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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多年前，小学语文课本里是“朱德的扁担”，可在十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学生们过完寒假回到学校后发现，同样一篇课文，已经换成了“林彪的扁担”。仅仅数年之后，林彪事件发生，教材又悄然换回了《朱德的扁担》。教科书中的内容成为一种先验的常识和固有的知识框架，而被不假思索接受下来。因此，学者谢咏指出，教科书的编纂，一般来说有国家强制特征，这是教科书编纂的通则，因为它可以保证知识传播的国家意志。
十多年前，小学语文课本里是“朱德的扁担”，可在十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学生们过完寒假回到学校后发现，同样一篇课文，已经换成了“林彪的扁担”。无数的“红小兵”们又开始在这篇课文中学习林彪的艰苦朴素的精神……
data-filtered="filtered" 朱德的扁担
1950年代初期，一篇颂扬朱德艰苦朴素精神的文章——《朱德的扁担》被编入了小学教材。然而，在十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学生们过完寒假回到学校后发现，同样一篇课文，已经换成了《林彪的扁担》。无数的“红小兵”们又开始在这篇课文中学习林彪的艰苦朴素的精神。
仅仅数年之后，林彪事件发生，教材又悄然换回了《朱德的扁担》。一根扁担，就这样随着政治风云变幻而不断发生换位。这是对常识的亵渎，还是对现实的嘲讽？
虽然这个故事是出现在语文课本，但从来以课本和老师的话为金科玉律的孩子们，如何去辨别虚构与真实呢？
教材之于一个人的意义，远不止于普通的书籍。教科书中的内容成为一种先验的常识和固有的知识框架，而被不假思索接受下来。由此出发，这些常识成为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起点和原点。
然而，一旦常识出现问题，则后续延展的知识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结果上，都会出现偏差。
因此，学者谢咏指出，教科书的编纂，一般来说有国家强制特征，这是教科书编纂的通则，因为它可以保证知识传播的国家意志。
而另一方面，教材本身由此面临着诸多悖反。其一，它试图提供一种“标准答案”，而这种答案，却时常随着人们的认识的深化，或者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其二，作为一种“标准答案”，它无法展现出我们对历史认知的多元性。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高度“浓缩”的规范化知识，它远不足以展示我们经历的过去的丰富与多彩。
因此，1995年，美国学者詹姆斯·洛温写了一本书，名为《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他在序言中出语惊人：“实际上，历史是唯一一门让学生学得越多就愚蠢的学科。”
他发现，“美国人既对自己国家的过去感兴趣，却又饱受着他们中学美国历史课程的折磨。”那些充斥于课本中的谎言与偏见，有人总结为虚构之说、片面之词和掩饰之计。而这些，大多来自于沿习已久的认知误区和基于某些冠冕堂皇理由——最常见的是爱国主义——而有意的修饰。
在《老师的谎言》中，洛温告诉人们，不必担心真相会引起混乱；最危险的，是对真理与良知的麻木，以及对思考惰性的习惯。“我们需要培养所有阶级、所有种族背景以及不同性别的美国人都能掌握历史的力量——即用自己关于过去的理解去激励和证明自己当前的行动。这样，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国家，美国人都将从历史中获得严肃的教益。历史不再只是令人厌倦的‘僵尸’”。
那么，逐渐长大的我们，究竟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审视那些我们从小到大，认为理所当然的“常识”？
我们能做的，只有回顾常识，回到起点，重新见识历史丰富多彩的另一面。
本文转自人民网，人民网文章来源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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