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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欧阳询《仲尼梦奠帖》的流传、真赝和年代据我们所知，最晚从北宋以来，欧阳询的《仲尼梦奠帖》就已经闻名于世了。项元汴从史氏那里劫余的《仲尼梦奠帖》购藏于“天籁阁”。从以上流传过程的初步考察中，可以说《仲尼梦奠帖》自南宋迄于清代，大都是授受有绪，可资稽考。这里，我们考察一下《仲尼梦奠帖》是否临本的问题。照都穆和陈继儒两人的说法，似乎还另有一件《仲尼梦奠帖》的真本。
唐欧阳询《仲尼梦奠帖》的流传、真赝和年代
据我们所知，最晚从北宋以来，欧阳询的《仲尼梦奠帖》就已经闻名于世了。它首先被潘师旦摹刻入《绛帖》，历代多有翻刻，流传既久，拓本分布又广，所起的影响就越发深远。
欧阳询的书法，承继王右军父子的衣钵而有所发展，成为初唐享名最盛的大书法家，甚至名声远播国外。欧阳询的书法，尽管出自王氏父子，却有它本身的特点，历代的评论家对其艺术成就的赞许，可以说美不胜收。《书法钩元》说：“若草里蛇惊，云间电发；又如金刚嗔目，力士挥拳。”北宋大书家米芾说：“庄若对越，俊若跳踯。”而元人赵孟頫却以为“欧阳询所书清劲秀健，古今一人!”他对米氏的称许，觉得“似未知其神奇”。黄庭坚的赞赏比较实际，不用各种难于捉摸的形容词，专摆事实，可谓别开生面。他说：“唐彦猷得欧阳询所书数行，精思学之，彦猷遂以书名天下。”总之，一千多年来，凡是研究我国书法艺术的，未有不从各个方面去称道欧阳询书法成就的。
谈到欧阳询书法的特点，前人讲的也不少，总的说来，郭天锡的跋语，尚能综合前人的一些看法，作出来的判断，较为实际地反映了客观情况。所谓“劲险刻厉，森森然若武库之戟”这句话，对欧书的特点作了形象的描述，而且基本上能够把它概括进去。根据传世的墨迹和碑刻来看，欧书的特点正是如此。
《仲尼梦奠帖》墨迹，过去能够见到它的人，想必不会很多，庋藏在南宋内府时，固然不是一般人所能看得见的。就是收藏在私家如贾似道诸人处， 也未必很多人都能见到。这件墨迹的流传，较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南宋末年周密的《云烟过眼录》，他不仅认为《仲尼梦奠帖》是真而精的墨迹，还说出了它流传的来龙去脉：原为“勤有堂”故物，后归陈德翁，再后经存甫其人携出，售与周公谨(密)的友人叶森。宋末到元初之际，此帖由叶家流入杨中斋手，至元二十七年（１２９０年）十月，金城郭天锡购自杨中斋家，次年二月九日重新装裱后长题，认为传世的欧阳询行书，以此帖为第一。至元二十九年赵孟頫在郭氏处见到墨迹，为之题识，并用集贤官库所藏有唐开元庋藏过的《劝学帖》与之相较，认为两者笔意相合，断定确系真迹。
郭天锡约在大德初年去世，他所留下的古代法书，如最为生前所珍重而为历代收藏家所推重的《度尚·曹娥诔辞》和《仲尼梦奠帖》等墨迹，先后为大鉴藏家乔篑成获致到手，视为拱壁。从《度尚·曹娥诔辞》流传的具体情况考察，它在乔氏处的时间并不很久，旋即归澹轩所有（见黄石翁题跋）。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仲尼梦奠帖》在元代后期即已散出，只是落入谁家，尚无确切的材料。到了明初，即为杨士奇家之物，他的题识对此帖评价很高，作了过分的推崇，所谓“真人间绝无仅有希世宝也”。明代中叶，归吴江史明古。史氏也是一位知名的鉴藏家，家藏的珍贵文物很多。在成化末年秋，史氏庭园发生了大火灾，庋藏的名贵书画付之一炬，所幸此帖和褚遂良、赵模法书数卷独免于难。这是此帖一千多年流传过程中所遭到的许多次厄运之一。
