙先生尊公少芝前辈得自东瀛者，巨眼通识，不禁令人钦仰向往矣。民国十九年冬津门后学孙嘉扔敬题”。说明这卷经卷是“少芝”从日本带回祖国的文物。

　　孙恒题于1933年的跋文偏重对书法的评价，但对唐人写经卷则确认无疑。

　　传贤跋云：“余藏唐写经十余卷，于他处见者亦数十卷，多系千篇一律，出自当时专事写经之书手。惟其中一卷字墨皆精，与此卷酷似，且亦为唐代日本僧请去，流传至今之法宝。他日寻得，再与此卷合观，或将另有惊人之发现，亦未可知也。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国庆节传贤敬观于待贤馆”。他找到旁证，认定此为唐代日僧带回日本的写经卷。

　　商衍鎏的题跋则对于文献的流传历史作了进一步考证，跋云：“六合徐彝舟太史(下脱“哲嗣孙麒观察”六字)，闳博渊懿，于光绪中为日本公使驻节东京。是时日本维新，古籍多散出民间，少芝先生为观察介弟，随节东瀛，时助搜讨，每有珍本为《古逸丛书》所未收者，故六合徐氏藏书闻海内。此卷唐人写经，得时尚在敦煌石室未发现之前，殆为日僧至唐归装之物，复为少芝先生所得者。书法为隋代气味，虽一鳞片爪，而颇足宝贵。芝孙兄上承家学，善继慎守，益可嘉矣。丁亥二月商衍鎏题于金陵”。跋文题于1947年，对文献收藏者徐芝孙家传宝物的来龙去脉叙述详细，徐氏收藏时敦煌藏经洞尚未发现，证明此经卷为唐时直接传至日本。

　　通过这件写经卷可以了解，除了多数被列强劫掠流失海外的敦煌藏经洞写经卷外，尚有极少数唐代以来与我国交流频繁的国家，如日本、中亚等国，也可能保存有唐代写经卷。这类文献类似敦煌写经卷，但却并非出自藏经洞。

　　当然，跋文中考证日僧将此写经卷从中国带回日本的观点，也值得商榷。正是在日本天平年间，发生过一件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这就是唐代高僧鉴真多次东渡，于公元753年抵达日本，这个时间与天平末年相差五年。此经卷本身未发现有“天平”年代的准确记载，“天平”这个时间乃罗振五的推断，因此不能排除，也有可能是东渡的唐代僧人携往日本，亦或就是由鉴真东渡时带去的也未可知。

　　还值得一提的是罗振玉。罗振玉为敦煌学的研究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搜集和整理了大量敦煌文献，并最早向清廷上疏保护敦煌文献。他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为我国敦煌学的第一篇论文。在他的力主下，清廷查封石室，并将未被掠走的数千卷敦煌文书人藏于京师图书馆。罗振玉在后来的研究中陆续著有一批敦煌学专著。1921年，他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另一方面，从罗振玉在南博这批敦煌文献的序、跋文中多次使用“臣振玉”的印章可见，他在政治上的反动和在敦煌学上的贡献都是十分突出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避居日本，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故宫前夕，他仍然“奉召”人侍南书房。“九一八”事变后，他参与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并任多项伪职。但罗振玉对敦煌学有巨大贡献，足以成就他敦煌学奠基人的历史地位。

　　摘自：《文物天地》2005年-6期-总168期

　　编辑：之君

本文标签：罗振玉文化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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