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州窑佛教文化题材陶瓷赏论（下）
耀州窑佛教文化题材陶瓷赏论（下）除了在陶瓷器造型上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耀州瓷在装饰艺术上亦具较丰富的佛教文化内涵。飞天的出现，是耀州窑制瓷工匠学习和借鉴佛教的造像艺术，应用在瓷器装饰上的一种成功的再创造。宋金时期耀州窑烧制出大量的青釉狮子座莲台灯和瓷塑玩具小狮。
浅说符节
浅说符节符节，是中国古代朝廷传达命令、调兵遣将以及用于各项事务的一种凭证。现知最早的符节是战国时期的，从传世及出土的不同时期符节器物的铭文可以得知，用作征调兵将时传达重要军令者多称之为“符”。以竹为之的符节，由于“鄂君启节”的出土而得到了证实。其后的典章制度中，已有符节一套五和十枚的说法，如“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可见以五和十成套使用的符节制度至少在战国时期已经初步建立。
耀州窑佛教文化题材陶瓷赏论（上）
耀州窑佛教文化题材陶瓷赏论（上）瓷器既是人们生活中的日用器皿，又体现着不同时代社会文化和审美意识。在古代陶瓷史上，位于陕西铜川的耀州窑是深受佛教文化影响的一处窑场。在耀州窑宋金时期的器物中，供盘中饰有坐佛或力士造型，灯盏中以立狮或卧狮为底座的造型，无不都带有浓厚的佛教文化烙印。
纵观乾隆瓷器
纵观乾隆瓷器中国瓷器工艺发展到清代雍正至乾隆早期，无论在瓷业生产的规模上，还是在制瓷技术以及产品的精美程度上，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北京故宫博物院旧藏“乾隆丙午”款青花盘为乾隆五十一年官窑产品，可谓乾隆中后期青花瓷器的代表作。乾隆釉里红瓷器在传世品中占一定比例，纹饰线条有的浅淡或偏暗，但其产品仍能表现出娇妍沉着、敦厚朴实的风格。
浅议雍正官窑与唐窑
浅议雍正官窑与唐窑陶瓷史上曾将雍正年间烧造的官窑称为“年窑”，而只将乾隆早期的官窑称“唐窑”。可以说，雍正御厂复烧之日，即是唐英直接管理御厂窑务之时。雍正官窑的真正督造者是唐英，《清档》和唐英论著中提供了这方面的情况。若以督陶官的姓氏称窑，雍正官窑无疑堪称“唐窑”。乾隆前期，唐英继续在景德镇督陶，远及宋代各地名窑，近至康熙、雍正官窑，唐英几乎无釉不仿。
说锡器（下）
说锡器（下）锡器的...旧时好些地方的婚嫁，男方的聘礼，女方的陪奁，大都要凑上几件锡器。不过，经我们调查，锡器可能导致铅中毒的结论，并不是老锡器消亡的根本原因。当价格低廉的铝制品、锑制品及璃制品的大量面世，手工锡制品在失去价格优势的同时，也彻底丧失了生存空间，加之50年代锡作为国家稀缺工业物资，市面严格控管，这才是老锡器从人们生活中消失的最重要原因。锡器业因原材料匮乏而陷于疲软。
东南沿海一带的良渚文化玉器
东南沿海一带的良渚文化玉器良渚文化最初发现于浙江余杭县，是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发展和继续，距今约四五千年，其分布范围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制玉工艺的普遍发展是良渚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它和红山文化同时代表了我国东部沿海南北两地原始社会制玉工艺的最高水平。
辽河地区红山文化玉器
辽河地区红山文化玉器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地带的红山文化，最初发现于内蒙古赤峰红山后，它的年代一般认为是距今5000至6000年。辽河流域，沈阳地区以及辽东半岛南端原始文化中孕育和初步发展了玉雕业。属于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沈阳地区新乐文化，大连地区长海广鹿岛小珠山(下层)文化，均属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距今七八千年。红山文化玉器呈碧绿、淡青、淡黄、深绿或黄褐色，其准确质地尚待进一步检验。
康熙青花瓷器的创新与发展
此时期青花瓷器凭最高峰的盛势，在创新与繁荣上也达到了自身发展的高峰。因此，康熙时期的青花瓷器能给人以深厚含蓄、耐人寻味的美感。康熙青花瓷器的釉色特点是色泽鲜明青翠，浓淡相间，层次分明。这种特点在康熙青花瓷中的山水、花鸟纹饰中表现尤为明显。其中，康熙中期的青花瓷器最具魅力。
说锡器（上）
说锡器（上）人们对老锡器，多半既熟悉又陌生。锡是古老金属，锡之为器，自上古而延绵至今。青铜器受重视，历代皆然，锡器受冷落，则应当成为过去。锡的熔点为232℃，沸点为2625（正负）℃。这一发现，说明了云南从古至今就是产锡制锡器的重要地区。由于锡器容易产生锡疫的缘故，历史上许多有价值的古锡器未被存留下来，这或许是古锡器考古发现极少的缘故。同时，民间锡器之普及，已大大超越了前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