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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末的上海，动荡纷乱。帝国主义的势力，早已把一块块富饶诱人的上海大地、划分为各个租界地区，在这块土地上，洋人吮吸着财富，清朝官吏刮尽了民膏。而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生活在这里，恰似生活在地狱的底层。 阮玲玉就出生在上海的这样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里。其祖籍是广东省香山县...
清末的上海，动荡纷乱。帝国主义的势力，早已把一块块富饶诱人的上海大地、划分为各个租界地区，在这块土地上，洋人吮吸着财富，清朝官吏刮尽了民膏。而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生活在这里，恰似生活在地狱的底层。
阮玲玉就出生在上海的这样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里。其祖籍是广东省香山县。
阮玲玉的父亲阮用荣，号帝朝，祖辈务农。由于当时农村凋蔽，无以为生，遂离开香山县到上海谋事，在当时的上海浦东亚细亚火油栈机器部当工人。
阮玲玉的母亲何阿英，也是广东香山人，二十一岁时候嫁给了同乡阮用荣。
这样一对夫妻在当时中国社会中是最为普通的，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最为善良的人。这也就决定了以后阮玲玉性格中善良、软弱、自卑的一面。
一九一○年四月二十六日，阮玲玉出生在在上海朱家木桥祥安里的一间阴暗狭窄的小屋里。父亲阮用荣求人为她取了一个有男孩味的名字：阮凤根。小名唤做阿根。
这美丽而柔弱的婴儿，出生不久就跨过两个时代──从清皇朝到了中华民国。皇帝没有了，国号改变了，而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起色，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小凤根的家里仍然挣扎在饥饿与病痛的边缘……
小凤根三岁那年，一直病弱的姐姐不幸夭折了。阮用荣夫妇面对着长女渐冷的身体，面对生活的贫困、爱女的离去，伤心至极。他们对小凤根，这个唯一剩下的女儿，更加怜爱有加。
美丽的小凤根慢慢地长大了。从记事起，她便常常在黄昏时，一边在门前捡菜剥豆，一边等候父亲回家。
不久，一个巨雷袭来──父亲阮用荣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和劳累过度而一病不起。
年轻的阮用荣在火油栈里干活，这里充满了具有挥发性的汽油、煤油和柴油。在这种充满了浓烈呛人的气味中干活，年长月久，肺里不知吸入了多少烷烃化合物，阮用荣不仅肺部受到严重伤害，而且身体的其他部位也受到了侵害。
阮用荣不幸去世时，小凤根刚刚才六岁。年仅四十四岁的阮用荣，遗憾地留下了寡妻何氏和孤苦的小凤根在这动荡、充满了痛苦和危险的世上……
为了谋生，母亲何阿英只好去给大富人家当佣人。于是小凤根随着母亲，走进了张家大院。何阿英带着小凤根在后院的佣人住房住下。懂事的小凤根处处留心，惟恐不小心闯出祸来，惹得主人家讨厌。
凤根是何阿英世上唯一的亲人和寄托，何况，凤根自小体弱多病，她爸爸刚去世之际，自己曾将她寄养在一个干姐妹家中，小凤根害了一场大病，整整两个月才渐好转。那次生病几乎葬送了小凤根一条小生命。
阮妈没有文化，但身居上海这样繁华的大都市，也约略知道读书才能有出头之日的道理。从此，阮妈默默地攒钱，决心将来要把女儿送进学堂。她在主人家卖命地干活，来博取老爷、太太的欢心。
八岁那年，小凤根终于可以上学念书了。并改了个学名叫阮玉英。起初，她进的是私塾，第二年，转入了崇德女子学校。
当时，进入洋学堂读书还是比较时髦之举，每学期不仅仅要缴纳一笔为数可观的学杂费用，此外还要缴纳书费、文具费、校服费、手工费、文娱费和远足费，等等；如果住校还要加上住校费和膳食费等等。所以一般贫苦人家的子女是进不起这样的洋学堂的。因为张家老爷正是崇德女子学校的校董，经过阮妈的恳求，阮玲玉才得以半费优待进入崇德女子学校读书。当时的西式小学也是可以住校的，一方面，是照顾路途遥远的学生就读，另一方面也是欧式教育为了培养学生集体生活的习惯和独立生活的能力。但阮妈交不起昂贵的住校费和膳食费等等，只好让小玉英走读，挤在那间佣人房里。
