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党：改良主义的退却与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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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英国工党：改良主义的退却与合流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社会民主党似乎一夜之间身价倍增，成了某些人眼里的“替代”。国内的某些人也把社会民主党吹上了天，比如有些人甚至不惜对恩格斯的观点断章取义以证明社会民主党的“正统&rdq...

 英国工党：改良主义的退却与合流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社会民主党似乎一夜之间身价倍增，成了某些人眼里的“替代”。国内的某些人也把社会民主党吹上了天，比如有些人甚至不惜对恩格斯的观点断章取义以证明社会民主党的“正统”。还有人告诉我们，社会民主党在多少个国家“上台执政”，似乎社会民主党正在“从胜利走向胜利”。这些观点一时间甚嚣尘上，大有“咸与维新”之势。不过，斯蒂芬·哈塞勒（Stephen Haseler）通过《工党的悲剧》（The Tragedy of Labour）告诉我们，情况并非如此。

　　本书第一章描述的是英国工党的“过去”，在本章中，作者用一切手段证明，工党的“过去”和社会主义无关，和左翼无关。尤其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社会主义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包括了各种“欧陆”思潮，如社会民主主义，或者乌托邦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一切越出自由主义范围的思潮。作者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用工党“与社会主义无关”的“过去”作为“规训”工党“现在”，更准确地说是工党“现在”的左翼的武器。毫不奇怪，作者开宗明义地将英国工党放在“西方自由传统”中。这个传统内容究竟是什么呢？虽然从字面上说，这可以理解为自由主义民主或曰资产阶级民主，但是哈塞勒自己在指责英国工党表现得“好像智利代表着对英国国家利益和自由更强大的、更紧迫的威胁（Haseler, 1980:12）的时候露出了马脚。

　　哈塞勒写作本书的时候，智利正处于皮诺切特军 *** 的统治之下，而且正在强力推进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很显然，只有在一个前提下这样一个政权对“西方自由传统”不构成威胁，也就是这个所谓的“西方自由传统”中，“民主”不是关键，“自由”即市场关系才是最关键的。很明显，这样的所谓“西方自由传统”，除了资产阶级统治的代名词外，不可能有第二个解释了。事实上，从这个角度理解，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确实可以看作这个所谓“西方自由传统”对不服从这个“传统”的人们，尤其是企图超出这个“传统”的范围主张自身要求的行为进行的“规训”。比较讽刺的是，哈塞勒这样做的时候甚至不惜运用 *** 主义式的“出身论”、“血统论”，以切断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和工人群众之间的联系，不过他在指责了一通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如何如何“脱离群众”之后，又不得不承认，英国工人运动内的确有一些人持有更为激进的主张（Haseler, Ibid: 32），自相矛盾显而易见，并不断发生。

　　众所周知，在欧洲国家中，英国的工人运动组织性和力量都较弱，英国工党尤其在二战之前比欧洲大陆的各个社会民主党更加倾向右翼，更加倾向维护资本主义关系，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英国工党“至今为止在公众思想中从未与任何超出最温和的社会民主党思想联系”（Haseler, Ibid: 58）。哈塞勒自己也承认，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且“布尔什维克以前的，列宁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传统在英国工党传统中也没有稳固基础”（Ibid：13）。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政党，也被哈塞勒认为太过“激进”而忧心忡忡，那么哈塞勒要求的是什么呢？哈塞勒很快就承认了：“工党主义（Labouri *** ）仅仅是更普遍的英国自由传统的一个方面，这种传统经过修饰，以表达英国这快土地上新出现的利益，并应对工业化英国的后果”（Haseler, Ibid:14）。也就是说。在哈塞勒眼里，英国工党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并再生产英国的资本主义秩序，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行为都属于“背叛”。这样的“工党”，与其说是“工党”，不如说是美国民主党的翻版，或者英国老式自由党的继承人。

