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越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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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越窑（下）（三）越窑问题国内外众多古陶瓷研究的学者，在研究中国陶瓷中，把著名越窑往往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中国周边的学者，把越（明）州上林湖窑场的制品往往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所以越窑与上林湖划了等号。上林湖作为越窑的代名词，也是越窑的中心产地。经科学研究后，对越窑新观点得到确认。国内外学者研究越窑青瓷首先提到的是慈溪（余姚）上林湖。已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越窑烧造中心区。

论越窑（下）

　　（三）越窑问题

　　国内外众多古陶瓷研究的学者，在研究中国陶瓷中，把著名越窑往往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中国周边的学者，把越（明）州上林湖窑场的制品往往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所以越窑与上林湖划了等号。这就表明，唐代开始，上林湖确实成为越窑的中心窑场，我们称它为唐宋时期的浙东古瓷都。这个瓷都拥有近２００座作坊（群）。在唐开元二十六年（７３８），上林湖瓷都属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这里从东汉时开始设窑，一直烧到北宋晚期，在彭东发现不到１０座作坊步入南宋初。由于上林湖率先在窑区内设“贡窑”，烧造“秘色瓷”，成为唐、吴越、北宋时期宫廷用瓷的一个主要贡奉地，时间长达３００年之久［４２］。此外，大量烧制贸易陶瓷，以供应国内外的需要。

　　上林湖作为越窑的代名词，也是越窑的中心产地。唐代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业格局。所谓“南青”实际上就是上林湖越窑，是南方青瓷中的杰出代表。因此，从制品类型学观点看，应包括彭东银锭湖、鸣鹤的杜湖、白洋湖以及上岙湖等窑区。据浙江省文物地图集古窑址统计，宁波、绍兴两地有２９３，其中上林湖瓷都占２／３以上的作坊。

　　从窑址制品类型表明，唐、五代、北宋为越窑段，制品类型可分为六期。初唐、中唐、晚唐分别为一、二、三期，五代前期为四期，五代后期与北宋早期为五期，北宋晚期为六期。第一期至第二期前半期，制品均为明火迭烧阶段；第二期后半期出现匣钵，以后到第四期，生产制品使用明火迭烧与匣烧，实行双轨制。唯独“贡窑”制品全部为匣烧。到第六期则仍以明火迭烧为主。这些演变过程，在典型窑址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１、典型窑址的制品

　　初唐窑址以上林湖Y５、Y５５—１为代表。狗胫山Y５５—１，主要制品以碗为大宗，还有壶、钵、盅、罐、盘、簋、水盂、砚台、托具以及灯盏等。

　　黄家庵Y５，主要制品以碗、罐为大宗，还有盘、壶、洗、钵、簋、杯以及砚台等。

　　晚唐窑址以上林湖马溪滩Y３０、荷花芯Y３７以及黄蚕鳝山Y２６为代表。马溪滩Y３０、以碗、执壶、盏为大宗，还有盘、罐、盆、灯盏、砚、海棠杯、唾盂等。荷花芯Y３７，以各式碗为大宗，还有盘、罐、盆、盏托、盒、灯盏、砚、海棠杯、唾盂以及水盂等。黄鳝山Y２６—２以各式碗为大宗，还有盅、盘、盆、盏、托具、执壶、罐以及各式瓷质窑具。

　　北宋早期窑址，以上林湖后施岙Y６５为代表，主要制品以碗、盘为大宗，还有执壶、罐、盏、托具、盆、灯、高足杯、洗等。

　　北宋晚期窑址，上林湖以湖家溪Y８２、Y８４、Y８５、Y８７、Y８８为代表，代表越窑衰落阶段的典型窑址。从产品的种类、造型、纹样都可看出它们衰落时期的特征。

　　２、越窑新观点的确认

　　上林湖１９５７年建水库时，共发现２０多处古窑［４３］。１９８０年开始宁波市文物管理 ... 会办公室与慈溪文物部门［４４］，联合调查，不但采集一批标本，又发现了一批古窑址。１９８４年由宁波市文物管理 ... 会办公室组织文物大普查，并将上林湖等古窑调查作为重点调查对象，通过普查，不但查到古窑近２００处［４５］，而且获得了近１００多处古窑的标本。经科学研究后，对越窑新观点得到确认。

