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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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试论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　　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历来是史学界争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对于它的说法可谓是众说纷纭。本文采用一种比较新的观点，附以拙见，对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力图从新的时空观上加以审视，最后得出了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亦即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

 试论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

　　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历来是史学界争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对于它的说法可谓是众说纷纭。本文采用一种比较新的观点，附以拙见，对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力图从新的时空观上加以审视，最后得出了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亦即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的结论。笔者认为，洋务运动的弊端固然不容小视，但总的来说，它还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促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

　　关键词：洋务运动　近代工业化　中国早期现代化

　　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而止步于19世纪末的清末“洋务运动”所起的历史作用，一直是学术界讨论比较热烈的问题。虽然以前的历史学者也肯定了它的积极性，但是相比之下，却更注意它的缺点和不足，以致于把1895年清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战败看作是“洋务运动”完全破产的标志，贬低了它的历史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展开以及现代化进程的稳步推进，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在更广泛的时空观上，从现代化的角度，对洋务运动所起的历史作用进行重新阐释。以这种态度对“洋务运动”进行研究会得出一些新颖的结论。笔者认为其中之一就是“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亦即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中国近代化’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基本上是内涵相同、可以互相替换的历史概念，只不过前者顾及表述传统、突出其历史性，后者涵纳新学、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贯通。”[1]

　　“洋务运动”产生于中国由闭关锁国到被迫开放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也就决定了“洋务派”自身的两重性。传统史家认为洋务派代表人物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是封建性、保守性十分浓厚的历史人物。笔者在此不想对这一问题做过多的争论，只想提醒一下持这种观点的史家，他们是否注意到了当时中国特殊的国情。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封建性特别浓厚的国家，像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开明地主可谓是凤毛麟角。试想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兴办洋务是何等的艰难。因此，我们不能对洋务派及“洋务运动”的期望过高。正如李时岳先生指出的：“简单的说，洋务派的历史任务就是：缩短中外的差距，引进机器生产，实现由手工制造到机器生产的转变，加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洋务派活动于中国资本主义从无到有的时代，它的任务是实现‘有’，‘有’以后才能谈到发展，那是又一个历史阶段的任务。所以，严格的说，历史所赋予洋务派的任务是促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而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派是不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呢？应该说，基本上完成了，事实俱在，毋庸讳言，至于完成得好还是不好，那是另外的问题。”[2]

　　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的洋务派，不得不承认英法“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3]更抱着“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4]这种镇国内、御外侮的主观意图，洋务派开始兴办军事工业。但是，也正是军事工业的兴办，吹响了中国近代化的号角。综观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英国、美国等欧美强国已完成工业革命；“1805——1833年， *** ·阿里在埃及实行改革”。[5]“与此同时，埃及开办了步、骑、炮各兵种的军事学校，聘用欧洲军事教官，按欧洲方式改组、训练军队，至19世纪30年代，埃及已经拥有了新式陆军20万，海军2万，军舰32艘”。[6]就是中国的东临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也开始了军事工业的创办。“1855年，德川幕府先后决定在江户汤岛制造洋式枪炮，试造洋式军舰。”“在明治维新前，这样的活动也不同程度地在西南各强藩渐次进行。”[7]马克思、恩格斯在《 *** 宣言》中指出：西方列强“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8]因此，我们也可以把中国洋务军事工业的创办看成是东方近代化的缩影。“这些近代兵工厂以蒸汽机为动力，配备了全套机器设备，采用‘二班制’的大机器生产方式，是对传统手工军械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9]把军事工业的创办即国防近代化看作是中国近代化的弊端，就在于它的生产与以往的生产有质的区别，即由手工变成了机器。而在江南制造总局，“华匠学徒，按日点工给价”，“内地工匠，小工则人无定数，视公务之缓急为衡；价有差等，较技艺之优劣为准”，[10]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他们的近代军事工业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雇佣劳动关系，这也说明在军事工业内部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随着军事工业的运行，“非铁不成，非煤不济”成为洋务派官员的共识，由此引发了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的 *** 。