　　接下来，哈塞勒在第二章里对英国工党内他认为的“不良倾向”进行了批判。他首先指责工党右翼“脱离群众”，成了一小撮“寡头”，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种状况并不是什么偏离，而正是他提倡的那一种原则的结果。首先，既然群众被设定为只有物质利益的个体，或个体的 *** ，而且哈塞勒奉行的学说恰恰否认群众可以通过政治活动获得物质利益，那么，群众为什么要参与这些表面上看起来与自身物质利益无关的政治活动呢？其次，哈塞勒支持的这一种政治制度无论制度设计上还是理念上都是对群众的“过度”参与畏之如虎，极力限制的。更何况，这种“自由主义民主”在保障群众的一般否定性权利时，也将群众限制在了这种否定性状态中。

　　也就是说，哈塞勒抱怨的“问题”即官僚化并不是因为“自由主义民主”的理念和原则被破坏或者被违反，恰恰相反，这正是“自由主义民主”本身的固有缺陷——毋庸赘言，在“自由主义民主”拥趸们的眼里，这不是“缺陷”，而恰好是“理性”的象征。不用说，这种“理性”实际上是工具理性，这种狭隘的“理性”在哈塞勒的著作出版时已经开始了的新自由主义进攻面前也就毫无还手之力。当然，哈塞勒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批判，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学识不够，而是因为他正是从捍卫资本主义市场秩序的角度对工党右翼的“官僚化”进行批判的，这从他引用并赞成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的观点，即“科学家、教师、教育管理人员、记者以及其他通讯行业从业人员、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在日益扩张的 *** 部门就业的律师和医生、城市规划者、大基金会职员、以及 *** 部门上层人士”（Haseler, Ibid:46）构成了一个威胁资本主义的“新阶级”就看出来了。

　　在哈塞勒看来，工党右翼的“官僚化”之所以应该受到批判，不是因为这种官僚化阻碍了包括工人在内的普通群众进入公共空间，乃至采取进一步行动，而是恰好相反，是因为这种官僚化阻挡了包括工人在内的群众接受“自然”、 “自发”的市场秩序的规训，享受这种“自然”的、“自发”的自由——这也正是世界各地新自由主义拥趸们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哈塞勒对工党右翼官僚化 “转变为空洞的犬儒”（Haseler, Ibid: 52）的批判就显得无比滑稽，因为这个结果正是哈塞勒所支持的那一种政治的结果，甚至是这种政治的要求。在当时的英国政治中，这种担心具体地说就是工党右翼“在迅猛前进的左翼面前毫不设防”（Haseler, Ibid: 53）。从他把工党内左翼崛起归咎于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和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的“领导手段”看，哈塞勒需要的是一个有能力捍卫资本主义秩序的右翼领袖——在现实中，这样的人物就是撒切尔。

　　从上述立场出发，哈塞勒在批评完工党右翼的“寡头倾向”之后很快就转而“批判”工党内部的所谓“ *** 一代”即工党左翼。这主要是以安德鲁·贝文（Andrew Bevan）为代表的等所谓“工党青年社会主义者”（Labor Party Young Socialists），这些人主张的不仅不是工党传统的改良主义，甚至不是欧陆社会民主主义，而是哈塞勒感到无比恐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哈塞勒甚至认为“（工党左翼）对混合经济造成的威胁要比意大利 *** 大得多”（Haseler, Ibid: 65）。哈塞勒指责的其它问题还包括了工党左翼和英国 *** 以及苏联改善关系。以上种种让哈塞勒忧心忡忡的状况首先正是前面哈塞勒说过的工党右翼日益官僚化、日益空洞化、日益“脱离群众”的结果。当一个政党日益脱离其社会基础，至少是名义上的社会基础的时候，必然会有一部分群众对这种状况表示不满。除非这些群众天真到像哈塞勒先生那样以为自由资本主义能够促进其“利益”，他们必然转向英共、托洛茨基主义等政治思潮和运动以寻求支援。