项元汴从史氏那里劫余的《仲尼梦奠帖》购藏于“天籁阁”。他家的藏品尤为丰富，当时不少鉴藏家都看到了这件墨迹，董其昌、汪珂玉诸人认为是欧书真品，《清河书画舫》作者张丑尤其对这件授受有绪的名物大加欣赏，并反驳陈继儒：“品定属宋人书，岂为后人所淆乱邪?”至于张丑著录里所说杨士奇跋到项氏时已经佚去一节，按今天流传的墨迹看，杨士奇原题尚在，可能是明以后补入，或者属于张氏误记，前后两种可能都会发生。不过，根据明人朱存理《铁网珊瑚》记载，当时确未记入杨氏题跋，故以前者的可能性较大。
此帖从项元汴家流传出来，当是明万历以后的事。明末藏于周凤鸣“鉴古斋”，朱应麟题跋认为此帖笔意出自“楔帖”。清初归嘉乐李玺卿家，顾复曾在他家亲眼见到，认为是“丰棱凛凛，题跋最佳”（《平生壮观》语）。随后藏于昆山“传是楼”。康熙年间，高士奇从“传是楼”购得此帖，极为珍视。载之《江村书画目》中，作为传家至宝。高氏著有《江村消夏录》，成于康熙二十二年，此帖未载人，不知是否为成书后所收?不过，据我们所知，高氏所藏书画有两本记载，正式刊行的是《江村消夏录》。而一直作为“私帐”的《江村书画目》，则是在他死后才公诸于世的。从高氏所记文字来看，何者进御，何者珍秘，何者可让，都有所分别，所以它是一本“私帐”的性质。在《江村书画目》中，此帖列入“自题上等手卷”内，还在目录下注有“真迹上上神品”字样。由此推测，尽管《江村书画目》是在康熙四十四年记的，但藏品的收进有早有晚，所以我们仍然怀疑未把它载入《江村消夏录》就是由于成书后购入，这一点殊可玩味。到了康熙五十七年，名鉴藏家王鸿绪在高士奇死后把此帖买到手里，并亲笔长题，不但肯定是欧书真迹，还有“暮年所书，纷披老笔，殆不可攀”的评论；同时，王氏本人还作了细致的考察，最后说：“细审是帖用笔之意，直于兰亭相似，宜乎唐人评论以欧书居褚河南（遂良）、薛少保（稷）之上，不诬也。”
从以上流传过程的初步考察中，可以说《仲尼梦奠帖》自南宋迄于清代，大都是授受有绪，可资稽考。再从宋元以来的著录和题跋来看，绝大多数的鉴藏家认为是欧阳询的真品，上面所摘抄的一点材料，就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问题。可是在明代中后期，都穆和陈继儒对此帖发生过疑问，都氏“疑是临本”，陈氏以为宋人所书。陈氏之说，已有张丑反驳，引文见前，都氏所疑，虽未明指是何时临本，但以为不是欧书真迹这一点，还是值得研究的。作为学术上的探讨，不能回避从客观事实中提出的问题，更不应当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
这里，我们考察一下《仲尼梦奠帖》是否临本的问题。
临不同于摹，临本的质量，依临者的技法水平和对所临作品的认识体会程度如何而定。因之，这里有高低之分和似与不似之别，而“似”又分神似和形似之不同。再加上时代风气和临写人的个性等条件，临本不可能与原作丝毫不差，两者之间必然会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距离。此外，临本根据的是墨迹还是刻本，是什么时代的刻本，都与效果有关。一句话，临本不可能完全同于原作，这个概念，必须肯定。
我们对临本的特点有所认识之后，再根据临本的若干特点来考察《仲尼梦奠帖》。这里必须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肯定现存的欧书究竟哪一件是他的真迹，它的字体、写作时期的先后也都要有所了解。这样，才能进比较，才能判定是否临本以及临本的质量怎样。
照都穆和陈继儒两人的说法，似乎还另有一件《仲尼梦奠帖》的真本。但我们从８００年流传过程的考察中，尚未发现它的存在。我们只能从别的真迹中去找彼此之间的共同性，用以判断此件是否临本。关于这一点，说来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其实不然。历来公认的欧书，传至今日，墨迹仅有四件。而这四件是否真迹，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至于碑刻所存字迹——当然是通过摹勒后的字迹，还可以见到，然也是有限得很。