在入学之初，阮妈就叮嘱阮玉英，不要对任何人讲起母亲是佣人，免得受人歧视、受人欺侮。母亲的教诲，阮玉英牢记在心，在学校里，她对自己的家庭、身世一如既往的保密，从不与人深谈。（即使是后来她成了明星，电影界和社会媒体对她的身世也不甚了解。）
虽然上学没有改变阮玉英的贫穷，但是读书的感觉却让她无端地高贵了起来。她在中学时最喜爱的书，是那本《邓肯自传》。她崇拜那个自由而反叛的美国女舞蹈家。她要让自己以为渺小的人生，从此随邓肯一道飞扬起来……
阮玉英从九岁到十六岁，一直在崇德女校读书。上海崇德女子学校是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也是上海最老的新式学校之一。它创办于一八五五年，是一所教会学校。
那时女校学生在校都一样打扮，阮玉英剪着齐颈短发，垂着齐眉浏海，上身穿半长喇叭袖白色斜襟小褂，下着青色过膝裙子的校服。
阮玉英十四岁小学毕业时，已出落得「亭亭长成，琼葩吐艳，朗朗照人，虽荆布不饰而韵致嫣然。」（见联华公司出版的《阮玲玉小传》）
那时的学校是小学初中一贯制，小学毕业后，阮玉英就直接升到崇德女校初中部就读。那年是一九二三年，正值阮玉英十四岁的豆蔻年华。
阮玉英在校期间，由于视野的开阔，有了更多的机会思考人生，她那与生俱来的忧虑气质似乎更浓了。
当时的大上海，是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富商阔人的天下，同时也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大都市。
阮玉英渐渐在这儿长大了起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也越发的美丽动人。学校里的功课对她已经不那么费力了，课余，她开始去戏院里看戏、或者借许多文学名著来读。
戏曲和小说的知识类型都非常丰富，阮玲玉从中一次次体验了不同的人生、各样生活的甜酸苦辣。她嗜书如命，这个习惯终生未变。
当时在崇德女校读书的阮玉英，她学习刻苦、用功，成绩优秀，又十分喜爱文艺活动，在学校的游艺会上，经常表演文艺节目。每逢假日，她就和几名要好的女同学们一起，到影戏馆里去看电影、戏剧，并对电影表演艺术开始心生羡慕，憧憬着将来的银幕生活。
她还喜欢收集好莱坞童星秀兰‧邓波儿的影照。这时的阮玉英在心底早已对电影艺术产生了仰慕之意，认为能献身银幕那一定是最最幸福，也是一件非常困难、难以实现的事情了。
一个女子最美丽的时候，正是刚刚少年，脱离了各种规章制度的约束，渴望着浪漫爱情的发生，有着足够的青春可以挥洒，有着足够的美梦可以去遐想，有着足够的时光可以去流连、去追逐、去浪漫……
那时的阮玲玉是最美丽的：清秀的脸颊，修长的眉毛，像一朵花骨朵轻轻的、在人们不经意间吐苞而放──等人们留意过来时，她已经是亭亭玉立的一朵鲜花儿，如此美丽、如此富有生气。她的女性魅力正在逐步的体现出来，她的身材丰满而又苗条，特别是那双饱含着令人心疼的忧郁的眼睛，一直映到了一个人的心里，并被他抓住不放。
这个人便是对她的一生产生巨大影响的、分分合合折腾了八年之久、最后死缠到底并将她送上不归路的公子哥张达民。这正是阮玲玉在生命如花时节错走的一段歧路、错结的一段孽缘。
那时的阮玲玉还叫阮玉英。阮玲玉这个名字，是张达民在追求她和她谈恋爱时，为了讨好她而为她起的。阮玉英欣然接受了。从此，她就有了一个更温婉、更好听、也更文艺的名字：阮玲玉。
（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作家戴彦，着有《一个真实的阮玲玉》等著作。）
但这个说法很少有人采信。无论是阮玲玉的崇拜者还是研究者，他们更愿意相信阮玲玉这个名字，是她进入明星公司成为一名电影演员时，当时的导演为了更好的包装她而为她起的一个艺名。
这也成了阮玲玉多舛人生里一个不大不小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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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电影《故都春梦》奠定影坛地位
