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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为何文人要宣传女权思想 吴虞，生于１８７２年，字又陵，号黎明老人，四川新繁人。１９０５年留学日本，学习法政。１９０７年回国后，在成都担任教职。虽偏居西南一隅，却在《新青年》《女界报》《甲寅》《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非儒排孔、非孝平权的言论，痛斥“圣贤...
民国时为何文人要宣传女权思想
吴虞，生于１８７２年，字又陵，号黎明老人，四川新繁人。１９０５年留学日本，学习法政。１９０７年回国后，在成都担任教职。虽偏居西南一隅，却在《新青年》《女界报》《甲寅》《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非儒排孔、非孝平权的言论，痛斥“圣贤误人深”“孔尼空好礼”，得到胡适、陈独秀、柳亚子等人的肯定。他发表《吃人与礼教》一文，是提出“吃人的礼教”观点的第一人，更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但在研究者眼中，他更是那个时代中“中国社会的病人”。
吴虞的家庭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在女性权利、家庭和婚姻等问题上的看法，这也是他日后著文抨击孔教制度的重要内容。他那些决绝反抗儒家封建制度的观点，与这些新思潮媒体的立场一拍即合。１９１７年６月，吴虞假妻吴曾兰之名发表《女权评议》。吴虞的女权思想，正是社会转型期新旧女权思潮交汇的写照。
吴虞幼时上过私塾，有一定的古文功底，后去日本留学，虽所学不丰，但多少沾了点洋气。他利用１９１１年至１９１８年的消沉期，广泛阅读中西典籍，尤其是他作为封建家庭的“不孝子”，需要从《进化要论》《群学肆言》《民约论》《社会学》《太西学案》《大美国史略》《女权发达史》《东洋伦理学史》等西学经典中寻找精神支持，又在四书五经寻找批驳对象。他借妻子吴曾兰之名所著的《女权平议》就是典型的吴式文风。
在《女权平议》一文中，吴虞先放眼全球，从西方哲学大家谈起：“欧洲自卢梭、福禄特尔，穆勒约翰，斯宾塞尔诸鸿哲提倡女权，男女渐归平等”，再以美洲的女性受教育、参政议政举例：“美洲男女同校，自小学至于大学，学科一律；女子之成绩，反优于男子。立法，司法，行政，女子皆得为之。”随后，他以进化论的思想，指出女性地位的低落的历史原因：“由渔猎生活之平等夫妻时代，入于耕牧生活之专制夫妻时代，则妇女失其自由，为男子之财产，为男子之奴隶矣。……是故女权之重，男权之优，乃自有其先后，而非同时见其优重。进化之迹，不可诬也”，同时，又引用旧学文章中压抑女权的经典篇章：“吾国儒教，素主宗法社会之阶级制度，故尊卑、贵贱，上下之义，均由《易》发其凡，文字具存，勿能深讳，儒教恒以君比父，化家为国，此亦其一端，不得皆指为汉儒之瞽说。”
吴虞并不是最早撰文提倡女权观念之人，也不是唯一一个。早在１９世纪末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就受西方传教士和洋务派的影响，接纳了“天赋人权”的思想，提出带有近代人权观念的妇女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称：“男与女虽异形，其为天民而共受天权一也。”除了提倡女子权利，禁缠足、兴女学、提倡女子参政、办女报更是维新派具体的女权实践。１８８９年７月２４日，中国第一份妇女报纸《女学报》创刊，主编和主笔均为女性，其中包括康有为之女康同薇、梁启超夫人李惠仙和《无锡白话报》创始人裘毓芳等。维新人士的妇女观以中西共融为主，虽吸取西方女权思想精华，但因其改良派的立场，始终跳不出维护孔教的窠臼，对封建礼仪的推崇和遵守是其推崇女权的前提。在这一点上，吴虞的观点比维新派先进，他并不认为封建礼教是需要尊重和恪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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