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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处斩死囚的场景。1851年，在广州英国驻华领事馆任翻译的英国人密迪乐目睹并记录了当地死囚受刑的过程。1851年7月29日晚，密迪乐听说有34名叛乱分子或是匪徒将在第二天8点到10点被行刑处死，30日早上约8点半钟时，他和两位在广州居住、此前从未见到处死人犯的英国人，来到了刑场：我们看见现场仅有一些最低品级的侍从。然后，刑场南边的门打开了，密迪乐等人急忙离去。
晚清处斩死囚的场景。这可能是西方好事者雇人做出的“摆拍”之作，仔细看两边的“观众”，可知他们许多人并没有看行刑，而是在看镜头，若真是在砍头，应不会如此。现场没有监刑官员，也令人生疑。但即便是“摆拍”，还是能反映出清代实行斩刑时的大致情形。 作者：董建中 很多年前，曾上映过一部电影《谭嗣同》，影片末尾，谭嗣同引颈于木墩之上，从容就戮，还不忘吹去木墩上的小虫。这个镜头，给观众留下了极深印象。 当然，更多表现旧时代斩刑的场合，是犯人跪着，彪悍且常常面带凶相的刽子手，高高地举起长长的、宽大的鬼头刀，向下力劈…… 1851年（咸丰元年），在广州英国驻华领事馆任翻译的英国人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1815~1868年）目睹并记录了当地死囚受刑的过程。 那又是怎样一种场面呢？
不速之客“赴”刑场 广州的 ... 人刑场，位于人口稠密的南郊闹市中。那是一块窄狭之地，南北向，长约四十五六米，北端宽七米多，向南渐窄，最南端宽不过四米五左右。顶头是一扇极厚实的门，行刑的时候关闭并派人把守。 刑场的东侧是一堵封死的砖墙，约有三米半高，是一些民居和小货栈的后墙。靠着此墙，离刑场两头差不多同样距离的地方，竖着一个架子，上面总挂着一些腐烂程度不一的人头。架子北边，沿着砖墙搭了一个棚子，那是刽子手等候犯人到来的地方。行刑时，监刑官就坐在此棚下。 这一块比普通船甲板大不了多少的地方，1851年的前八个月里，已有四百人被处死。 “正在腐烂的人头的腐臭，与浸着人血的土地遭太阳烧烤生成的水汽发出的恶臭，混杂在一起。”密迪乐这样描述他最初的感受。他看到： 有四具尸体，以他们倒地的姿势横躺着，他们身首分离，两头猪在中间拱来拱去，忙着吃从尸体淌出的滩滩血水。约7码（6.4米——引者注）远的地方，在一家陶器作坊倚门而坐的一位妇女，眼瞅着这一场景，同时呵护着膝上的一个一两岁的小孩。两人都瞪圆眼睛，这不是因为瞧见了猪的吓人举动——这对她们来说司空见惯，而是看着我们这些整束奇异的外国人。 1851年7月29日晚，密迪乐听说有34名叛乱分子或是匪徒将在第二天8点到10点被行刑处死，30日早上约8点半钟时，他和两位在广州居住、此前从未见到处死人犯的英国人，来到了刑场： 我们看见现场仅有一些最低品级的侍从。地上有一个洞，旁边一个粗糙的十字形木架子斜靠着墙，这表明有人要受到最严厉的刑罚处置：活着被剐，这称为凌迟（一种羞辱且缓慢痛苦的死法）。北端棚子前几步远，有官员坐于其下，地上烧着一堆带香味的木头。 密迪乐他们意识到，站得过于靠前的人可能会被赶开，就很明智地站在通道南端角落的一堆干垃圾上，这里略微高出地面，视野甚佳。 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我们往手帕和衣领上喷洒了不少花露水，大队官员终于到来了。十字形木架立起，插入事先挖好的洞中，衙役们开始用藤条鞭赶乱哄哄的人群。有一个人挥手示意让我们离开，但我平静地用中文告诉他，除非官员特别要求，否则我们不会走。后来，就再没有人来打扰我们了。
