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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苍龙星象作为传统龙的形象的来源,这一观念根深蒂固。很明显,当时的人们依然懂得,二十八宿的东官星宿所组成的形象即为龙形,这便是传统龙的取象来源。所不同的是,晚世将苍龙星象视为东宫七宿的完整呈现,却不及早期先民以东宫六宿作为龙的形象的做法更客观。这些早期龙的形象统统以星象的面目呈现,明确证明了四象中取于东官六宿的龙象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字中龙的形象原型。
龙的起源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史、宗教史、神话史、艺术史乃至科学史研究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聚讼不决。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龙不仅始终作为王权的象征,甚至这一传统对周边文化都产生着深刻影响。然而,龙的原始形象呈现出怎样的面貌?龙的本质内涵究竟是什么?龙何以会成为古人的崇拜偶像? 是什么原因造成龙与王权具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问题虽然十分重要,但却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今天的考古资料已为我们解决这些疑问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它使我们有可能尽量从龙的源头说起。 龙的形象源于星象 考古学证据显示,中国古人对龙的崇拜至少已有八千年的历史,这些丰富史料已足够建立一个不间断的以龙为偶像的原始宗教传统,对于探素龙崇拜的缘起及其形象来源,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事实上,如果我们要解决龙的起源问题那么首先就必须澄清一个基本事实:最早的龙,其象征意义及文化内涵究竟是什么? 事实告诉我们,最早的龙是作为星象存在的,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对"龙"字的分析以及龙宿宿名古义的探素证明这一点。中国的古文字,凡属动物的名字都以象形的 ... 客观地描写该种动物的特征,不论家畜抑或野兽,无有例外,然而"龙"字所呈现的形象却在自然界所能见到的动物中难觅踪迹。我们当然无法设想这个事实乃是由于龙属于已经灭绝的物种,因为商周乃至更早时代的先民对于这一形象不仅非常熟悉,而且龙所呈现的面貌也并非一种。 如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时代宗教遗存所见的蚌龙颇似鳄鱼,而红山文化玉龙又极似马,甚至山西襄汾陶寺先夏文化的社龙形象更似蛇,显然,早期龙在现实生活中的形象并不是一成不変的,而这些以龙的面貌所呈现的动物其实都没有灭绝。这事实意味着,我们要解决龙的原始形象问题,就必须从对汉字的"龙"字取象对象的分析入手。 商代甲骨文与商周金文的"龙"字乃呈角、首、颈、身、尾俱全的形象,这一形象虽然在自然界中难以找到可类比的对象,但是如果我们将天上的苍龙星宿依次连缀,便不难发现,汉字"龙"的形构正是以象形的手法取自天上 由龙星所组成的形象,两者别无二致。事实上,间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龙"字与苍龙星象的相似程度,苍龙诸宿宿名古义及其于龙体的位置关系恰可与"龙"字所呈现的形象一一对应才是建立二者联系的证据所在。经过对苍龙星宿的宿名本义详细的考证,可以知道作为苍龙之体的角、亢、氐、房、心、尾六宿,其宿名皆与龙体有关,其中角为龙角,亢为龙咽,氏为龙首,心为龙心尾为龙尾,房虽具星占意义,但指龙腹无疑。 需要注意的细节是,龙星位居龙咽的亢宿与位居龙首的氏宿,次序似乎颠倒,但是如果将这样的次序与苍龙六宿所构成的形象比较,便会发现,二者所表现的龙体部位与相应位置的星宿名称竟完全相同。显然,亢宿先於氏宿正是中国原始"龙"字所呈现的基本事实,而这一形象的定型正取象于天象。 因此可以认为,汉字的"龙"字并不像其他描写动物的文字那样乃出于对真实物种的写实,其所呈现的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反却与龙星六体所构成的天象吻合,这为龙的形象源之于星象的论证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苍龙星象作为传统龙的形象的来源,这一观念根深蒂固。东汉末年,应劭在其《风俗通义》中尚完整地记录着这一思想。文云: 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东方成龙形,西方成虎形,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鸟形,北方成龟形,西首而东尾。以南方之宿象鸟,故谓之朱鸟七宿者也。 很明显,当时的人们依然懂得,二十八宿的东官星宿所组成的形象即为龙形,这便是传统龙的取象来源。所不同的是,晚世将苍龙星象视为东宫七宿的完整呈现,却不及早期先民以东宫六宿作为龙的形象的做法更客观。以星象的本质所呈现的龙,其艺术形象的塑造至少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叶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完成了。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的仰韶时代蚌塑星象图,即以龙、虎和北斗为内涵,不仅可与战国初年曾侯乙墓所出二十八宿漆箱盖面星象图彼此印证,而且提供了作为四象之一的龙,其形象源出星象的确凿物证。 在传统的四象体系中,由于各官授时主星所建时间的不同,各象的地位也各有高下,颇不相同,其中龙、虎较重,鸟与玄武较轻,而龙、虎象不仅相配而见,又因龙本含有六宿,虎只含有二宿,故呈龙大而虎小的形式。事实上,古人于四象中特别强调龙、虎,原因即在于龙、虎二星官于公元前第四千纪恰好分别位于二分点上,而秋分又是原始历法的岁首标志,具有重要的授时意义,所以龙、虎便成为观象授时的重要星象。这个文化传统不仅在文献中有着生动记载,而且在考古学所提供的证据方面也颇为系统。显然,龙与虎作为星象并存的事实也为龙的形象源于星象提供了佐证。 《左传・昭公元年》所记高辛氏二子的故事即来源于古人对于龙、虎星象的观测实践(见第一章第三节),其中作为龙心的辰星乃为二十八宿东宫心宿的第二星,由于其为红色的一等亮星,所以古人又名其为大火星，而参星则为西宫的虎星。两星位居黄道的东、西两端,是上古先民用以指示时间的重要星象。这个授时传统不仅决定了古人需要在星图中突显龙、虎的形象,甚至影响到他们将龙、虎这一具有星象内涵的形象广泛地移用于多种礼器。 河南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出土青铜建筑构件,其上的图像即以四象中的龙、虎作为装饰题材。法国巴黎赛努奇博物馆及日本东京泉屋博古馆各藏一件商代虎食人卣,造型作虎食人形,外底则装饰有身饰鳞纹的龙，已有参商之喻。法国吉梅博物馆 ... 周早期的青铜杖首,其上雕有鸟负龙、虎的造型,龙虎御鸟而行天,显然也以星象为内涵。 战国初年曾侯乙墓二十八宿漆箱盖面星象图,与二十八宿星名同时布列的还有居中的北斗以及东西两侧的龙、虎,这个图像不仅与西水坡星象图的内容完全一致,而且也颇可印证龙、虎所具有的星象学本质。很明显,这个以授时主星的龙、虎作为星图主题的古老传统,自公元前第四千纪以至战国时代,竟几乎没有任何的改变! 其实即使在四象俱全的星图中,龙、虎由于具有授时主星的地位,其形象也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公元前九世纪中至前七世纪中叶的虢国铜镜,其上的四象设计即将龙、虎两象做了特别的夸张。而于西安交通大学发现的西汉壁画墓星象图,更以龙星的形象包辖角、亢、氐、房、心、尾六宿,突显了其不同于其他任何星象的特殊地位。这些早期龙的形象统统以星象的面目呈现,明确证明了四象中取于东官六宿的龙象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字中龙的形象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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