一九二九年，在北平创办了华北影业公司的罗明佑，特邀阮玲玉担任由孙瑜执导的电影《故都春梦》中一个重要的角色。
正是这部影片，不仅引领阮玲玉走出事业的低谷，而且一举奠定了她在电影界的地位。
这位罗明佑先生就是后来在中国电影史上赫赫有名的联华公司的CEO。罗明佑创业之初是在父亲的支持下，联合亲朋好友在北京开办了几家电影院，后来看到电影良好的发展前景，就在一九二七年广为游说，动员一些财阀巨贾构成了电影界实力雄厚的财团，成立了华北电影公司。然后，罗明佑再与当时有人有设备、但缺资金的民新公司搞起了合作拍片。他们各自保留本公司的名义，打出「复兴国片、改造国片」的旗号。
而「民新」、「华北」两家公司合作之初的头炮戏就是力邀阮玲玉参加演出的《故都春梦》。该片由朱石麟、罗明佑编剧，孙瑜执导。戏中有一个青楼女子角色，虽是反派，却很重要。谁来演呢？当时受过西式高等教育的两位有识之士罗明佑和孙瑜不约而同的看中了表演真实、细腻而富有魅力的阮玲玉。于是罗明佑出面于大中华百和影片公司商谈，特邀阮玲玉友情出演。当时正处于事业和生活双重压抑下的阮玲玉开心的接受了。
《故都春梦》的故事取材于当时一个真实的社会事件。说的是军阀统治下的北方地区，一个叫朱家杰的私塾先生，不安于现状，一心向往官场生活。为此，他带着妻儿背井离乡来到北平，借助于青楼女子燕燕的帮助，得到一个官职。之后，沉淀于酒色中的他娶燕燕为妾。得意后的朱家杰过度奢侈，不断贪污公款以补经济上的亏空。大女儿受到燕燕的引诱，堕落成了交际花；他的妻子怀着满腔怨恨带着小女儿复回了故里。不久，朱家杰官场失意、锒铛入狱，燕燕席卷家财与人私奔了，大女儿也遭人遗弃了。获释回家后的朱家杰悔恨不已，请求发妻原谅，从此丢弃邪念，共享天伦之乐。
阮玲玉扮演女二号、青楼女子燕燕。女一号（朱家杰的妻子）由林楚楚扮演。阮玲玉发现导演孙瑜拍电影的艺术理念非常独特，这也是阮玲玉从影以来，第一次碰到了在严肃的艺术创造面前必然要碰到的问题：演员在表演中是走老路去做戏，还是注重创造人物？……阮玲玉碰到这样的导演感觉十分新鲜。
孙瑜导演引领着阮玲玉，促使她的演技在潜移默化中向现实主义的人物创造方向靠近。阮玲玉有着很强的艺术悟性和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她一旦真正领悟角色，就能找到准确的感觉，塑造独特的人物性格及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演起来不仅真挚感人，而且颇有深度。
阮玲玉与当时的国际巨星玛琳黛德丽的演剧风格甚为相似。玛琳黛德丽在《蓝天使》中，一举一动，每一姿态，极其真切销魂，冶艳无比。这个特点集中展现在她的一双不凡的眼睛上──这双眼睛在镜头前，具有一种朦胧之美，好像有点「焦点不清」──透过这双朦朦胧胧的眼神，给人以强烈的魅惑力。
阮玲玉在《故都春梦》中饰演的青楼女子燕燕，是一个妖媚娇艳的女性，她用自己的魅力迷惑了家有贤妻的朱家杰，并以自己狡黠的交际手腕，为朱家杰觅得一份要职。阮玲玉扮演的燕燕，除用自己轻盈敏捷、婀娜多姿的形体作为体现人物特色的手段外，也靠她那一双发虚的、「焦点不清」的眼睛的魅惑力来扣人心弦、牢牢地抓住观众的心。一九三○年夏，《故都春梦》终于制作完毕正式向观众推出。为了使《故都春梦》一炮走红，「华北公司」的罗明佑和「民新公司」的黎民伟根据当时的情况，似将两个公司合并为「联华公司」，并适时地打出了「复兴国片」的旗帜。
在实际生活里，阮玲玉是质朴纯真的，而在银幕上，她却将一名周旋于达官贵人中的青楼女子燕燕，表演得妖媚泼辣、活灵活现。她与王瑞林（饰朱家杰）、林楚楚（饰朱妻）三个人的优秀演技，使得《故都春梦》作为联华公司「复兴国片」的第一炮，就完全打响。
复兴国片的口号果然深入人心，加之《故都春梦》的主题思想、故事情节、人物塑造、艺术处理都显然高于当时粗制滥造的武侠片，的确使人耳目一新。《故都春梦》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很快就打破了各埠的卖座记录。
作为女主角的阮玲玉在片中的表演为行家和观众们交口称赞，她完成了今人所谓的由本色演员到性格演员的转折，因而，《故都春梦》遂成为阮玲玉成材道路上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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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人不淑被逼上绝路
