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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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两税法的实行，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均田制破坏的必然结果。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两税法把中唐极端紊乱的税制统一起来，短期内曾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民的负担，并且把征税原则由按人丁转为按贫富，扩大了征税面，也对无土地少资产的农民有好处。两税法的实行在赋税制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宋承唐制，两税仍是基本的税项。

　　两税法（汉语拼音：liǎng shuì fǎ），（汉语拼音：liɑnɡshuifɑ；英语：two-tax system），唐代后期用以代替租庸调制的赋税制度。开始实行于德宗建中元年(780)。两税法的实行，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均田制破坏的必然结果。唐初实行均田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每户农民有一块土地。凭借这些土地，可以承担国家的租税和徭役，并维持一家生计。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实行的。但是在唐朝建国以后，土地兼并便在逐步发展。到武周时期，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已经很多，玄宗时宇文融的括户，括出逃户80余万和相应的籍外田亩数，就反映了当时均田制度破坏的严重程度。农民逃亡， ... 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是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与此同时，按垦田面积征收的地税和按贫富等级征收的户税逐渐重要起来。到天宝年间，户税钱达200余万贯，地税粟（谷）达1,240余万石，在 ... 收入中的比重已经和租、调大约相等。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失去有效地控制户口及田亩籍账的能力，土地兼并更是剧烈，加以军费急需，各地军政长官都可以任意用各种名目摊派，于是杂税林立，赋税制度非常混乱。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江南地区出现袁晁、方清、陈庄等人的武装起义，这就使得赋税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在建中以前，已有多次试探性的或局部地区的改革。代宗广德二年(764)诏令：天下户口，由所在刺史、县令据当时实在人户，依贫富评定等级差科（差派徭役和科税），不准按旧籍账的虚额（原来户籍上的人丁、田亩、租庸调数字）去摊及邻保。这实际上就是用户税的征收原则去代替租、庸、调的征税原则。不过似乎没有贯彻下去。永泰元年(765)又命令，“其百姓除正租庸外，不得更别有科率。”但是在同年五月，京兆尹第五琦奏请夏麦每十亩官税一亩，企图实行古代的十一税制。实际上是加重地税。到大历四年(769)、五年又先后有几次关于田亩征税的命令，五年三月的规定是京兆府夏税，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税四升；秋税，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税三升。分夏秋两次并且按亩积和田地质量征税，都是试行的新原则。与此同时，在广德二年到永泰二年已开始征青苗地头钱，按垦田地积，每亩征税十五文，也是按占有土地的面积科税，不过是征钱而不是征租。

　　大历十四年五月，唐德宗即位，八月以杨炎为宰相，决心把税制改革进行下去。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到次年（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正式以赦诏公布。

　　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即是不再区分土户（本贯户）、客户（外来户），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这是为了解决一些官僚、富人在本乡破除籍贯，逃避租庸调，而到其他州县去购置田产，以寄庄户、寄住户或客户的名义享受轻税优待的问题。同时不再按照丁、中（见丁中）的原则征租、庸、调，而是按贫富等级征财产税及土地税。这是中国土地制度史和赋税制度史上的一大变化，反映出过去由封建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土地占有（或私有）的原则变为不干预或少干预的原则。从此以后，再没有一个由国家规定的土地兼并限额（畔限）。同时征税对象不再以人丁为主，而以财产、土地为主，而且愈来愈以土地为主。具体办法：

　　1.将建中以前正税、杂税及杂徭合并为一个总额，即所谓“两税元额”。分两种：一种是斛斗（即谷物），按土地面积摊征；一种是税钱，按户等高下摊征。元额虽规定以大历十四年的数字为准，实际上是以大历中各种税额加起来最多的一年为准（但两税元额中不包括青苗地头钱，青苗钱以后仍然单独征收）。各州、县都有自己的“元额”，也是以大历中最高的一年为准。

　　2.将这个元额摊派到每户，分别按垦田面积和户等高下摊分。以后无论有什么变化，各州、县的元额都不准减少。

　　3.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不得过六月，秋税不得过十一月。因此被称为两税（一说是因为它包括户税、地税两个内容）。

　　4.无固定居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的1/30征税。

　　5.租、庸、杂徭悉省，但丁额不废（保留丁额可能还是为了临时差派力役）。

　　两税法把中唐极端紊乱的税制统一起来，短期内曾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民的负担，并且把征税原则由按人丁转为按贫富，扩大了征税面，也对无土地少资产的农民有好处。但是实行中的弊病也确实不少。首先是长期不调整户等。建中元年定两税时定户已不严格，贞元四年(788)又诏令定户等，并且规定三年一定，以为常式，但是许多地方的材料反映，自建中以后就长期没有再定户等，这样就不能贯彻贫富分等负担的原则。其次是两税中户税部分的税额是以钱计算，由于 ... 征钱，市面上钱币的流通量不足，不久就产生钱重物轻的现象，农民要贱卖绢帛、谷物或其他产品以交纳税钱，无形中增加了负担，到后来比之定税时竟多出三四倍。再次是两税制下土地合法买卖，土地兼并更加盛行，富人勒逼贫民卖地而不移税，产去税存，到后来无法交纳，只有逃亡。于是土地集中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农民沦为佃户、庄客者更多。由于这些弊病，它遭到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如陆贽等的强烈反对，但是他们拿不出更好的办法代替它，只是主张恢复租庸调，而租庸调已根本无法再实行，地主私有经济的发展趋势不可能逆转。两税法的实行在赋税制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宋承唐制，两税仍是基本的税项。但宋代两税为相对较为单一的土地税，只有在输纳两税的“支移”、“折变”的规定中，要和户等联系，有一定程度的户税成分。两税分夏秋二征，皆依田亩肥瘠，定出等级（一般为三等，也有的为二等）征纳。税率大致每亩一年。夏税征收丝、绵、丝织品、大小麦、钱市等，秋税征收稻、粟、豆类、草等。宋代两税较唐代更为简单，税额并不算重。但是，官府却用各种名义，如沿纳、支移、折变、脚钱（运输费）、加耗（以税物损耗为名的加税）、预借、重催（纳税后重叠催税）、义仓、大斗、大斛、斗面、斛面（纳税时，税粮高出斗面斛面的堆尖部分）、呈样（以官员检查税物样品为名的加税）等，进行加税，使两税成为很重的负担。官僚、地主又千方百计进行逃税、漏税和抗税，而将两税转嫁给广大农民。宋代还有包揽赋税输纳的“揽户”，他们与官吏相勾结，对纳税者进行中间剥削，更加重了农民的两税负担。

　　金循宋制，民田征收两税（唯猛安谋克户只征牛头税）。夏税每亩三合，秋税每亩五升，又纳秸一束（15斤）。缴纳期限，夏税以六、七、八月，秋税以十、十一、十二月为初、中、末三限，三百里以外展限一月。泰和五年(1205)，秋税改以十一月为初限，寒冷地区夏税改以七月为初限。输纳粟麦，每三百里减免5％；输秸，自百里至三百里，减免3％～10％。

　　元代税粮制度南北不同，江南地区沿用宋制征夏、秋两税。明代全国田赋通行两税制，夏税征米、麦、钱、钞、绢，秋税征米、钱、钞、绢。大抵以米麦为主，丝绢及钞次之。万历时推行一条鞭法，赋税制度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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