“眉目清秀”刽子手 刑场南端的门现在关上了，一个卫兵站在门内，随后罪犯们很快带到。大部分步行，但有些是蜷缩在大筐里，每个大筐由两人抬着。罪犯们无一丝生气，可能是过于害怕，或是囚禁、审讯期间受到了毒打所致。 他们从筐里被翻倒出来，置于将要行刑之处时，都瘫软在地。罪犯身后的人立刻将他们架为跪姿，接下来是执行斩刑： 罪犯没戴枷锁，只是跪着，脸与地面平行，如此一来，脖子就暴露出来，处于水平位置。他的双手在背后交叉捆绑着，被身后的人抓住，那人命令他们向上挺，达到合适角度。有时会出现——尽管极少见——罪犯始终向后仰脖的情形，这时候，会有另一个助手走到前面，手抓长辫（一般情况是在罪犯头上盘个结），将罪犯的头拉至水平位置。 33名罪犯跪成多排，头朝南，正对着密迪乐他们站立的方向。最前面的一个，离他们只有约4米半远。接下来是两人一排，再后来每排四五人不等。最后一个——即第34个——是首犯，他是匪帮头目，绑在十字形木架上。 刽子手使用的刀，仅约3英尺长（91.4厘米），包括6英寸（15厘米）的刀把，刀把处的刀刃不超过1.5英寸（3.8厘米），稍微弯曲，渐细直至刀尖。刀并不厚，而且很短，绝不是中国武职官员所佩戴的那种厚重军刀。刽子手都是从军队中抽调的，事实上他们的长官经常要求这些手下，让他们的新刀“见血”；这称为“开口”，据信会赋予这一武器以某种 ... 人的力量。 刽子手上衣袖子挽着，站在首犯旁边。他体格健壮，中等身材，看起来精力旺盛，外表没有一丝通常人们所想象的凶残或蛮横，反而是眉目清秀，透着聪明劲儿。他站在那里，眼睛盯着距离最近的那位监刑的低级武官，只要后者一声令下“办！”他就会猛然上前动手。 他两腿牢牢分开站立，握着刀，在跪着的罪犯脖子上方约1英尺（30厘米）的地方停留片刻，为的是瞄准脖子上的一个关节儿。接着，他向罪犯厉声喝道：“别动！”将刀向上举起，与自己的头同高，两臂全力急速向下——当刀接触罪犯脖子时，他的身体直着向下成蹲马步的姿势，以增加力量。可能由于紧张或是别的什么原因，刽子手未能成功将第一个罪犯的头彻底砍去，头与尸体一起倒地后，五官还动了一会儿，扭曲着，令人骇然。 再往后，他从不来第二刀，受刑者的头不会与脖子相连，甚至一块皮也没有，彻底断开了。 刽子手快速地进行他那可怖的工作。他显得有些兴奋了，在使用了两三下后，就扔掉一把刀，抓起助手已备好的一把新刀，接着冲到下一个刀下鬼的身旁。 据密迪乐的估计，刽子手一口气砍下那33个脑袋，总用时不超过3分钟。
“灯心草”与“ ... 千刀” 这33名罪犯斩首后，还是这个刽子手，用鬼头刀继续对十字形木架上的首犯动手。首犯 ... 上身，只穿了一件肥大的裤衩，他也是中等身材，体格强壮，四十来岁的样子，离密迪乐他们约30米远： 他的侧面朝向我们，前额上有两个刀口，他被切掉左 ... 并割下了大腿前面的肉，但我们不能看到整个恐怖的行刑过程。从第一刀到尸体自十字形木架上卸下并被砍掉脑袋，总共约四五分钟。 凌迟犯人时，没有谁拦住密迪乐等人上前看个究竟， 但他们的好奇心，尚不足以战胜要“跨过一些死尸和蹚过一滩滩的人血”的恐惧，现场那些仍然上下起伏的胸脯和颤抖的四肢，还有残余的 ... 声，足以令他们望而却步。 在整个行刑过程中，密迪乐还不无惊讶地注意到： 我们站着的地方，没有听到一声叫喊；我还可以补充一句，33人被处斩时，没有一人在刽子手走近时，挣扎或惊呼。……第一具尸体刚倒下，旁边就有一个人厚着脸皮，摆着马步姿势，用一束草在血中浸蘸。吸满血后，他小心地把草放在一堆陶器上，接下来开始浸蘸另一束。这种浸满血的灯心草，被中国人用作药材。 当所有的行刑结束后，罪犯们的尸体被放入未刨光的木板做的棺材中。然后，刑场南边的门打开了，密迪乐等人急忙离去。后来他写道：“这种场景，除非有极重要的特别原因，是没有什么人愿意目睹第二次的。” 以上内容，出自密迪乐1851年8月22日写下的文字，收录在他于1856年伦敦出版的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的附录里。这应该是在华外国人详细记录斩刑的最早文字了。 英国汉学家罗伯茨编写的《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见蒋重跃等的中译本）一书，注意到了密迪乐的描述，但所摘录的是关于凌迟处死首犯的内容。这当然不难理解，直到今天，包括中国人在内，何尝不是如此？人们更关注凌迟的场面，更关注着多少“刀”。 记得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两岸学者清史纂修研讨会”，已退休的人大韦庆远教授（1928~2009年）前来与会，他当时正创作历史小说《正德风云》，带来了两章初稿，其中就有肆意弄权的明朝大太监刘瑾被凌迟处死的详细描写，当时我有幸得到惠赠，印象特别深刻。对凌迟现象深入研究的专著，要属外国学者卜正民等著的《 ... 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见张光润等的中译本）。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绞刑、斩刑比凌迟更为常见，但到底如何行刑，反而不为人所知。也是在十多年前吧，有次闲聊时，南开大学柏桦教授对我说，明清时期的绞刑，是用绳索套在犯人脖子上，两端两个行刑者执绳不断拧紧，最后将犯人绞死。我当时听着就觉得很新奇。