阮玲玉的前男友张达民，是阮玲玉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按上海人那个时候的说法，张达民就是一个小K（上海人把纨裤子弟称为小K，就是有钱人家──游手好闲不工作的那种子弟。相当于如今的「富二代」）。然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家的小少爷、「富二代」张达民也是经受过五四新思潮影响的一个青年人，所以他对阮玲玉这个保姆的女儿并没有歧视，因为五四新思潮中就有一个平等的意识，这是其一；其二，张达民那时年正十八岁，年轻，处于叛逆期，有热情，有追求，有一股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劲儿。阮玲玉那个时候十五岁，作为一个「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早熟的少女，身上隐约已有一种女人的味道。于是张家的这位「富二代」小少爷，就大胆地对阮玲玉发起了进攻。
不久，张太太发现自己的亲生儿子和保姆的女儿有这样一层关系，表示坚决不同意。她软硬兼施地想要拆散他们。而张达民那个时候也是情窦初开，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真心实意地想要和阮玲玉好，他强烈提议要和阮玲玉同居。于是，当时十八岁的张达民，成了在阮玲玉短促的一生中第一个占有了她的男人。
生活的磨难，使阮玲玉比普通少女更早懂事成熟；生活的磨难，又使阮玲玉过早地将自己的命运和一名玩世不恭的少爷连结在一起。
从十六岁到二十五岁，阮玲玉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为这个 *** 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用血汗换来的金钱，而张达民则愈来愈像魔影似的追随着她、笼罩着她，直至将她早早地送给了死神。我们不得不说，认识张达民，是阮玲玉悲剧命运的开始。
当时，旧上海发达的电影业，造就了阮玲玉，同时也造就了她的悲剧命运。
一九三二年，当阮玲玉在电影艺术上迅速发展的时候，「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了上海滩。上海很多富商为了安全纷纷躲避到了香港，阮玲玉也随着所在的电影公司，带着自己的养女和张达民一起来到香港。
在香港，阮玲玉遇到了她生命当中的第二个男人──唐季珊。事后来看，正是这位中年男子的出现，再次加速把阮玲玉推向了死的边缘。
唐季珊当时在东南亚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富商，他是做茶叶生意的。因为他很有钱，电影公司都拉他入股，所以他当时就是阮玲玉所在的电影制片厂联华公司的一个大股东。
唐季珊旋即对阮玲玉展开了疯狂而耐心、持久的追求。当时唐季珊在上海的新闸路买了一栋三层楼的小洋楼，作为他们的同居之所。后来阮玲玉就是在这栋小洋楼里自杀的，所以唐季珊送给阮玲玉的这份贵重的礼物，相当于是送给阮玲玉一座漂亮的坟墓。
就在阮玲玉和唐季珊开始新的同居生活时，张达民从外地回到了上海。当张达民看到阮玲玉身边的唐季珊时，他那黑暗的嫉妒心理油然而生，他那无赖的本质暴露无遗。苦命的阮玲玉暂时平静的生活再次掀起了风波，而这次风波直接把阮玲玉推向了死亡。
那个时候张达民已经潦倒了，他看到和自己同居了八年的一个女人居然和另外一个男人同居在一起，并且这个男人要比他更有钱、更成熟、更有实力，仇恨和嫉妒旋即控制了他整个的情绪、整个的身心。
这个时候张达民人性恶的一面就露骨地表现出来，他开始使用一种非常无赖的方式来纠缠阮玲玉。我们说张达民的身上既有公子哥儿的那种洒脱、那种浪荡，也有小市民的那种精明、斤斤计较，更有上海「拆白党」式的那种无赖，这三种东西合在一个男人身上，这个男人真的就是恶棍，而且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恶棍。