　　第一，“东汉说”的确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好古者，根据采集的上林湖标本，认为烧造青瓷的时代为唐代。１９５７年省文物部门调查后，把烧造青瓷的年代定在东晋［４６］。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文物大普查中，我们又发现了一批东汉晚期的窑址，可算至今在该区内年代最早的烧陶瓷的作坊。从此“东汉说”确立，具体年代，根据出土器物与纪年墓出土对比结果，应在公元１７０年前后［４７］。

　　第二，置“贡窑”的确认。

　　“贡窑”与“官窑”是完全不同性质的窑。“贡窑”即烧瓷贡奉朝廷器物的窑，它的性质属于民营窑，只不过是派官监烧，把上当次的精品作为地方的贡品上送朝廷，一般的制品作为贸易陶瓷流通于市。

　　“官窑”自北宋晚期才出现，“官窑”从 ... 样品图、式样的式样到原料、工匠、包括烧造、开窑、制品包装、运输、存放等，一切全由宫廷派官监督，制品只供宫廷内使用，市场上不流通，这与“贡窑”有本质上的区别。

　　上林湖窑区从“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墓志罐出土和施家斗“贡窑”出土大型器盖内书刻“咸通十三年……”［４８］的“秘色瓷”等一批实物。这批“秘色瓷”与陕西扶凤县法门寺，唐地宫出土的咸通十五年（唐代最高统治者供奉）的秘色瓷年代一致。这表明上林湖在晚唐时代设有“贡窑”。关于上林湖生产秘色瓷之议，在几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学者们一致认为，法门寺地宫这批秘色瓷是上林湖窑区“贡窑”生产的制品， ... 年代在咸通十三年左右。从此，上林湖贡窑的存在进一步得到确立。

　　第三，贸易瓷生产中心。

　　在众多贸易陶瓷生产中，究竟那一个窑场为主？在国外发现的越窑贸易瓷，一般都认为是上林湖的制品，这仅仅从制品的造型、釉色上来判别。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唐、宋窑址遗存中发现了不少铭文器，特别是窑具上，如匣钵、间隔窑具中书写了大量的铭文，并在制品上也保存了不少铭文。从制品、窑具上出现的铭文，从品种、门类重复出现的数量上，可以说越窑中的上林湖窑场为最丰富［４９］。在这众多铭文上，传达了当时许多重要的信息，尤其是从贸易陶瓷生产角度考虑，“丁”字款的出现也是最为典型的。经研究表明，“丁”字款是“太平丁丑”的简缩［５０］。“太平丁丑”即太平兴国二年（９７７）。

　　这类纪年器仅仅在澎湖港湾中出土２３０余件，其中仅撇足碗一项就近百件。这些器物的纹样以双蝶纹、莲子纹、龙纹、鸟纹、龟荷纹等碗、碟、洗类为多，与上林湖所产的不但器物造型、纹样、釉色一致，而且“丁”字款的写字体也相同。这类器物只有在上林湖五代北宋时期窑址中才出有“丁”字款和同样的纹样，其他地区窑址中，至今还未见有发现。因此说澎湖岛港口遗址中，目前出土的３１５０余件越窑青瓷［５１］，可以肯定产地是上林湖后施岙Y６５等作坊，雄辩地证明贸易陶瓷生产中心，确实在上林湖，而且是有一定数量外输。

　　第四，越窑中心说成立

　　首先在上林湖率先设“贡窑”，扶风法门寺地宫供奉了上林湖生产的“秘色瓷”，说明上林湖已为朝廷所重视。国内外学者研究越窑青瓷首先提到的是慈溪（余姚）上林湖。更为重要的唐宋以来，上林湖地区制瓷业发展特快。作坊林立，仅唐代窑址（群）６６处，五代北宋作坊（群）１００余处。，共计１６０余处。已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越窑烧造中心区。这样规模与密集瓷窑体系，在其他地域是不多见的。

