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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明朝建立开始，其在涉外领域的保守与封闭，就在海陆的各条边疆上持续展开。这种长期的封闭与不作为，最终酿成了15世纪后期的郧阳民变。在此背景下，明朝得以用自己控制的大量荒地来安置...化屯田人口。前者受惠于朱元璋留下的祖制，供养地位极高的藩王宗室。明朝前期的襄阳府就存在大量的三不管地区荆襄也在国境之外长城与九边防线直接体现了明朝对外部世界的态度针对不同地区的三不管地带，明朝官方的做法也是千变万化。
自明朝建立开始，其在涉外领域的保守与封闭，就在海陆的各条边疆上持续展开。除了海禁政策与长城防线，其他非重点区域的关口也多由军镇掌控。但你或许不会想到，类似情况在王朝治下的内陆地区也同样存在。这种长期的封闭与不作为，最终酿成了15世纪后期的郧阳民变。其规模也足以堪比后来灭亡明朝的李自成叛乱。 明朝特有的土地管理模式 元末明初的战乱 造就大片的无主之地 由于元末混战的巨大破坏力，明朝初期的人口显得比较不足，无主之地倒是多出不少。在此背景下，明朝得以用自己控制的大量荒地来安置 ... 化屯田人口。在照搬了元朝留下的户籍制度和动员体制后，形成了皇庄-卫所-郡县的三足鼎立局面。 其中，除了民事成分居多的普通郡县，皇庄和 ... 卫所都属于帝国控制体系的重要分支。因此，他们在实际上都具有很强的资源损耗和内部扩张属性。前者受惠于朱元璋留下的祖制，供养地位极高的藩王宗室。虽然在朱棣篡位后，已经不再具有地方管辖权，但还是要中央不断投钱进去维持正常运转。后者则受制于明朝人的动员学理念，逐步将大量军户转化为供养军官阶层的国家农奴。当明军进入需要募兵的时代，依旧因利益问题而无法裁撤。结果，他们都无力向边疆以外的地区扩张，只能以吞噬内部资源的方式存在。 明朝从开始就对外部世界抱有天然敌意 当然，在以上三类土地之外，还存在众多形式各异土司领。其中既有顶着卫所名称的规划蒙古人，也有自治属性较强的苗人、壮人等南方山民。他们的私家军在明朝中期，逐步成为朝廷倚重的战斗兵源。因此，朝廷在限制其生存空间之余，也给了一定的保留区。这样的结果，无疑是土司领长期存在，但绝大部分又不可能获得实质性的增涨。只能是在朝廷直属的铁三角地块之外，做到独善其身的苟延残喘。 最后，还有存在连土司领地位都不如的三不管地带。这些地方主要分布在山地丘陵居多的南方，依靠特定河流维持最基本的交通联系。由于地形问题和历史原因，明朝在前期都没有在当地建立任何郡县或卫所机构。临近的土司领也因为朝廷限制，不可能越境往这些地方发展。于是，这类地区就成为了流亡人口和盗匪集团的天然避风港。 明朝前期的 襄阳府就存在大量的三不管地区 荆襄也在国境之外 长城与九边防线 直接体现了明朝对外部世界的态度 针对不同地区的三不管地带，明朝官方的做法也是千变万化。例如，靠近蒙古的河套可以直接放弃，情况类似的晋北则以边军驻屯监视。如果地域转换到海岛，则以沿海水师和海禁加以限制。若这样的地方居于内陆，就可以采取针对土司领的办法，圈地禁入。 位于陕西、河南、四川和湖北之间的郧阳，就是明朝中前期最大的三不管区域。虽然境内多山而道路险阻，但依靠汉水流域的滋养，并不应该人丁凋敝。历史上，这里还是关中直抵荆州的重要纽带，是楚国与秦国争霸的旧战场，也是南朝北伐十六国的快速通道。哪怕是经历了宋元之交的混战，依然是人口繁盛的好地方。然而，由于明军西征过程中的肆意 ... 伐，让当地的原生态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因此，沦落到连行政机构都没必要建立的惨况。 位于汉水流域的郧阳 曾是历史上的重要通道 从朱元璋立国到明英宗驾崩，这片以郧阳为核心的「 ”无人区”被笼统的归属荆襄。