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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永贞革新”失败前柳宗元的人格状况柳宗元出生时其家道已经开始中落，虽曾是“世相重候”，但到其父柳镇时已经沦为“无为朝土者”的衰败地位。不过其家庭充满的浓郁的文化气氛，仍对柳宗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其父柳镇虽一生游宦四方，做着参军、县令一类的地方小官，但其学识广...
一、“永贞革新”失败前柳宗元的人格状况
柳宗元出生时其家道已经开始中落，虽曾是“世相重候”，但到其父柳镇时已经沦为“无为朝土者”的衰败地位。不过其家庭充满的浓郁的文化气氛，仍对柳宗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其父柳镇虽一生游宦四方，做着参军、县令一类的地方小官，但其学识广博，深明经术，犹精于儒家经典，“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交于外，垂声当时。”柳镇长期任职于府、县，对现实社会情况有深入的了解，养成了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不仅如此，他还能诗善文，曾经与当时非常有名的诗人李益相互唱和。在柳镇的影响下，柳宗元耳濡目染，自小养成了酷爱读书的习惯。而且柳镇品格刚正，嫉恶如仇，“守正为心，疾恶不惧”。在卢岳的遗产案上，他不畏权势，秉公执法，得罪了权臣窦参，以至遭到贬谪，但他对送行的柳完元说：“吾目无涕”，这种受了委屈而不流一滴眼泪的刚直精神，对柳宗元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另一方面，其母卢氏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并且聪明贤淑，品德高尚，很有见识。在母亲的启蒙和教育下，柳宗元很早就对知识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卢氏勤俭持家，训育子女，在早年避乱到南方时，宁肯自己挨饿，也要供养亲族。后来柳宗元得罪贬官，母亲以垂暮之年，跟随儿子到南荒直到病逝，都没有一丝怨言。正是这样一位品格高尚的贤良母亲，在其一生中都在深深地熏陶着柳宗元。另外柳宗元的两位“德硕行淑”的姐姐和为人刚直而博学多才的从弟柳宗直，对他的正真而又自傲的性格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的影响，柳宗元养成正直、执着、真诚、刚正不阿的伟大人格和办事公道正派、不徇私情的作风。柳宗元与刘禹锡和韩愈都交往深厚。柳宗元对刘禹锡是坦诚相待，两人情宜深重。但是，两人之间在学术上却不免有分岐，如刘禹锡在柳宗元的《天说》一文中强调“天人不相预”的观点持不同意见，提出了“交相还相用”、“人能胜乎天”的观点，并写了《天论》予以补正。而柳宗元则以“彼不谋我，而我何为务胜之耶？”加以反诘。虽如此，两人的关系却愈见亲密，直至后来两人均遭贬谪，仍然彼此相互勉励，写诗和唱，刘禹锡还受柳宗元临终托付，将他的著作编著成册，遗留后世。对韩愈，柳宗元更多的则是敬重，两人在提倡古文运动之中并肩作战，友谊深厚。但是，当有不同意见时，柳宗元却毫不妥协。后来柳宗元逝世后，韩愈连写了三篇墓志、碑记和祭文来悼念他，并对他作出了非常高的评价，可见柳宗元刚直真诚的人格力量。而在处事方面，柳宗元更是公道正派、处事不徇私情，恪守“惟道是就”的原则。他在京城做官的时候，仕途通畅，想投靠他弄个官做的人达到了“排门塞户”的地步，但是他却绝不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做这种交易。在对是非的判断上，他更是刚直不阿，总是旗帜鲜明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不怕得罪权贵，更不怕祸及自身。
柳宗元对国事民情非常关注。贞元九年（793年）春，20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士，贞元十二年（796年）柳宗元任秘书省校书郎，算是步入官场，两年后，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得以博览群书，开阔眼界，同时也开始接触朝臣官僚，了解官场情况，并关心、参与政治。到集贤殿书院的第一年，他便写了《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碑》，颂扬了在朝政大事上勇于坚持己见的谏议大夫阳城，第二年写了《辩侵伐论》，表明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在民生上，他认为应该“贫者固免，富者增赋”、“舍其户而唯丁田是问”，可见，他对百姓是极其关心的。
柳宗元出生在中唐社会由盛到衰的时期，他目睹了“建中之乱”藩镇割据给民众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对朝廷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危机与动荡有着深刻的体会。贞元十七年（即801年），柳宗元调为蓝田尉，两年后又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时年31岁，与韩愈同官，官阶虽低，但职权并不下于御史，至此他与官场上层人生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交游，对朝廷里政治的黑暗和腐败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从而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永贞元年（805年），柳宗元参加了王叔文推行的“永贞革新”，由于顺宗下台，宪宗上台，革新失败，柳宗元被贬为邵州（今湖南省邵阳市）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贬到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做司马。从这时候起，柳宗元的思想和性格都产生了一定的改变。