　　笔者认为，这一举动意义非同小可，它不仅引发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并且可以说民用工业中的一些官僚总办、帮会办本身就是资本家。这一时期的民用工业主要以官办、官商督办、官商合办、商办等形式出现，而以官督商办最为引人注目。“所谓‘官督商办’，就是以招商的方式，在 *** 监督下，利用商人资本创办民用工业。”[11]这些“官督商办”企业都采用股份公司的形式。“统计数字表明，在轮船招商局初创之时，如购买一股股票，即投资一百两，到1883年6月，经10届结账分红，股息所得，累计已达一百两。”[12]更有甚者，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上海平准股票公司”于1882年10月24日正式开业，这样，通过直接投资或购买近代中资企业的股票，很多人转化为资本家。另一方面，“一部分封建官吏以李鸿章等人为靠山，直接参与‘官督商办’的经营管理，逐步转化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另一种类型——中国早期官僚资本的人格化身。”[13]至此，历史期盼已久的中国资产阶级就这样诞生了。而在他们身上，有着鲜明的特点：其一，他们建立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其二，在他们的经营管理下，这些企业都使用或参用机器和近代改良工具；其三，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这一切改变了传统封建小农经济的思维模式，商品经济规律初步使他们的眼界更加开阔起来。

　　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步步推进，最终在投资布局上形成了沿海内江五个重点地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工业区；以天津为中心的津沽唐秦廊状地带；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地区；以福州、台湾为中心的、遥相呼应的海峡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也是近代中国工业的初步布局，这些工业区即使在现代也还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历史悠久的工厂探究它们的产生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由此也可以看出洋务运动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之深，也更能说明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

　　这一时期，随着与欧美列强交往的增强，洋务派对近代国际关系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由西方输入的均势观念，是洋务派认识近代国际政治秩序的重要理论依据，并对清 *** 的外交政策趋向产生了潜在的影响。他们对世界军事格局的理解，集中体现在对资本主义中心地带欧美形势的认识上。他们认为：“就天下大事而论，为春秋时一大战国，德比之于燕，奥比之于楚，英比之于晋，法比之于齐，俄比之于秦，五方并峙，约纵连横。”[14]虽然均势之格局是大国实力竞争的结果，但对于均势机制在国际政治中的制衡作用，洋务时期的国人还是做了充分肯定：“夫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为民生、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他人不侵夺。良以性法中决无可以与甘为人夺之理，故有均势之法，国无大小无法不立。”[15]“按万国公法，欧罗巴大洲内，倘国势失平，诸国警惕张皇，且同协力压强扶弱，保其均势之法。盖一国强盛过分，恐其不尊公法而贻患邻国也。”[16]洋务时期国人对均势原则和国际格局的理解和认识，目的是寻求中国在现实国际环境中的立足之道和因应之策。在不断遭受侵略的现实处境中，利用列强之间相互制衡的均势局面，以解除中国所面临的危险，成为洋务派的共识。“尤其是在藩属问题上，以开放为手段均列强之势，被国人看作最可行的政策。”[17]所谓钳制之术，“莫善于此”。[18]虽然洋务时期的均势观并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国际观念，而是在历史经验、传统驭外政策与西方政治原则共同诱发下的混合观念，并且热衷于对均势制衡作用的渲染。对均势道德意义的强调，又使他们倾向于把均势作为维持国际和平、抑制战争攘夺的正义性原则。但这毕竟标志着中国华夷秩序观向近代世界观的演变，其积极性不容抹杀。

　　总之，这一时期，随着中国的门户洞开，洋务运动兴起，以近代工业化为主体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也由此启动。作为它的第一阶段，我们可以说它的这一步走得并不坚实，并不平衡。但是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我们也就会理解为什么这一步走得如此艰难，也会明白这一步迈出的重要意义。不管怎么说，它的这一步是迈出了，不论迈出得是好还是坏，它的使命算是完成了。

　　参考文献

　　[1]、[5]、[9]、[12]、[13]卢伯炜《洋务运动与中国现代化》。《苏州大学》，2002/4。

　　[2]李时岳《洋务运动的历史任务及其他》。《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74页。

　　[3]《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第46页。

　　[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1，第17页。

　　[6]杨灏成《 *** ·阿里改革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80年第5期。

　　[7]井上清《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一期。

　　[8]《 *** 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0]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壬辰年卷上，第37页。

　　[11]王小侠《晚清洋务运动“官督商办”制度探论》。《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5期，第122页。

　　[14]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壬辰年卷上，第20、2１页。

　　[15]郑观应《盛世危言·公法》。《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7页。

　　[16]陈虬《经世傅议》，卷4，光绪十八年刊本，第7页。

　　[17]田清《均势观与洋务时期的对外观念》。《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4期，第111页。

　　[18]《清季外交资料》卷16，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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