虽然明初多有从人口稠密地区迁走住户，但郧阳的两头又是人口损失巨大的湖广和巴蜀，所以得不到 ... 制度的优先照顾。相反，明朝为了避免麻烦而将四周圈禁起来，设立类似边境的训练制度，以防脱离郡县或卫所的人口逃入其中。于是，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这块位内陆区域所享受的待遇，比很多海盗落脚的岛屿还要严格。普通人要进入其中，付出的成本和困难度也和越境去蒙古类似。 当然，正如明朝无力阻止东 ... 商和西北马帮，郧阳一带的流亡人口也逐步增加起来。他们当中既有因灾荒而失去土地的郡县农民，也有因不堪压迫而出走的卫所军户，甚至还有许多行走在西南山麓间的小型商团。他们当中的不少人，也选择以这里为基地，建设自己的新家园。 每次饥荒 都会让大量的流民迁入郧阳地区 初期的生活非常艰苦，只能在刀耕火种之余，用打猎和采集手段维持。但当流亡人口迅速膨胀，成熟而稳定的定居点也随之建立。农民重新开垦土地，并且不担心自己的收成被县官征缴。他们的成功也很快吸引了更多人赶来投奔。尤其是在灾荒发生的年份，大量破产人群会自然而然的选择越境，到这片世外桃源来寻得庇护。他们彼此之间也会按照不同山头，组织自己的聚落群体。虽然官府对此心知肚明，但因为地方财政的吃紧而无力阻拦。毕竟，很多卫所士兵也会选择遁入这片化外之地。 事情发展到明英宗继位，当地已容纳了约150万流亡人口。除了必须的农业生产，还有商人到当地发展实业，组织起原始的手工工场。也有人因境内存有不少矿藏，组织人群进行开矿。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重建了当地经济，也让原本散乱的人群有了大范围组织能力。以至于在明朝控制区被不断打压的白莲教，也顺势传入郧阳，并在地方上拥有了众多信徒。 荆襄流民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地区生产恢复 顺势而起的汉王 南征北战的明英宗 一直对荆襄流民问题不上心 早在明英宗继位之初，就不断有地方官向中央告状，表示无力控制荆襄边区的流民团体。但在需要频繁用兵的皇帝看来，郧阳的价值实在是不如南方的麓川和北方的瓦剌。因此，他只是让地方努力将流民们召回，而没有给予任何实质性的援助。期间，郧阳的人口继续快速增涨，明军的主力却在云南和土木堡折损严重。 1465年，明英宗驾崩，并将一个危机四伏的帝国留给了儿子朱见深。随着西南各地开始爆发叛乱，明朝不得不抽调中央军和土司武装，去协助战斗力低下的地方卫所。荆州等地的卫所军，也将有限的战兵派往南方，造成了地区内的防务空虚。已经在郧阳当地小有名气的刘通，看准时机发动了正式叛乱。这位因逃荒而来到当地的河南农民，当众竖起黄旗，封自己为汉王，并迅速召集到40000人的追随。在他之前，郧阳当地的流民只有小团体而无大组织。在他之后，明朝才意识到自己在内地也养出了个心腹大患。 荆襄流民利用明朝的手忙脚乱 开始了正式叛乱 这年5月，明朝的征讨部队开始从京师南下。兵部尚书白圭亲自出马，率领总数达15000人的大军进入荆襄一带。此前，刘通已选择先下手为强，带着4000人进攻通向荆州的要地房县。但仓促组织起来的流民武装，并没有多少攻城战经验。荆州的明军在夜里抵达，用火把大张旗鼓的向围攻叛军 ... 。刘通因为担心遭遇大股官军，所以主动向后方撤退。但地方卫所兵也不敢继续深入，遭到郧阳各地的流民围攻。因此，直到白圭带着包括京营在内的强援抵达，明军才开启正式的平叛作战。 他们兵分四路，同时向汉水上游挺进，迫使刘通无法集中力量进攻其中的任何一支。虽然叛军在理论上拥有数万之众，但组织非常涣散，也缺乏大规模 ... 经验。面对京营、边军和蒙古骑兵的组合，根本没有多少抵抗力可言。明朝地方官府也在多年里不断派人深入郧阳等地，所以对内部的地形等情况有相当了解。在本年时间里，各支持叛乱的山头被逐个攻破。刘通及主要部下都被擒获，送往北京受审处死。 