　　其次，正如学者彼得·泰勒-古比（Peter Taylor-Gooby）指出的，“对（英国）福利国家数量上的攻击是由威尔逊和卡拉汉 *** 发动的”，换言之，英国工党不仅——与其它社会民主党一样——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具体政策也发生了根本改变。在这种状况下，英国工党内产生不满是对威尔逊和卡拉汉 *** 背叛行为的反击，这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非常正当的，恰恰是维护工人阶级的措施。相反，哈塞勒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英国资本主义秩序的主张并不能如他认为的那样获得群众的“普遍支持”。虽然哈塞勒在本章其余部分长篇大论地论证苏联如何“邪恶”，社会主义如何与英国不相干，但是这显然不能消除英国工人的要求，而这种要求必然和英国资本主义秩序发生冲突。哈塞勒自己就不得不反复承认他反对的工党左翼乃至英共还是有着相当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说，哈塞勒自己也承认，他主张的所谓“英国传统”至少对于英国的一部分人来说并不是什么“传统”，这种“传统”决没有哈塞勒们认为的那种神奇魔力，这种“传统”决不能让英国工人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资本主义秩序——尤其是存在英共等“选择”的情况下。

　　虽然哈塞勒还认可工党的某些改良措施，似乎不能算是哈耶克式的新自由主义者。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正如科尔皮（Walter Korpi）对瑞典的分析揭橥的，没有更“激进”的力量至少牵制，社会民主党自己的纲领是不可能坚持、维持下去的。较之瑞典，哈塞勒主张的退却已经更进一步。更何况，正如前面说过的，哈塞勒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秩序的要求为唯一目的，以维护资本主义秩序为惟一任务，一旦改良措施和凯恩斯主义出现危机，新自由主义就是他唯一的结论。熟悉历史的人们都知道，这种退却在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但是，同样正如历史进程告诉我们的，社会民主党的单方面退却换来的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的让步，而是资本主义的更凶猛进攻，比如一次世界大战，比如新自由主义，而社会民主党就只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亦步亦趋，至多通过改良稍为减轻这种进攻的最“坏”后果，自身也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资本利润祭坛上的牺牲——并且让整个工人阶级成为这样的牺牲。不过，大家都知道，对于欧洲大陆各个社会民主党来说，这是从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一脉相承的，对于英国工党来说，则是从其成立以来的一贯路数。

　　在这样做的时候，哈塞勒并没有直接主张某种 *** 裸的寡头制——虽然他主张的正是强化寡头制和所谓“精英”，而是反复诉诸所谓的“工作的人民”（working people）。这些人具体指的是谁呢？他们是“生活在和平的、遵纪守法的社区中的普通人及其家庭”（Haseler, Ibid:167），也就是中产阶级……进入近代以来，尤其是由于自由主义民主体制的建立，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群众第一次大规模进入了原先由国王和贵族们垄断的政治公共空间，尽管这个空间并不那么“公共”，尽管资产阶级仍然拥有实际上的“结构性权力”，但是这个空间毕竟不再能够由一小撮寡头们绝对垄断。同时，尽管资产阶级仍然行使着权力、以及“霸权”，但是相对于封建主义，这种权力和“霸权”总是不那么完整。在这种情况下，保守主义者就必须发生转变，不能再像过去一样高高在上，而是转而从事政治动员活动。不仅英国保守党等“传统”的、一度是地主利益集团政治代表的政党不得不开始动员群众（的选票），而且出现了一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力量——新老法西斯主义，尤其纳粹正是其初期形式之一。哈塞勒不过是重复了上述这些手法

　　毫无疑问，这些政治力量在动员群众的时候，总是在动员群众的野蛮、落后和保守——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都属于自然的“人性”。他们虽然许诺给予群众一定的“福利”，但是首先这些“福利”是以维持，乃至强化群众在现有社会结构中的屈从地位为前提的，尤其是这类 “福利”在数量上是以不影响“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为前提的。其次，这些“福利”总是把群众的不满和愤怒从造成他们痛苦的根源转移开，寻找替罪羊因而扭曲这种不满和愤怒，比如种族主义就是其结果之一。哈塞勒也未能免俗，他在捍卫“工作的人民”的时候甚至不惜为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者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辩护（Haseler, Ibid: 165），这恰好与英国保守主义者们达到了一致。