张达民准确抓住了阮玲玉要面子、怕出丑的软肋，一次又一次地向她敲诈钱财，并且最后这一次敲诈的数额很高，索要五千块大洋。
五千块大洋是个什么概念？
以当时的鲁迅为例：鲁迅当大学教授的固定薪水每月可拿三百块大洋。（那时候，一个北京市民每月的基本生活费平均是两三个大洋。）当年鲁迅在八道湾买的那幢四合院房子，一共花了四千大洋。这事如果放到现在，那得花多少钱呢？这是一道小学生都会换算的算术题。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当时的五千块大洋相当于现在上海市区的一幢别墅。
当时的阮玲玉就想花钱消灾、息事宁人，但唐季珊不干，他不想给这笔钱。他的理由也很正当：他不能没完没了地被一个无赖敲诈。
阮玲玉只好听唐季珊的。
结果张达民真的耍起了无赖：他跑到法院递了一张状子，说阮玲玉当时和他同居的时候，偷走了他们家的多少多少东西，而且还把这些偷来的东西送给了唐季珊。这样等于把唐季珊也一并告进了法庭。
唐季珊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决定先发制人，抢先向法院反诉张达民对他名誉诬陷。
第一轮官司不了了之，谁也没有告倒谁。真正的受害者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夹在他们两个男人中间的明星女人──阮玲玉。
张达民恼羞成怒之下，再次向唐季珊、阮玲玉提起刑事诉讼：他告阮玲玉犯有非法侵占和伪造文书罪，控告他们非法通奸、妨碍家庭罪。因为是刑事诉讼，作为被告当事人的阮玲玉必须亲自出庭受审。两个男人的诉讼夹攻，加上媒体报刊的狂轰报导，谣言传闻的愈演愈烈，让阮玲玉陷入了越来越深的丑闻泥潭。有的小报上什至出现了〈美女影星阮玲玉通奸记〉这样恶俗的醒目标题。双方告来告去，受伤最大的还是阮玲玉。各报连篇累牍地报导阮玲玉和两个男人之间的风流韵事，绘声绘影，诬蔑、攻击、谩骂接踵而至……
最后，精神崩溃的阮玲玉便像她在电影中演的那些悲情女主角那样，在一个凌晨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了。
我们已经知道，那是一九三五年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的凌晨。第二天，也就是三月九日，便是预定的阮玲玉必须亲自出庭受审的日子。在死亡与受辱之间，阮玲玉无奈选择了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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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原因后世臆测
阮玲玉的死因一直是说不尽的话题，直到今天还有各种不同的猜测。
阮玲玉自杀现象，绝不是孤立的。在她死的时候，前有艾霞、骆慧珠的自杀，后有英茵的服毒（英茵，小名凤贞，一九一六年生于北平，是清王朝一位亲王的格格。著名表演艺术家、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先生是英茵的侄子，名演员英达要称其姑婆。英茵主演的电影、话剧代表作有《十字街头》、《社会之花》、《梦里乾坤》、《日出》、《雷雨》等。她服毒自杀时只有二十六岁）。
更多英茵的故事：也将柔情酬知己：英茵
当代的研究者们对于发生在近八十年前的那段历史事件、以及阮玲玉的死因，又有哪些新的思考呢？
一是「入戏说」。
此说研究者认为：人们所猜测的她周旋于张达民、唐季珊以及蔡楚生【编注：蔡楚生为导演，与阮玲玉因电影《新女性》相恋，后选择退却】三人之间的暧昧关系并不准确，应该说阮玲玉自身的情感指向是非常清楚的。「联华」公司当时在整顿风气，阮玲玉没有拍完《国风》就被「冷藏」，张达民此时却控告阮玲玉与唐季珊「通奸」，还要求阮玲玉当堂作证。而阮玲玉其实早已终止了与张的婚姻关系，选择在三月八日妇女节死去也许表明阮玲玉作为女人的一种抗争方式。
阮玲玉的死包含了许多潜在的原因，除了性格因素、电影公司的「冷遇」带来的心理失落、陷入感情风波的精神困境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个人对理想生活的希望与现实的极大落差，导致了她对生活的绝望。
