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课
资课在唐初还没有形成制度。资课按照色役者的身份和色役的种类而定其数额。据开元二十四年俸料钱制度，文武职事官俸料钱中资课所占的比例是，六品以上官占50％到60％以上，九品官至七品官占20％到40％以上。见于记载的有手力资课、杂职课和工价资课，都是支出项目。但是原来以资课钱支付的官员手力钱、工匠的工资，仍须由国家支付，这笔支出本来出于资课，所以称为某项资课。
两税法
两税法的实行，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均田制破坏的必然结果。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两税法把中唐极端紊乱的税制统一起来，短期内曾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民的负担，并且把征税原则由按人丁转为按贫富，扩大了征税面，也对无土地少资产的农民有好处。两税法的实行在赋税制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宋承唐制，两税仍是基本的税项。
迴造
迴造，中国唐开元前后征纳赋税时以不同实物折纳的一种制度。开元四年，停义仓变造。至二十一年，因关中粮食不足，乃用裴耀卿为相，次年为江淮以南迴造使，广运江淮义仓变造米。同时还规定，江南诸州租并迴造纳布。唐初以来，实行于江淮一带的变造制度，进一步在关中和河南、河北推广。
丁中
丁中，古代课税，征徭役，迴造以年龄分为黄﹑小﹑中﹑丁﹑老五类。丁中为其中主要两类。
杂户
杂户，北魏至唐代户口的一种。其身分低于普通百姓，高于奴婢。《晋书·姚泓载记》：“尚书姚白瓜徙四军杂户入长安。”《旧唐书·职官志二》：“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一免为蕃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民，皆因赦宥所及则免之。”
括户
括户，中国古代通过检查户口，将隐漏不报和逃亡人口搜括出来，遣送还乡或就地入籍。于是武则天遣十道使括天下逃户。杂户唐代最大的一次括户是玄宗开元九年至十二年由宇文融主持的。为了增加封建国家的财赋收入，扩大徭役、兵役的来源，开元九年宇文融建议检查色役伪滥，搜括逃户。并再次任命宇文融兼充劝农使，负责检括逃户和籍外田。开元天宝年间，曾以括出客户置县，足见各地客户数量之多。
经界法
经界法，中国南宋清查核实土地占有状况的措施。绍兴十二年，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上言经界不正十害，建议实行经界法。遂设立经界所，从平江府开始，逐渐推广至两浙，再推广至诸路。每户置簿，逐一标明田产的田形地段，亩步四至，以及得产缘由，赴县印押，永充凭证；遇有典卖交易，须各持砧基簿和契书对行批凿。经界法旨在保证官府赋税收入，不可能真正“均平赋税”，以后时行时废，终因官吏豪绅的反对，未能贯彻下去。
厢坊制
厢坊制，中国宋代城市的区划制度。唐代的城市制度是坊市制，居民区坊与商业区市是分开的，四周都筑有围墙，坊、市门按时启闭。10世纪末、11世纪初，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城市制度厢坊制代替了原先的坊市制。这种基层厢代替了坊，成为附郭县直属的基层政权，经界法每个基层厢下属有若干个坊。从此，附郭县只治理郊区，厢统治城内市区直属于州府，这种城乡分治的制度后来推及全部城市。厢坊制成为城市的一种新的行政区划制度。
榷场
榷场，中国辽、宋、西夏、金政权各在接界地点设置的互市市场。辽夏间则有在辽境的振武军榷场。榷场贸易受官方严格控制。榷场领辖于所在地区的监司及州军长吏，又另设专官，稽查货物，征收商税。宋金榷场制度，小商人10人结保，每次携一半货物到对方榷场交易。榷场商税是官府一笔不小的财政收入。各政权对榷场交易的商品种类也有严格规定。虽然当时民间走私贸易十分活跃，榷场贸易仍是不同政权各地区之间经济交流的重要途径。
支移
赋税输纳有固定的地点、仓库；而以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支移始行于河北、河东和陕西等路，以便充实边境军储。有些地区的支移，则是一州一县的“递趱”。起初，税户因路远物重，多携现钱至支移所在籴粮米输纳，沿途税务要根据携带现钱多少征收过税。元祐初，陕西斗输脚钱18文；至崇宁中，一向不支移的京西路，所输脚钱每斗竟至56文，几乎相当于元丰年间所输正税之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