北方边军是剿灭第一次叛乱的主力 注定失败的二次叛乱 新的饥荒 再次让郧阳涌入了大量流民 但白圭的快速袭击策略，只是消灭了首批起事的刘通集团。在明军撤走之后，郧阳当地的情况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除了被强制迁走的那部分外，其余人大都不愿意回到明朝统治的郡县，继续在三不管地带内聚集发展。 一直到1470年，新的灾荒在河南爆发。近10万人流离失所，只能向南进入没有人阻拦他们的郧阳地区。他们的到来，再次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生态结构，随即引发了第二次叛乱。这次起义的核心，换成了刘通的老部下李原，人数也扩展到10万。由于明朝在数年内不断在其他地方用兵，对于这个过程没有能力进行阻止。等到郧阳的事态再次恶化，才动员起超过25万人的平叛大军。 第二次叛乱的核心 李原 此次挂帅的项忠，是明朝中期的儒家典范。虽然不是军队出生，却有过很多将领都没有的丰富经验。不仅随同明英宗在土木堡被瓦剌人俘虏，还在后来先后参与平定了瑶人、羌人和蒙古军户的叛乱。依照这些案例的经验，他在京营和边军之外，广泛招募贵州、湖南等地的苗人土司武装。准备利用兵力和战力优势，彻底荡平危险的荆襄流民区。 在具体策略上，项忠首先依靠大军将郧阳地区的主要对外通道封锁。由于当地的多山地形，让这项工作并不十分困难。接着，开始以招募屯田的手段，对来源复杂的流民集团进行分化瓦解。由于很多人刚刚从灾区逃出不久，很容易被再次吸引出山，留下旧的原住民继续坚守。 平定第二次叛乱的主力 实际是南方各省的苗人土司 此后，项忠便不断派遣土司武装上场，依靠他们提供的山地步兵强攻单独的村寨。由于苗人长期生活在类似环境，又每年定期进行 ... 训练，所以对类似作战是驾轻就熟。面对训练并不充分的流民，他们的长矛、苗刀和带有毒液的箭矢，都非常具有 ... 伤性。其余明军则可以在山下保持围困态势，并通过水路维持交通补给线的顺畅。如果有叛军赶来增援，就会遭到京营火器部队的射击，并被随后展开反击的小股骑兵击溃。这种步步为营的稳健战法，也从根本上瓦解了各山头的流民抵抗。毕竟，以糟糕的武器和战术，不可能击败越南火器和蒙古骑兵。 最终，李源和数千人的余部退往湖北西部的竹山一带。他们依靠山地设伏，多次打退了追击而来的官军。项忠便下令全军暂时后撤，将心急气躁的叛军全部吸引出来。当时，正巧遇到山洪爆发，叛军的后路被完全截断。明军抓住机会进行猛攻，才将这股顽敌全部歼灭。 坚持抵抗的义军 最后被洪水和明军同时包夹 到1471年的12月，整个郧阳地区被明军彻底平定。项忠为了彻底断绝此地的不安定因素，将数十万人强制驱逐出去。流民在官军的押解下，踏上了被遣返原籍的漫长路程。许多人因为缺少食物，在半路上死于饥饿。朝廷也开始对荆襄流民区展开郡县化改造，由于不少荒地已经得到开发，这些工作也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明朝还特意在当地设立郧阳府，作为控制这个四省交汇之地的中枢，算是长期解决了这个由自己造成的叛乱问题。 相比后来的李自成集团，郧阳的荆襄流民在诸多方面都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其核心成员不像李自成、张献忠和高迎祥等人，曾接受过正规军训练，并在出事阶段就有战友的鼎力相助。15世纪的明朝外部局势，也不曾有类似满洲的强敌牵制，可以集中全国大部分兵力在一个地方长期作战。因此，郧阳民变虽然在规模上超过了之前之后的很多同类型事件，但终究在影响力方面大大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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