一个优秀的演员不论是对幸福的感受还是对悲痛的感受，都比一般人来得更深刻，或许他们没法从电影中类似的角色中走出来，他们被戏中的叙事逻辑所牵引，改变了他们对人生的思考逻辑，这可能是平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所谓「戏子」，是这个世界上最感性的情感动物，在自己与别人的故事里都会动了情流很多的泪，一直流到把自己魂魄消殒了。
看阮玲玉的照片──老上海的旗袍，身姿纤弱而如弱风拂柳，气质灵秀而如临水照花；细眉眼，锁愁烟，多情而隐隐的薄命相。最招人怜的是她处子般的颜面，她在那里笑，无邪至极，由衷到毫无保留，一直把一颗心 *** 在外面给人看，这样的人总是可爱而危险的。演戏淘空她一半的元气，爱情淘空她另一半的元气，剩下来的只有全线溃败了。
「你们看，她像有永远抒发不尽的悲伤，惹人怜爱。一定是个有希望的悲剧演员。」她十六岁第一次出现在试镜室时，导演卜万苍就给她下了悲剧的「谶语」。
难怪她会在《挂名夫妻》、《新女性》的片场，把自己哭得城垣都塌陷了。入戏之深，就把自己的人生也当作了戏：满是虚幻与幻灭，贡献出全部的自我。
她一心要做一个好演员，她以为尽心演好电影就可以解决好一切。她敬业到超乎想像的地步，读剧本读到一百多遍，演角色演到忘我。
比如在拍摄《故都春梦》时，她躺在雪地上拍摄冻僵的场景，导演要求她躺一下就行了，她却说，不可以，一定要继续躺到人有冻僵的感觉，拍出来才真实。在拍电影《城市之夜》时，有一场风雨之夜的戏，她被淋水，表示一定要淋透。在《新女性》里，有一场戏是她扮演的剧中角色不愿受侮辱，慌乱中从楼梯上一直滚到底层。拍戏时导演是要用替身的，她却不肯，而且固执地要求真实地、狠狠地撞她。她说：「我越跌得痛，说明坏人越狠。我越跌得重，我的心越恨。」
像这样的一种进入角色的方式，研究者们认为，阮玲玉是以精神直觉进行创作的表演艺术家──即依靠生命的直觉来直接抵达角色的深处。她用全部的生命力量进行创作，又在表演中体会了自身生活的不安和内心的脆弱，这样的创作方式造成了她的人生与电影人物的相互渲染。电影角色渐渐占了上风，更强化了她的人生本色。
有人做过统计，九年的银幕生涯，阮玲玉拍摄了二十九部电影，塑造了各个阶层的妇女形象。由于本色的缘故，她擅长演绎的多是悲剧角色──
她在银幕上曾自杀四次，入狱两次，其余便是受伤、癫疯、被杀和病死等等。虽然影片大都注重传奇性的结构，而且只限于揭露社会黑幕，未能指引光明的出路，但是，无论她饰演哪一种角色都是充满着斗争，无论怎么受困也保持纯洁的灵魂，凭她的精湛而惟肖惟妙的演技，简直使剧中人跃然地感动观众。（见《电影论坛》署名石郎的文章。）
香港电影《阮玲玉》的导演关锦鹏曾评论说，阮玲玉应该有过不止一次的自杀经历，濒死求生的切肤之痛使她把韦明这个因感情受挫而自杀的角色演得足以乱真。阮玲玉有没有自杀倾向？这个不太好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有很多资料显示，阮玲玉是个很情绪化的人。其实这也不奇怪，作家、艺术家基本上都属于这种情绪化很强的类型。拍摄《新女性》时，女主角韦明自杀身死的镜头拍完了，阮玲玉却久久地躺在「病床」上，躲在白色的被单里失声痛哭，哭了很久很久……是她入戏太深？还是想起了自己过去的自杀经历？预见到了自己的悲剧命运？……
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阮玲玉如是，张国荣等也如是吧。
二是「局限说」。
阮玲玉虽然在人前骄傲矜持，姿态优美有度，却始终是一个弱势的女子。弱势，不仅仅是指她的性别或是她的生计，而且是她的心理生存能力的缺失。正是这种缺失，把她带入了自己很难走出的一种心理生存困境。从表象看，阮玲玉的问题由男人引起；但从问题演绎到放弃生命的逃避，却是由于阮玲玉自身的精神封闭和心理弱势引起的。
阮玲玉是有着极其鲜明的性别意识的女子。她很喜欢画眉，当年人们盛传她在北平画眉要画一个小时，在哈尔滨要画两个小时，而且多以入鬓细眉示人。她还是理想的贤妻良母，擅长厨技，还擅长布置房间，种花种草。她一直渴望自己能有幸福的归宿，存了一个女子最普通的愿望：希望找到一个好男人，想要有一个好男人爱她，或者只是在流泪的时候，有一个肩膀可以借用。
从阮玲玉的人生经历和资料记载来看，她的这种期待是很大的，大到作为终极目标和改变命运的主要途径而左右了她的生活，使她拘谨、惶恐以致更加的虚荣和脆弱。然而她碰到的男人，却没有一个真正地爱她、怜她。历次的失望终于使她走向了绝望。