　　上虞唐代作坊２８处，五代北宋４２处，合计７０处。从这些情况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越窑的中心地在浙东慈溪上林湖。这就为“越窑中心说”的确立提供了扎实的依据。

　　３、“贡窑”与“秘色瓷”。

　　关于越窑中设“贡窑”。从出土的唐墓志罐上书得十分清楚，文曰：“光启三年（８８７）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这件实物说明上林湖“贡窑”存在，点名其贡窑设置方位，但没有说及上林湖地区何时开始设贡窑。

　　烧贡瓷时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珍藏的贡瓷，绝对年代为唐咸通十五年（８４７），是唐皇室遗留的集群性文物。就瓷器而言，在慈溪上林湖窑址中找到物证，无疑是“贡窑”产品中的佼佼者。由此所知，上林湖在９世纪７０年代前已烧贡瓷。

　　１９７３年宁波和义路（码头）等遗址出土唐大中二年（８４８）文化层共存出土一组精美青瓷，碗、盘等造型、釉色与法门寺一致，与上林湖唐窑遗存亦一致，从而证明上林湖在９世纪４０年代“贡窑”已存在。１９３６年绍兴古城唐元和五年（８１８）户部侍郎北海王府君夫人墓出土执壶、盘、水注、唾盂等一批秘色瓷，与上林湖中唐晚期窑址中出土制品一致，无疑是贡品。从这批文物推断，上林湖烧造贡瓷的时间，可以上溯到９世纪。这与《新唐书·地理》“越州，会稽郡中都督府，上贡瓷器”记载相符。正因为越（明）州置有“贡窑”，烧制的产品精美绝伦，才有可能“陶成先得贡吾君”的严格规定。

　　关于秘色瓷器。秘色瓷的制品，经过查对窑口，在上林湖都能找到制品的产地。例如唐八棱净水瓶在上林湖庄基Y６０、Y６１，后施岙Y６３都可以找到瓶的肩、底和颈部。荷花碗、葵花盘在施家斗Y６６、狗胫山Y５８、马溪滩Y３０、黄鳝山Y２６、等窑都有较多的遗存，更有意义的出有口沿刮釉一周的荷花碗（盏），无疑是作金银扣的。

　　唐褐彩绘云纹镂空炉的 ... 足，在高岭头Y３６、狗胫山Y５８和施家斗Y６６都有 ... 鼎足，在Y６６还出褐彩残器中一个碗内书“禹庙……前进……”这种褐绘釉绘风格与水邱氏墓中褐彩云纹钵形灯、酒罂相一致。五代钱氏家族墓褐彩云纹酒罂，在黄婆山Y９５亦有肩、颈和下腹残片。方形委角套盒、执壶在狗胫山Y５７、Y５８，后施岙Y６３均有残器。

　　后施岙出土的盘器形大，饰龙、凤为主，还有刻莲瓣纹，一件外底刻“官样”两字，当属贡瓷之样品，该组秘色残器与出有“太平戊寅”铭文的圈足盘、碟的竹圆山Y41制品一致。由此所知除后施岙Y６５、Y６７、Y６９外，高岭头Y５３，下滩头，琵琶山Y２９、皮刀山Y４３、Y４４和五代末交白湾Y２１、扒脚山Y３９等这些窑均烧秘色瓷。总之秘色瓷是越窑制品中的佼佼者。