鬼头刀“切”关节儿 读到前引密迪乐那段有人“用一束草在血中浸蘸”的文字，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小说《药》中的“人血馒头”。中国历来看砍头人多是多矣，但似乎没有留下细致入微的记录，真是当热闹看了。晚清的薛福成，记述过肃顺（咸丰帝驾崩前“顾命八大臣”之一）在1861年“辛酉政变”后被斩的情形，已是极难得的史料，对于行刑细节却仍语焉不详： 肃顺身肥面白，以大丧故，白袍布靴，反接置牛车上。过骡马市大街，儿童欢呼曰：“肃顺亦有今日乎！”或拾瓦砾泥土掷之。以之，面目遂模糊不可辨云。将行刑，肃顺肆口大 ... ，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者所不忍闻。又不肯跪，刽子手以大铁柄敲之，乃跪下，盖两胫已折矣。遂斩之。 今人的相关研究也极少。在我看来，从史实还原和学术求真的角度说，密迪乐对斩刑的记述才是最具价值的，特别是鬼头刀的大小与行刑方式（当然这并不是说斩刑必以他的记述为准），因为即使有犯人处斩的现场照片摆在面前，不借助于文字说明，我们还是不知其所以然。 密迪乐的描述的确很“生动”了，但还是有可以追问的地方：举起鬼头刀，“为的是瞄准脖子上的一个关节儿”。这“关节儿”究竟指什么地方呢？ 汪曾祺先生（1920~1997年）写过一篇文章叫《旧病杂忆》，说他很小的时候脖子后面长了恶疮，有“一个莲子盅大了”。他父亲说：“坏了，是对口！”汪先生写道： “对口”是长在第三节颈椎处的恶疮，因为正对着嘴，故名“对口”，又叫“砍头疮”。过去将犯人正法，下刀处正在这个地方—— ... 头不是乱砍的，用刀在第三颈节处使巧劲一推，脑袋就下来了，“身首异处”。“对口”很厉害，弄不好会把脖子烂通——那成什么样子！ 汪先生不仅深知“对口”的厉害， 而他后来的经历更增加了对此的认识。1948年夏天到1949年春天，汪先生在位于故宫午门的北平历史博物馆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在《午门忆旧》中提到了午门西雁翅楼里的几样展品： 西北角一间亭子里陈列的东西却有点特别，是多种刑具。有两把 ... 人用的鬼头刀，都只有一尺多长。我这才知道 ... 头不是用力把脑袋砍下来，而是用“巧劲”把脑袋“切”下来。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套凌迟用的刀具，装在一个木匣里，有一二十把，大小不一。还有一把细长的锥子。据说受凌迟的人挨了很多刀，还不会死，最后要用这把锥子刺穿心脏，才会气绝。中国的剐刑搞得这样精细而科学，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汪先生还将他对“切”脑袋的认识，写进了小说《昙花、鹤和鬼火》，以及回忆文章《我的初中》中。前者写道： 东门外是刑场……对着东门不远，有一片空地，空地上现在还有一些浅浅的圆坑，据说当初 ... 人就是让犯人跪在坑里，由背后向第三个颈椎的接缝处切一刀。…… 人们称誉汪先生是“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他也希望自己的作品“有益于世道人心”。而我为将汪先生拉入这个血腥的话题，感到深深的歉意。但，汪先生的经历与文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确实值得征引。 最后我还是禁不住好奇，想问的是：汪先生所见的两把鬼头刀和凌迟用的刀具，今天还在吗，在哪里呢？ 以上内容由（历史认知网）整理发布，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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