由于资料的缺少，给鉴别《仲尼梦奠帖》是否临本的问题带来困难，加上事先对资料的本身还须下一番整理工夫，困难更多。
今天传世的欧书墨迹，据我们所知，仅存的四件是：《卜商帖》、《张翰帖》、《行书千字文》和《仲尼梦奠帖》。这四件都是流传有绪的名迹。
《卜商帖》和《张翰帖》皆见于《宣和书谱》著录，《卜商帖》仍存宣和原装，《张翰帖》已经南宋改裱，后附瘦金书长题，运笔较弱，当如《墨缘汇观》所说，恐非徽宗赵佶所书，而《大观录》则直认“佑陵”（赵佶），不知有何依据。这两件墨迹从两宋以来都被认为欧书真迹，各家著录中从未有人怀疑过。今天就墨迹考察，发现墨色差欠灵活，浓度中难于分辨深浅，看不出运笔轻重和交笔处的痕迹，尽管在形式上惟妙惟肖，总嫌缺少生动的气韵，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它的怀疑。经过与《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原名《万岁通天帖》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出《卜商帖》和《张翰帖》的若干特点，正与唐摹本不谋而合，勾填的痕迹由此显露了出来。就其效果而论，《卜商帖》勾填的技巧特别精湛，很得欧书的精髓。
《行书千字文》的风格与《张翰帖》相近，墨色极浓，颇似双勾廓填，但对窗迎光透视，却又笔笔有致，交笔处深浅分明，未便断然肯定其为勾填本，由于极个别的字露了败笔，且总的风貌显得不够结实，也曾怀疑是后人临本。但是，由于它与《张翰帖》的笔意一致，易生疑窦，与《仲尼梦奠帖》同属于具备信笔挥洒的特点，故又不是临本所能办得到的。
碑铭系经摹勒上石，底稿应当是真迹。但即使唐人刻工技术如何之精，也不可能与原作完全一致。尽管如此，却可以看出欧书的基本面貌。如早期的《皇甫诞碑》和晚年的《九成宫醴泉铭》之间，变化的痕迹和本来的特色是可以看的出来的。将碑铭拓本与上面的几件墨迹对照，它们都具有欧书的一般特征，总的风貌的共同性一望可知，而它们各自的特殊性也比较显明。我们即应从共同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上，去了解欧书发展的规律。
将碑铭和墨迹作了考察和对比，我们得出来的判断是：墨迹《卜商帖》和《张翰帖》是唐人勾填本，《行书千字文》属于欧书早期的作品。并且认为《卜商帖》最得欧书的精髓。米芾所谓“天下真迹一等”，正是道出唐人摹本的特点。所以，如见不到真迹，能够看到唐人根据真迹的摹本，也非常重要。用它来与《仲尼梦奠帖》相较，毫无疑问，比用临本所收的效果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仲尼梦奠帖》用墨淡而不浓，与《卜商帖》、《张翰帖》不同，因而它不可能是勾填本，这一点，都、陈二人是知道的，所以他们一人说临本，一人说出自宋人之手，而不把它说成勾填本。但事实上，即使同时人的临本，在风格上也会存在差异，何况“宋人”所作，当更相去很远，这理由已经在前面谈过了，前人在论临摹时也曾论证及此。而《仲尼梦奠帖》不仅墨色不浓，且秃笔急书，转折自如，无一笔凝滞，似直接从《卜商帖》脱出，上下脉络清晰，这就不是临本所能代替的了。关于使笔的特点，对鉴别欧书来说，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环节。可以引用宋代董迪《广川书跋》一段，作为我们论证的另一个根据：“率更（欧阳询）于笔，特未尝择，而皆得佳趣，故当是绝艺，盖其所写者心尔。……虞伯施（世南）谓询不择纸笔，皆得如意，此正纪其实尔。”
