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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孔子不同，释迦牟尼是古代印度的一位杰出的宗教领袖，其生活年代和孔子差不多同时，他们被后世并称为东方的两位圣人。从上述可知，孔子的教育是基于救世的初衷，办学培植人才，乃是手段和途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若细加体察即可发现，孔子的救世主张是纯粹为了人世间的喜怒哀乐的，而佛陀的救人教义则不仅关注世俗的忧悲苦恼，且具有超脱现实人生的深刻内涵。
众所周知，孔子是我国春秋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教育上所取得的成就，并不亚于其思想理论之造诣。孔子一方面打破了三代以来“学在官府”的局面，倡导私人讲学之风，使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有受教育的可能；另一方面，他又在教学实践中成功地创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内容和教学 ... ，成为私人教育的楷模。“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其功绩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对以后的中国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与孔子不同，释迦牟尼是古代印度的一位杰出的宗教领袖，其生活年代和孔子差不多同时，他们被后世并称为东方的两位圣人。释迦牟尼虽非专门从事教育，但在长期的传教生涯中，也无时无刻不在教育人、培养人，他说法四十九年（一说四十五年）。苦口婆心，成就卓着。因此，有人以为“与其称释迦牟尼佛为宗教家，不如称他为教育家，来得更为恰当”。所以，若将两位圣人的教育思想作一番比较分析，不但非常有意义，而且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实践也不无启迪作用。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本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已大权旁落，不再能有效地控制诸侯列国，大国争霸，“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后来，在诸侯国内部，权力进一步下移至世卿大夫，复又至于“陪臣执国命”，出现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现象。在此形势之下，作为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的孔子。向往三代（特别是周代）时的盛世，是很自然的，他对周朝的典章制度极为倾慕，一再由衷地赞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并立志恢复周礼，作为自己终生的奋斗目标。他一边从事教育，一边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虽再三碰壁，有“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困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戚戚然以至于死”却依然锲而不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积极救世的精神，一直成为后代儒家信奉的金科玉律。虽然孔子希望通过从政来改变社会动荡的愿望未能实现，但是，他的教育事业却异常成功。其开创私学之目的，乃为实现政治理想服务。他主张“学而优则仕”，意欲通过教育，造就合格的治国人才，让他们参与政治，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以改变春秋时代“天下无道”的僵局，渐次达到他“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理想社会。释迦牟尼原为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王子，地位较孔子更高。他从小接受婆罗门教育，青年时已非常博学，且怀有精湛的武艺。按常理，他应当像他父亲净饭王所期望的那样，将来成为一名“转轮圣王”式的国君，治理国家，统一印度。然而，他却为人人习以为常的人生生老病死的难题而深深苦恼。终于有一天，他放弃王位出家了。在师事多位着名的大宗教师，尽其所学之后，他仍未能解脱生死。最终，他来到菩提迦耶的一株菩提树下，深入禅定，于黎明之际，目睹启明星闪烁而大彻大悟，洞悉了人生宇宙的奥秘，发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从而达到人生实相与宇宙真谛融合之极致，成为人天崇敬的佛陀。觉悟之后，佛陀开始弘扬佛法，推行觉悟的教育，把自己悟到的真理宣扬出去，使接受教化的人，也能依此修行而成道。所以，从本质上说，佛陀的教化，乃是一种觉悟的教育。按照佛陀的教法，人生的种种无奈，是由内心的烦恼驱使人起惑造业形成的，而烦恼的兴起，又系无明所致。所谓无明，是指不觉，没有觉悟到人生的实相。如果你有缘听闻佛法，受到觉悟的教育，并依之修习，最后断惑证真，自然离苦得乐，这就是佛陀教育的目标。从上述可知，孔子的教育是基于救世的初衷，办学培植人才，乃是手段和途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释迦牟尼因为追求人生解脱而出家修道，成佛后，施行教化，为的是拯救众生于生死苦海，以达到清净安乐，无有苦恼为依归。虽然从字面上理解，救世、救人是两个可以相互容摄的概念，救世，自然也包括救人；救人，又何尝不是救世？但若细加体察即可发现，孔子的救世主张是纯粹为了人世间的喜怒哀乐的，而佛陀的救人教义则不仅关注世俗的忧悲苦恼，且具有超脱现实人生的深刻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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