　　不仅内容，哈塞勒的叙事手法也完全是保守主义的。在这种叙事中，群众永远不能摆脱他们目前所处的境况，而只能像西西弗斯那样永远挣扎在痛苦中（虽然这显然不排除个别“个人”实现“向上流动”）。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叙事中，群众不可能认识到这种状况有什么“反常”，而是将这种状况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底层群众源源不断再生产出的野蛮反过来又成了与这种“野蛮”不可分割的“文明”，更准确地说，作为“文明”化身的上层阶级的护身符。这正是哈塞勒的目的。

　　不难发现，这样一种叙事手法背后就是一种碎片化的认识论，正如前贤们反复指出的，这正是为了维护一个“自然”的社会秩序。比如前述英国工人运动与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相比力量和组织性相对较弱，这是1848年之后的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尤其是英国统治阶级的直接或间接镇压措施造成的。不过，在哈塞勒的叙事中，这样一种状况就成了所谓“特殊性”，比如“文化”，或者 “传统”。在本书中，他不断地使用“英国例外论”进行论证，不厌其烦地表明英国所谓的“自由传统”——毋庸置疑，在这样做的时候，和一切“传统”、“文化”的卫道士们一样，他一定要选择性地记忆和遗忘历史，具体地说就是遗忘英国激进主义的历史、英国人民抗争的历史，英国群众力图摆脱野蛮而不是欣赏甚至享受野蛮的历史。

　　与此同时，哈塞勒还忘记了一点，他诉诸的是中产阶级，这个阶级要求的是一种“保护性”制度，“参与”只是茶余饭后的休闲。比如很典型的智利中产以上阶级支持皮诺切特，以及英国的中产以上阶级支持撒切尔。换言之，哈塞勒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悖论，他越是诉诸这些“群众”，工党的“精英化”、官僚化就越是严重。在哈塞勒们眼里，要摆脱这种“精英化”和“官僚化”，还不能扩大包括工人在内的普通群众的参与，而是期待一个捍卫市场体制的卡里斯玛式领袖。不难发现，也正是在撒切尔夫人等新自由主义“领袖”身上，韦伯期望的卡里斯玛，卡尔•施米特期望的“决断力”，还有哈耶克期望的那些集中起来了。当然正如哈塞勒自己在本书中承认的，这也是以“民族”、“国家”的“普遍”名义对放弃了“普遍”追求而属于“部分”的工人阶级采取强制措施。明乎此，哈塞勒在本书开头对智利皮诺切特政权的暧昧态度就顺理成章了。

　　到了这里，我们可以解释书名《工党的悲剧》了，哈塞勒认为的悲剧就是工党不再能够成为资本主义秩序即所谓“西方自由传统”的卫道士，而保守党在他看来“不可能变成群众性（政党）”（Haseler, Ibid: 195），在他看来只有英国工党“拥有超越英国可怕的心理和文化分化的潜力”（Haseler, Ibid:26），亦即在资本主义秩序的范围内争取某种程度的“普遍性”。换言之，哈塞勒眼里英国工党的“悲剧”也是英国资本主义秩序的悲剧，亦即这个秩序在他看来不能继续保证获得群众哪怕形式上的支持——的确，撒切尔时期的确发生了这种状况，恰恰是新自由主义诉诸各种破坏自由主义民主自身规范的措施。毫无疑问，从1970年代末期以来英国政治的实际发展来看，哈塞勒过于“悲观”了，他过度低估了保守党的能力，而且在布莱尔时代亦即所谓“第三条道路”时代，英国工党终于结束了“悲剧”，变成了哈塞勒期望的那一种政党。毫无疑问，哈塞勒“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种思潮。

　　正如前面说过的，社会民主党自身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如莫斯科纳斯（Gerassimos Moschonas）指出的，社会民主党中“工人阶级……的核心地位显著弱化……这个演化趋势的逻辑是使领薪中产阶级处于社会民主党联盟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发生偏向自由主义的进一步“位移”并不难理解。不过，虽然自由主义致力于将社会切碎，尤其是将工人阶级打散，但是哈塞勒们期待的稳定并未到来，也永远不可能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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