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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的作者一地理环境是中国形成统一传统的重要原因。贾雷德·戴蒙德说，从地理上看，中国像是一个由围墙围起来的四合院。从地理上说，欧洲就没有内聚力。这也是罗马帝国分裂后不能再统一的一个重要原因。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的作者 一 地理环境是中国形成统一传统的重要原因。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说，从地理上看，中国像是一个由围墙围起来的四合院。而欧洲则是没有围墙的，海岸线曲折漫长，四面漏风。中国只有两条大河——长江和黄河，两河相距很近，流向相同。中国东部的两大河冲积平原，是连在一起的，人口相对集中。欧洲大陆内部的一些高山，把欧洲分为几个不同的地理单元，导致欧洲的河流非常分散，多瑙河、莱茵河、第聂伯河、顿河、易北河、卢瓦尔河、伏尔加河等，流向四面八方，中间由一条条分水岭阻隔开来，因此沿河发展起来的文明中心，也是分散在各个区域。从地理上说，欧洲就没有内聚力。这也是罗马帝国分裂后不能再统一的一个重要原 因。 二 与中国的总体环境相似，上古时代的黄河中下游一带也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往北，是无法耕种的草原；往南，是难以开垦的森林；往东，是无法跨越的大海；往西，则是不利农耕的高原。只有中原，是一马平川的黄土。没有出海口，也没有任人迁徙的新的「 ”流着蜜和奶的土地”。在这样封闭的环境之中，人们很容易形成世界大同、资源有限的观念。 中国的农业文明非常早熟，人口增长得也很快，新石器时代后期，各个文明区就已经开始了对土地、水源这些资源的争夺。 我们翻开司马迁厚厚的史记，第一篇讲的第一个人物是谁呢？就是黄帝。黄帝被尊为中华「 ”人文初祖”。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从黄帝时期开始叙述的。 司马迁认为，自从神农发明了农业之后，人们才走出蒙昧。不过，由于天下没有共主，「 ”诸侯相侵伐”，「 ”暴虐百姓”。各个部落成天打仗，天下一片大乱，百姓生活动荡不安。 司马迁的这个说法是有考古学的依据的。考古发现，从史前的仰韶时代到邦国林立的龙山时代，战争连绵不绝，规模宏大。这一时期，先民墓地中无头墓、无尸墓、身首分离墓，以及身带刀伤、箭伤的尸体大量出现。大量的防御性城池也是在这一时期首次出现。 这其实就是《史记》开篇所说的「 ”诸侯相侵伐”与「 ”暴虐百姓”。这个时候，黄帝出现了，成为自己部落的领袖。 当时有一个很强大的部落叫炎帝部落，凭仗自己武力出众，欲征服其他部落。那些部落不服，都投靠到黄帝部落以求保护。于是黄帝整军备战，与炎帝大战于阪泉之野，「 ”三战，然后得其志”。炎帝战败，俯首称臣，遂与黄帝组成炎黄部落联合体。 炎黄部落联合到一起后，实力更加强大，就开始征讨其他不服者。黄帝发现南方的九黎族桀骜不驯，于是联合炎帝，共同征服了九黎族的首领蚩尤。这场战争发生在涿鹿之野。相传这场恶战规模巨大，惨烈异常，以致「 ”流血百里”，「 ”血流漂杵”，最后 ... 得「 ”九隅无遗”。 纵观黄帝的一生，就是战斗和征服的一生。只要有不服从自己的部族，黄帝就要领兵征伐。「 ”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一辈子都在领兵打仗。在两次大胜之后，黄帝又先后征服了东方的太皋，西方的少昊，北方的颛顼，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 ”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通过武力确立了自己的最高领袖地位。「 ”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即使在平定天下之后，黄帝仍然保持着一位征伐者的警惕，「 ”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身边总是带着巨大的扈从部队，以保卫自己的安 全。 战争的结果是一部分部落被消灭，更多的部落选择臣服。通过战争，黄帝把原来各自为政、混战累世的众部落变成了一个以黄帝部落为首的部落联合体。中华民族的雏形由此形成。 我们读史记的《五帝本纪》，能有些什么启发呢？ 第一，黄帝是以统一华夏的丰功伟绩而被载入史册的，也就是说，他是秦始皇之前统一中华的第一人。他的最大成就是实现了统一。 第二，中华民族追求统一的心理，起源是非常早的。《五帝本纪》告诉我们，分裂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战争和痛苦，只有统一能带来和平与发 展。 第三，《五帝本纪》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武力之下出政权的历史。《史记》告诉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件大事，就是「 ”炎黄大战”。中华民族的两大始祖黄帝和炎帝，都是「 ”职业军人”。中国历史上的这个「 ”第一次统一”，和中国历史上以后的历次统一，都是靠武力完成的。 三 读到这儿，你也许会问，你说黄帝靠武力夺取资源和领地，难道那个时代不都是如此吗？那个时代，世界各地都存在原始部落，这些部落不都是靠战争慢慢联合起来的吗？ 还真不是这样。 与中国不同的是，希腊原始部落间虽然也经常发生冲突，却没有演变出中国从黄帝到尧舜禹时期「 ”诸侯相侵伐”的规模巨大的统一战争。他们之间偶尔发生战争，但是大部分时期是和平的。 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地理环境不同。希腊内部多山，崎岖的山路阻挡了人们建立大一统政权的雄心。希腊海岸线漫长，面对资源贫乏的困境，希腊人首先想到的是把眼光投向大海，泛舟出海，寻找更适合居住的肥沃土地，或者兴起利润丰厚的航海贸易，而不是向山岭那边的另一个部落发动战 争。 即使有战争，在开放的环境下，结果也远不如东方式战争那样令人绝望。 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下形成的文化的特点是资源有限，因此斗争都是内斗。中国上古时代的生存战争，比之世界其他很多地方要激烈和持久，因为在封闭环境下，为了捍卫自己的基本生存资源，每一方都没有退路。 而在希腊，失败的一方会逃往海外，很难形成征服与屈服的专制关系。「 ”希腊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与地理因素密切相关，海上文明的特点是它交通流动的方便性，不同政见者可以通过海上逃跑，独裁专制者无法实现他对不同政见者的消灭。”因此，希腊文明流传着「 ”海上逃亡之门”说。所以，「 ”希腊混合型的海上文明具有内陆文明难以追比的政治宽容性、契约共享性与文化流动 性”。 所以希腊人的思维逻辑和中国人是不同的。中国人说「 ”天无二日，民无二主”，「 ”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理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理也”。人和人之间必须分出你大我小来，才能建立秩序。而古希腊人偏要出两个太阳给我们看。比如斯巴达就设有并列的两个国王，雅典的政权结构更为复杂，由9名执政官轮流执政。 崇尚一元与崇尚多元，从上古时期就已经成为东西文明的本质区别之一。 本文内容选自《简读中国史》，张宏杰著，岳麓书社，2019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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