事实上，这些男人是导致阮玲玉放弃生命的直接原因。是三个男人先后打击了她对男人的期待，并把她的信念变成了沸腾的河水，她由于自救能力的缺失而无法泅渡到彼岸。
这就是阮玲玉的凋零。看起来是对一份情感的贪恋，而以生命的结束为终结。从这一表象分析，性情柔顺，容貌娇媚，心理懦弱，是几千年里中国女人取悦男人的本色武器，却也是女人人生悲剧中的本原因素。因为这样的女人往往无限依靠男人，在对男人的幻想中无限需要男人的保护，却也往往使男人们在满足了自己的虚荣或满足感之后，因为腻味而心生厌倦，自然就容易移情别恋。
然而更真实的情形是，当时为阮玲玉着迷的人何止千万。她有一只小藤箱，里面装满了青年男子给她的信，她既不加以嘲笑，更不忍心将这些痴心人的信撕毁，她把它们藏在一只藤箱里，上面加了把锁，还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小孩子的信」。
为什么这么多人的热爱不能让她想到自己如此之短的一生原本也可以很长呢？
阮玲玉把希望过多地寄托在对男人的幻想上。于是，她的生活就很容易出现蝴蝶效应：一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由于客体的原因发生了变动而被放大，最终导致一场风暴。
阮玲玉自杀的直接诱因无非是唐季珊移情别恋，并打了她两次，这自然是叫人难过的事，但这种难过却不至于放大到丧失一切的悲苦程度。如果她知道有十多万人挤到万国殡仪馆瞻仰她的遗容；出殡那天，灵车所经过的街道两旁，三十多万人为她送葬，她还会如此轻率么？
「我死了，你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好快乐。」阮玲玉在真实的遗书中对唐季珊说。
看到这些话，我们很难理解阮玲玉是真的想放弃生命，倒更像是阮玲玉拿了自己的生命作赌注或是武器，在试图挽回自己想要依靠的男人。
一个经不起风、经不起雨的女人，生命是她最后的保护了。这是女人们的善良和单纯。如此的女子，又如何能接受──人生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人性从来不这么单纯！
单纯是女人的本色，也是一种品质，但不是生存的通行法则。何况阮玲玉的本色来源还是戴了枷锁的──
她的身世很苦。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被累死。父亲死后，母亲只好带着尚还年幼的她去大户人家做佣人，她六、七岁时就伴随在母亲身旁替主人家料理杂务。在她的意识里，一个没有男主人的家庭是很无措、很卑微的。长大后，她一心想通过一个「有安全感」的男人来改变她和母亲的生存处境。男人是天，是她本色的体认。
阮玲玉自身的局限造就了她的悲剧。这是她自杀的内因。
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是悲剧的定义。
真正的悲剧是当外部强加给你苦难的时候，自己人性的弱点屈服于这个苦难，从而配合、演变成一出悲剧。
最后我们不能不看到，阮玲玉在自己人生的历程当中，在自己的追求、挣扎、探索当中，她一直没能跳出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人生局限──就是她所依靠的是男人、男人，最后还是男人。
阮玲玉是个林黛玉式的女人，彻头彻尾，非常的女儿态。就活个一缕芳魂，哪管世事黑白。从张达民到唐季珊，她跟的男人不是劫财的纨裤子就是贪色的登徒子。但她跟了男人，每次都痴痴地爱，没了自己地爱。最后她依靠的男人都成了冰山，她的世界断桅倾斜了。两个背弃她的男人带给她诉讼纠纷，加上媒体的流言攻击，她撑不住了，就服了安眠药自杀了。
饮恨饮恨，二十五岁即是一生。在电影《阮玲玉》里面，有一首主题歌，叫做〈葬心〉，咏叹得那么凄凄惨惨切切：
蝴蝶儿飞去，心亦不在
凄清长夜谁来，拭泪满腮
是贪点儿依赖，贪一点儿爱？
旧缘该了难了，换满心哀
怎受得住，这头猜，那边怪？
人言汇成愁海，辛酸难捱
天给的苦、给的灾，都不怪？
千不该，万不该，芳华怕孤单
林花儿谢了，连心也埋
他日春燕归来，身何在？……
里面有两句歌词，写得特别好：贪点儿依赖贪一点儿爱。
其实阮玲玉就是贪着一点爱，贪着一点依赖，然后放不掉一点虚荣。
这对一个女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卑微的要求，也是一个天经地义的要求。
