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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接上文宁死不默与不以利害为趋舍范仲淹早年立志，敢说敢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他纠偏勘误不辟祸患的信念。范仲淹入仕后，清楚地看到了宋王朝安享太平下的体制弊端，他不断向朝廷提出建议，这些建议，条条符合现实，条条都是治弊的猛药，体现了范仲淹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睿智目光和心忧天下的报国情怀。早在天圣三年（1025年），当还是小小的大理寺丞时，位卑言轻的范仲淹便给垂帘听政的章献太后呈上了一份《奏上时务书》
接上文 宁死不默与不以利害为趋舍 范仲淹早年立志，敢说敢为，「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他纠偏勘误不辟祸患的信念。 范仲淹入仕后，清楚地看到了宋王朝安享太平下的体制弊端，他不断向朝廷提出建议，这些建议，条条符合现实，条条都是治弊的猛药，体现了范仲淹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睿智目光和心忧天下的报国情怀。早在天圣三年（1025年），当还是小小的大理寺丞时，位卑言轻的范仲淹便给垂帘听政的章献太后呈上了一份《奏上时务书》，提出救文弊以厚风俗，整武备以御外患，重馆选以养人才，赏台谏以开言路等建议；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在丁母忧期间，他「 ”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冒哀给朝廷上了一份万言书——《上执政书》，针对时弊，他提出了「 ”固邦本，厚民力，备戎狄”等六条改革主张。据说，宰相王曾收到万言书后，大为赏识，立即授意晏殊推荐范仲淹应学士院试。 景祐二年（1035年）冬，范仲淹由知苏州提拔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进京。归来后的范仲淹，论事愈急。当时，吕夷简任宰相，颇为专权。范仲淹便把一些要员的晋升情况绘制成《百官图》上呈仁宗，指着上面开列的百官晋升顺序说：「 ”某为超迁，某为左迁，如是为公，如是为私，意在丞相。”（《范文正公年谱》），直言宰相用人不当， ... 。这把位极人臣的吕夷简气得七窍生烟，暴跳如雷，反在仁宗面前诉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这次，他又落职饶州（今江西鄱阳）。 历经三度贬职，范仲淹丝毫不见「 ”收敛”他那近似固执的坚持，源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源于他忧国忧民的情怀，源于他许国忘身的精神。只是，不以他为迂阔而真正理解他的有几人？ 名利与气节 范仲淹一生见贤思齐，不断以往哲先贤的思想、品德和功绩勉励自己。他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说：「 ”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又在《蒙以养正赋》中说：「 ”学默默以存志，将乾乾而希圣。庶几进退之间，保君子之中正。”表达了要像先圣一样，在得失进退间，不失其高尚的情操。所以他始终「 ”内守朴忠，外修景行”（《苏州谢就除礼部员外郎充天章阁待制表》），以洁身自好和为国事功要求自己，企望在现实世界中成就最高的道德理想。然而，由于他竭力事功而谏言无忌，进退自如而操守过洁，使他在当时成了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王安石甚至指责他「 ”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续资治通鉴长编》）。 范仲淹确实爱名，但他爱的是竭诚报国之名，爱的是经纶济世之名，爱的是心若介石之名。正因为他爱名如宝，雪操冰心，注定了他无论是重用为股肱之臣，还是贬谪为偏远小吏，始终「 ”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 正因为对名节和操守的坚持，使他能始于洁行而不耽于忧戚，见于大节而不屈于名利，所以他忤逆天威依然谏诤于朝廷，「 ”三黜专城”依然救民于水火，众口铄金依然矢志不渝，正如他自己所说：「 ”素心直拟圭无玷，晚节当如竹有筠。”朱熹对他给当朝士风的精神影响和作用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说：「 ”本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64岁的范仲淹旧疾缠身，感觉大限将至，便向宋仁宗呈上《遗表》，念念不忘仍是社稷长远，邦国兴衰，他以将死之言规劝仁宗：「 ”伏望陛下调和六气，会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还对「 ”事久弊，则人惮于更张”深感忧虑，对自己「 ”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深表遗憾，至于自己身后之事，却只字未提，表现出他一生坚守的大忠和大节。 范仲淹经天纬地之才而用之未尽，忧国忧民之志屈而未伸，他的遗憾是泣血的遗憾，正如韩琦在《范文正公奏议序》中感叹：「 ”不幸经远而责近，识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复沮者，几十四五。”真是未了之英雄，至性之君子！ 文化的理想国，有温度的历史，有态度的写作。感谢您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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