所以说，《仲尼梦奠帖》既不是勾填本，也不可能是临本，宋元诸家判断其为真迹，我们经过各方面的考察之后，认为他们的立论不是没有根据的。值得在此重提一下的是，赵孟頫在鉴定这件墨迹时，是当他看了集贤官所藏的《劝学帖》以后才作出判断的。按《劝学帖》为唐开元内府故物，见《宣和书谱》著录。开元去唐贞观时不过七八十年，中间既未改朝换代，当时宫中和民间的欧书尚多，它的可靠性不能因为我们今天看不见而应有所怀疑，这一点倒应该相信赵氏的鉴别能力。它既然认为《仲尼梦奠帖》的“笔意与此（《劝学帖》）一同”，即用笔和风格一致，那么《劝学帖》肯定是真迹，《仲尼梦奠帖》也必然是真迹了。
最后，我们根据考察过的几件墨迹，就其风格的特殊性排比一下，基本上可以分属于三个时期：《张翰帖》和《行书千字文》结构上基本相同，它们的点、画、波、磔，亦趋一致，这个相同和一致，不是什么偶然现象，却有一定的客观实质内容。从欧书的发展过程推断，这两件书法中个别字尚有不够稳重之处，清秀有余，而气势欠沉毅，应该是属于早期的作品。《卜商帖》运笔从容、气势沉着，“体方”而“笔圆”，妩媚中有刚劲之势，尽管由于勾填的缘故致笔画稍觉肥润，然基本上能看出是盛年以后技法纯熟的代表之作；流传的《滋惠堂法帖》中《史事帖》拓本，就其风格而论，也是属于这一时期的作品。至于《仲尼梦奠帖》确是“纷披老笔”，可知欧书“劲险刻厉”、“矛戟森列”的特点到晚年更为突出，不仅行书如此，楷书亦复如此。从书法艺术发展规律来看，欧书演变的道路，已是与一般的规律同一归趋的。所以肯定：《仲尼梦奠帖》是欧阳询晚年的真迹，相当于贞观初年（６２７——６４１年 ）的作品，诚属稀世之珍!
除了以上各项根据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历史事实，进一步证实以上的判断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即我国在历史上关于墨的使用，曾经存在过南北异趣的风尚。据宋人赵希鹄《洞天清禄集》记载：“北墨多用松烟，故色青黑，更经蒸润，则愈青矣。南墨用油烟，故墨纯黑，且有油蜡可辨。”这个风尚，至少在宋代以前仍未有多大的改变。那就是北方多用松烟墨写字，墨色虽然润泽，但不够黝黑；而南方却多以油烟墨书写，墨色特别浓艳。两者相较，泾渭判然。这个历史事实，正好在《仲尼梦奠帖》身上找到答案，同时，也在《行书千字文》中得到印证。
欧阳询原籍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从小由南朝陈的尚书令江总所抚养，因之，他早年的活动，在陈首都建康（今南京）的可能性较大。公元５８９年，即隋文帝杨坚的开皇九年，陈为隋所灭，欧阳询遂到北方，并当上了隋的太常博士。后来又做了唐高祖李渊的给事中。贞观初年，升任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得以长期定居北方的长安（今西安市），度过他的晚年。《旧唐书》说他享年八十余，而《新唐书》则确认他卒年８５岁，按照他卒于贞观十五年（６４１年）计算，欧氏人隋的年龄已是五十开外。由此看来，我们不难了解：《仲尼梦奠帖》为什么要用松烟书写，而《行书千字文》却以油烟出之。
对《仲尼梦奠帖》的考察，我近２０年来前后写过几篇短文，发表在有关报刊上，用意在于通过一个辨真伪的问题，希望对我国鉴定科学有所贡献，这也是作为文物工作者应负的责任。本文是综合我过去发表了的几篇短文，经过整理，较系统地阐明自己的认识，仍望各方予以指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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