二、“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人格的改变
柳宗元被贬永州后，在那里呆了十年，这是柳宗元人生的重大转折，也是他思想上的重大转折。在京城当官的时候，柳宗元主要面对的是现实的政治斗争和活动，而到永州之后，他的斗争则转到了思想文化领域。在永州的十年里，那里还是未开化的蛮荒之地，生存投机倒把极其恶劣，柳宗元的日子过得荒凉而孤寂，甚至一度蓬头垢面，丧魂落魄，但他又有了足够的时间与自然对晤，与自我对话，从而使他进入了最佳的写作状态。这一时期，他对古往今来关于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撰文著书，《非<国语>》、《天对》、《六逆论》、《封建论》等著名作品多数都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同时，华夏文学又一次高峰性的代表《永州八记》也在这一时期诞生了。可以说，在永州的十年里，柳宗元的文化思想在他的一生中达到了最辉煌的时刻，同时在中国文化史上也达到了一次巅峰。
被贬永州的打击和永州艰难的环境，加上政敌们仍不肯放过他，造谣诽谤，人身攻击，把他丑化成“怪民”，残酷的政治迫害，艰苦的生活环境，使柳宗元悲愤、忧郁、痛苦，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至使柳宗元“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竟至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虽然贬谪生涯经受了种种迫害和磨难，但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
虽然磨难并未能动摇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的性格。柳宗元对朝廷仍抱着巨大的幻想，他为了重返仕途，他写了很多求援信，在信中写了很多阿谀奉承别人的话。他在给赵宗儒尚书的信中写道：“伏以尚书德量弘纳，义风远扬，收抚之恩，始于枯朽，敢以余喘上，上累深仁”，他还将自己写信的心情写成“伏纸惶恐，不胜战越”。甚至在他写给曾有过节的武元衡中的信里吹捧武说“以含弘光之德，文博渊泉之量，不遣垢汗”，在收到武的回信时则达到“捧读流涕，以惧其悲，屏营舞跃，不敢宁处”的程度，而他对武的“以期效命于鞭策之下，此诚大君子并容广宽，弃暇录用之道也”的话，无怪乎有人说他是“摇尾之状，似不胜屈”【1】。为了重返仕途，柳宗元竟不惜说了这些贬损自己的话。而在另一些求援信中，他竟然违背其“利安元元为务”的理想，说出贬损百姓的话：“然后理平之世，终身为顽人之类，犹有少耻，未能尽忘”。十年之后，朝廷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灵魂深处隐伏着的无数诱惑竟让他欣喜万状，在路过汩罗江时，他吟到：“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汩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汩罗遇风》），心喜之态溢于言表。
不过，到了长安，朝廷又厉声宣告，他被贬到了更为边远的柳州。这一年，柳宗元43岁，正当壮年，但他已经预料到，柳州将会是他的丧葬之地。果然，在唐元和十四年（819年），柳宗元在柳州病逝。柳州距京城长安，比永州距京城更远，更为落后荒凉，居民多为少数民族，生活极端贫困，风俗习惯更与中原大不相同。在柳州期间，柳宗元的思想又有了变化，他对朝廷的绝望使他的思想重归于现实，于是他决心利用刺史的有限权力，在这个局部地区继续实行改革，为当地民众做些好事。柳宗元在柳州，废除“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的残酷风习，制订了一套释放奴婢的办法，规定那些已经沦为效婢的人，都可以按时间算工钱，抵完债即恢复人身自由，回家和亲人团聚，此举受到广大贫苦人民的欢迎，后来被推行到柳州以外的州县。针对当地百姓迷信落后习俗，严令禁止江湖巫医骗钱害人。举办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兴办学堂，推广医学，并使从不敢动土打井的柳州，接连打了好几眼井，解决饮水问题。柳州荒地很多，柳宗元组织闲散劳力去开垦，仅大云寺一处开垦的荒地，就种竹三万竿，种菜百畦。他又重视植树造林，并多次亲自参加了植树活动。柳州四年，柳宗元着眼现实，思想归于平静，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一些兴利除弊的改革，遗惠一方。
纵观柳宗元的一生，在“永贞革新”之前，由于受到家庭良好的教养和文化熏陶，加上父母对他的潜移默化，他的人格是刚正不阿的，处事是公道正派的，对朋友是忠信诚实的，思想是健康积极的。可以说，在“永贞革新”失败之前，柳宗元作为中国文化人格几乎是完美的。“永贞革新”失败之后，由于柳宗元遭受到屡次贬谪，半生颠沛流离，尝尽人间疾苦，使得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改变，人格也出现了一定的缺失。但有学者把柳宗元的这种人格缺失看成是“其人格、创作生命却透过作品而复活，升华、不朽”【2】是不中肯的，至于说他“被贬官后的精神状态是一蹶不振的”【3】更是有失偏颇。
总之，柳宗元的人格修养并不完美，但这都是由于众多复杂的原因所造成的。不过，瑕不掩瑜，总的来说，柳宗元的思想是充满魅力的，柳宗元的人格是伟大的，他不愧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颗熠熠生辉的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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