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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初尤重孝道，明太祖不仅令世人行孝，他自己也以身作先之。他自称孝子皇帝，每祭太庙，就悲咽泣下。如孝宗、孝康、至孝、纯孝、广孝、达孝等，可以说，都是受到朱元璋的影响。因此，明初民间行孝之事，史载具多。世人多以行孝之举为楷模。孝，应当说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精华部分之一，但明初大力提倡孝道，是为了以孝道而收敛人心，从而使人们服服帖帖地服从统治阶级的奴役。类似这种荒唐之举，《明史》中也有不少记载。
明初尤重孝道，明太祖不仅令世人行孝，他自己也以身作先之。他自称孝子皇帝，每祭太庙，就悲咽泣下。他命人画《孝行图》以示子孙，教育他的儿子们“知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国鹤》卷6)。马皇后去世，谥号“孝慈”，葬地曰：“孝陵”。皇帝帝号、庙号、谥号、陵号，孝字甚多。如孝宗、孝康、至孝、纯孝、广孝、达孝等，可以说，都是受到朱元璋的影响。明重奖励行孝，尤重民间，“凡有孝行节义，由各地方申报，风宪官复实奏闻，即于旌表。其后止许布衣编民、委巷妇女得以闻名。其有官职及科目出身者，不与焉”(《明会要》卷14《旌表》)。因此，明初民间行孝之事，史载具多。弘治年间处士贞孝先生莫巽仲，“洪武初，父系诏狱、将刑”，莫当时只有十一岁，“赴官认罪，愿代父死。法司奇之，试加胁诱无异词，送奏释其父”。后来他的季父一家俱坐，莫含辛茹苦，抚养遗下的幼子(以上见《弘治吴江志》卷9《乡贤》)。祥符人丘铎，“母卒，哀恸几绝，葬鸣凤山，结庐墓侧，朝夕上食如生时”(《明史》卷184)。浙江山阴人徐允让，兵乱之时，遇强人，其父被杀，“允让大呼曰，宁杀我勿杀我父！”(《明史》列传184)。洪武时，江宁人周琬，其父怀罪当死，琬当时十六岁，叩请代父一死，朱元璋看其诚，不仅释放了他的父亲，而且授给周琬官职，让他做兵部给事中。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月，礼部在给朱元璋的奏疏中说：开封府钓州民张宗鲁，四岁失明，二十遭乱，负母路氏逃难，其妻挟掖以行。兵荒马乱之时，宗鲁卖卜以为生。日给不足，他的妻子采野菜来充饥。天下既定，宗鲁奉母还故乡，竭力供养。他的母亲死后，又找到其前母鲁氏、沈氏、吴氏三人的遗骸，合葬父母。明初乡间行孝之举，不仅为统治阶级所赏识，而且也为乡里之人所赞誉。世人多以行孝之举为楷模。>> 可见，当时乡间评判人物善恶之标准，乃是以的伦理作为尺度的。孝，应当说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精华部分之一，但明初大力提倡孝道，是为了以孝道而收敛人心，从而使人们服服帖帖地服从统治阶级的奴役。因而这一时期的孝，也往往被提到不适当的程度，民间孝义之风炽烈，有时竟然达到愚昧之程度。《弘冶吴江志》中记，吴廷用“年十一而孤，母陆氏孀后不嫁。永乐癸卯(1423年)，朝廷选天下孀妇之贞者，以备内役，而陆以例行。宣德丙午(1426年)，吴随亲王出封广东，改封饶州。到正统时，其母陆氏病笃，不能言矣，吴(廷用)彷徨无措，乃出而股作糜以进，陆啖之遂苏”(卷11《孝子》)。类似这种荒唐之举，《明史》中也有不少记载。澄城李茂，其母患恶疮，“茂日吮脓血”，使其母亲病愈。有名叫江伯儿者，“母疾，割惨肉以疗，不愈”，又“愿杀子以祀。”这种孝道，实在有点惨无人道。其人行孝，也许是真心为母，但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恐怕多是沽名钓誉。世人以孝来评判人的行为，而人在世风熏陶之下，为得到一个“孝”名，虽杀子毁身而在所不惜，这充分证明了明初以封建礼教为中心的人生价值观念，已使一部分人的心理行为近乎于愚昧和麻木，从而也就暴露了明初人们心理行为中不合理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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