三是「围城说」。
「围城说」也叫「面子说」。阮玲玉在银幕上所演的都是「新女性」，而银幕下的她却也和所有女人一样有她的弱点，有软弱性，也会有虚荣心。通俗地说，就是爱面子。
以前的评论习惯把「阮玲玉之死」解释成是当时的社会造成的悲剧，今天重新看待这个问题，不妨从女性面子的「围城」角度来分析或许更为真实，也更为残酷。
像阮玲玉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演员，她的成功除了先天的条件、良好的机遇外，还与她的个人阅历大有关系，而她个人婚姻的不幸更使她对人生多一层理解。中国的女性解放其实面对着两层「围城」，一层是社会强加给她们的，另外一层就是性别属性的围城。
尽管阮玲玉离开我们已近八十年之久，现在，每当人们提起她，那种撕心裂肺、千丝万缕的遗憾仍然不减当年。
有句名言说得好：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难上加难。有句俗话说的好：人要脸树要皮。年轻人都要面子，年轻女人更要面子，年轻漂亮的名女人更是非常的要面子，这都是人之常情。
一次，在《小玩意》拍摄外景时，因天气阴雨绵绵，不能进入拍摄。休息时，摄影师周克笑着问阮玲玉：
「阮小姐，你对于外间批评和拥护女明星有什么意见？」
阮玲玉笑了笑，把身前的小玉向怀里拢了拢说：「批评是我最关心的事，拥护，没有什么……老实说，只要中国影业发达，能有我一个位子便很光荣了，却不希望无意识的被人捧上天去，我生怕自己摔下来了呀！」
「名女人」和「面子」就像「围城」：外面的想进去──没有得到的想得到；里面的又想出来──名气与面子的沉重压力压得她们喘不过气来，拼命的想维护、想保持，保持不住就想摆脱、想逃跑，最后不得不放弃一切……
如果一个人把面子看得比里子还重、比生命还重，是否就轻重倒置了呢？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珍爱生命永远毕竟是第一重要的，没有了生命，一切便无从谈起。
这种话，说起来总是很容易的。
因此，我们永远会听到一个永远正确的声音在那儿说：
一个人无论遇到多么难堪的事，无论受到多大的委屈，她万万不能走轻生之路。如果是遇到了野蛮侵害，甚至是暴力威胁，更应该勇敢地反抗，并善于运用法律武器来保障自己的生命权益。阮玲玉没有这样做，实在是个很大的不幸……
同时，我们又听到一个另类的声音在那儿说：
生命真的就高于一切吗？中国的那句老话「好死不如赖活」，真是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警世恒言吗？比起一个人的名誉、尊严、人格、清白、以及被玷污的身体和灵魂等等，苟活难道是唯一必要的选择吗？……
生命，到底是数量重要还是品质更重要？
中国有句老话：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年。
外国也有句老话：一个人如果失去了金钱，他只失去了一点点；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勇气，那他就失去了很多；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名誉，那他就失去了一切。
阮玲玉的艺术生命，来自对表演艺术的热爱。特别在她艺术创作的后期，她对自己所扮演角色的探索和对完美艺术的追求，从未因名声显赫和感情生活的失意而随意松懈。
在那样一个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旧上海滩上，有多少女演员，稍有名气，便一味沉醉在交际场中，和阔佬、富少、名流、记者周旋，获取名利，哪里还顾得上艺术的追求？
这样连面子、名誉都不要的人，大概是不会自杀的吧。
今天的明星们，顾得上艺术的追求的又有几个？打开电视，每张熟脸上好像都刺着几个「门」字；翻开报纸，不见佳作，满目皆是 *** 离婚打官司。当然，资讯发达是个原因，依靠「炒作速成法」出位，缺乏底蕴恐怕是更重要的因素。
什么时候，我们身边能再出一个美好的阮玲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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