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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礼制对人行为的规定和约束十分严格，但却并无强制手段来保证其得到遵守。这一方面引发了低阶贵族的不安分。诸侯各国为了生存，纷纷寻求富国强兵。因为礼制能规定其特权，却无力保证他们履行义务，某些国家的贵族甚至大有取代国君的势头。李悝完成了魏国在经济、政治领域的改革，吴起完成了军事领域的改革。而秦国商鞅变法不同于东方六国，是真正意义上全面彻底革新国家制度。
编后语 战国中期，各国都在推行变法，主要内容都差不多，但是卫鞅的变法最全面、最彻底、收效最显著，是各国变法的集大成者。 >战国时期的变法浪潮，主要是变革西周以来的宗法贵族制度。西周克商以后，建立了一整套统治制度：以血缘亲疏辨别尊卑的宗法制度、以礼仪规格强化等级的礼乐制度、自上而下分封土地的封建制度、土地所有权国有的井田制度。 >在周朝的制度下，虽然投胎技巧决定人生高度。但无论身处哪一等级，都有一整套礼制来约束其行为，来保证其履行所属等级的义务。礼制对人行为的规定和约束十分严格，但却并无强制手段来保证其得到遵守。如果有人违反礼制，轻则受到其他人的规劝，重则遭到全社会的谴责。 >周朝刚刚建立的时候，经济水平很低，虽然社会地位有尊卑，但是总体上贫富差距不大，贵族们待遇不高、责任却不小，所以下层士人犯不上冒着被全社会谴责的危险去挑战等级礼制。各级贵族也大多都有足够的威信和担当，能够得到下级的尊敬和支持。 >可是几百年后，随着经济的发展，高阶贵族们享受的待遇越来越高。这一方面引发了低阶贵族的不安分。另一方面，周天子和许多诸侯也越来越缺少威信，难以履行其职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下面的贵族也就越来越有胆量挑战礼制了，规劝和谴责都慢慢失去了威力。 >在天下层面，原先周天子有足够的实力镇得住各国诸侯，王室东迁后，周天子威信扫地，实力缩水。这就导致，诸侯之间就难以保持和平，强国吞并弱国，大国欺凌小国。某些诸侯越来越强势，敢于挑战周天子的权威、代行周天子的职能。诸侯各国为了生存，纷纷寻求富国强兵。 >在诸侯各国内部，随着礼制的崩坏，一些贵族失去了约束，趁机坐大。因为礼制能规定其特权，却无力保证他们履行义务，某些国家的贵族甚至大有取代国君的势头。在底层社会，一些新兴阶层越来越富有，渴望得到相应的社会地位。 >既然礼制不管用了，诸侯各国就必须建立新的统治秩序。这时候，法制就登上了历史舞台。法制相比于礼制，对人行为的约束要宽松许多，但是却有强制手段保证其得到遵守。用法制来取代不适用的礼制，就是战国变法的实质。 >而诸侯国要想富强，就必须用法制来集中国君的权力，削弱这些坐大的贵族，开放新兴阶层的上升通道。具体措施就是树立法制的权威，剥夺贵族的特权，奖励新兴阶层。而贵族们为了维护其特权，就会不断以身试法。因此，能否成功树立法律的权威，就成为了变法成败的关键。 >战国七雄先后变法图强，但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施行情况各有不同。 >由于魏国的地缘四面受敌，强烈的忧患意识迫使魏国率先变法。李悝完成了魏国在经济、政治领域的改革，吴起完成了军事领域的改革。 >但是魏国变法为了减少变法阻力、平衡新旧势力，没有废除世袭贵族封建制。从而导致新旧贵族联合，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堵塞了人才上升通道，导致吴起、卫鞅、范睢等变法人才外流。另外，长期的霸主地位也使得魏国失去了忧患意识，改革最终半途而废。 >在战国七雄中，楚国旧贵族最强大、最顽固，造成楚国政治制度僵化，中央权力分散，人才资源流失。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吴起推行的新法招招打在楚国贵族的要害上，所以他们对吴起恨之入骨。楚悼王一死，吴起就被 ... 害。楚肃王虽然诛 ... 了参与射 ... 吴起的七十余家贵族，但他并没坚持新法，而是选择了与贵族妥协共存。 >这是因为，楚国变法时间太短，朝中新旧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并没有像秦国那样产生了新的军功阶层。既然新兴阶层不足以填补国家动荡留下的权力空白，那么旧势力回流是必然的结果。 >齐国原有的制度比变法前的各国都要先进，其他国家的很多变法内容，齐国早在管仲时代就完成了，所以齐国用不着大规模变法，只需要广开言路、重用贤才、整顿吏治。田氏代齐以后，很多旧贵族随着姜姓的倒台而灭亡，这样就造成齐国王族始终一家独大。 >虽然王族独大比各家贵族共治要好，有利于集中社会资源、稳定统治秩序，但由于田氏过于小心防备他人重演“代齐”，不愿废除王族特权，导致新兴阶层难以登上政治舞台，君权也难以进一步集中。 >另外，齐国特殊的五都制，也造成齐国的中央集权不及变法后的各国强大。一向先进的齐国，缺少忧患意识和后发优势，逐渐被变法后的诸国所超越。 >申不害是法家“术”派的代表人物，主张君主以权术统御群臣。他在韩国推行的变法，走的是术治路线，让臣子之间互相监督，来巩固君主的权力、整肃吏治的 ... 。但由于申不害过于强调权术，导致法制不立，逐渐使韩国陷入君臣内斗的泥沼。再加上外来战争的干扰，使韩国变法难以为继。 >赵国的外患比其他各国都要严重，所以其改革的主要方面在于军事，即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但在军事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后，并没有适时推动其他领域的改革，也没有撼动贵族的核心利益——世袭封建制。这样也就造成赵国没有多余的土地来分封有军功的将士，新兴的军功阶层无法真正形成。 燕国的图强虽然也有制定法律，考核官吏，任人唯贤，奖励守法等改革举措，但主要局限于求贤和强兵，目标在于向齐国复仇。尽管依靠乐毅取得了辉煌的军事胜利，但变法缺少指导思想，图强缺少制度创新。 而秦国商鞅变法不同于东方六国，是真正意义上全面彻底革新国家制度。废除世卿世禄、井田制，解除了贵族的政治、经济特权；奖励军功、允许土地私有化，催生了新兴阶层的勃兴；实行县制、编制户口、推行小家庭制，加强了中央集权。 商鞅变法使秦国新旧力量的对比发生颠覆性的逆转，朝廷依靠军功阶层和东方各国的贤才填补了权力空白，完成了大换血，从而巩固了新法的权力基础。正因为如此，后来的秦国君主才会不间断地把新法推行下去，最终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以上内容由（历史认知网）整理发布，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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