　　关于秘色瓷分期。根据考古资料可分为五期［５２］。第一期，元和朝（８０６—８２０）前后，代表作是绍兴元和五年（８１０）墓出土的一组秘色瓷［５３］，包括嵊县（８１９）多角瓶、罂以及镇江（８２０）瓜棱执壶，为秘色瓷始烧期。第二期，唐大中咸通（８４７—８７３）朝前后，代表作宁波和义路大中二年，文化层中的一组秘色瓷［５４］和法门寺地宫为代表的咸通朝制品，这一段为秘色瓷的发展期。第三期，唐光化朝至五代光顺朝（８９８—９５３）。光化、天复朝以钱氏家族墓中出土物为代表［５５］。五代（吴越）天福，开运与光顺前后，则以文穆王钱元灌（ ）及妃吴月汉墓出一批秘色瓷为代表［５６］。钱氏割据一方（８９３—９７８）时大量烧制贡唐、贡晋的秘色瓷，这方面文献屡见不鲜。当时，闽王、前蜀王都派人来定烧秘色瓷，所以说这时是秘色瓷焙烧的兴旺期。第四期，北宋太平兴国至咸平朝（９７６—１００３）前后，代表作有公元９９５年辽韩佚夫人合葬墓与公元１０００年元德李后陵出土的一批秘色瓷［５７］。这一历史时期，也是钱氏贡奉中原王朝秘色瓷数量剧增的时代。据载“明州节度使惟治进……瓷器万一千事”、“太平兴国三年三月进越瓷五万事，金扣百五十事，四月二日又进瓷五万事，金扣百五十事”。多达“金银饰陶器十四万事”，“惟治私献金扣瓷万事”。由于上林湖瓷都贡窑产量供不应求，因此，又在明州港口东南东钱湖、上虞窑寺前别设贡窑烧制秘色瓷。这一时期可以说是秘色瓷生产的鼎盛期。第五期，咸平至熙宁元年（１００３—１０６８），这６０年间，越窑贡瓷数量大大减少，《余姚县志》虽说“宋时置官监窑”，但最后说窑“寻废”。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在熙宁朝前后，那种秘色瓷的残器早已见不到了，此后，均为民窑的粗劣器，这反映了秘色瓷衰落到停烧阶段。北宋晚期这段时期，正是宋廷设“官窑”烧制宫廷用瓷。而贡窑中河南的钧窑、汝窑（公元１０８６—１１０５年），河北的定窑，都是贡奉的主要对象，这些原因与越窑秘色瓷衰落到停烧的时间相吻合。

　　４、装饰艺术的演变

　　装饰的功能在于美化器物，因此，装饰手法和形式是根据器物的造型和实际审美需要而定的，通过工艺手段，使装饰图案纹样与器物造型互相更协调，产生整体美的效果。

　　唐代青瓷上装饰工艺分期：第一期，初盛唐时期。越窑青瓷制品在装饰工艺上运用篦纹、点彩、堆贴、模印及镂空，整体上简洁朴素［５８］。第二期，中唐时期，主要是釉上斑块发展成釉下斑块装饰，还有写意画、模印及堆塑［５９］。第三期，晚唐时期。越窑装饰艺术在以釉色取胜的前提下，采用了应物之宜的技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突出的是：（１）雕、堆塑、镂，在基本造型定型的基础上，进行美化器物而进行的艺术处理［６０］。（２）刻、划、印等手法的运用，前提是在器物定型情况下，在胚体上刻花和印花，有时刻划结合，以增加器物之美感［６１］。（３）晚唐时越窑褐彩装饰技法发展到彩绘，胶胎瓷器的出现，则表明在制胎工艺上进行装饰革新的努力［６２］。（４）金银扣艺术加工，在烧成器物后，对口沿部分进行金、银附加镶嵌或涂金银之类贵重的材料。

　　五代时越窑制品，在艺术装饰上有新进展。雕镂加工工艺精致，盛行刻、印的修饰，褐彩绘大器生产，贡瓷中大兴金银加工。《十国春秋》、《宋会要》中所载的贡瓷中的“金扣瓷”、“金扣越器”、“金银陶器”、“金棱秘色瓷”、“金银饰陶器”等实为一物，即用金银装饰的秘色瓷。

　　北宋时期的装饰，根据考古资料有三大特点：第一，线刻图案精致。初期除仍继承五代之遗风，烧造青绿、湖绿等青翠美丽的釉色来取胜外，在器物上大量运用线刻。“人物座饮图”就是典型之一。第二，深剔线刻结合。在“贡窑”中大为流行。“官样”标本即典型之一例。第三，捏塑镂空端巧。典型的咸平元年（９９８）镂空卷叶纹香熏就是一例。

　　在北宋时期，烧于９７８年纪年的双凤、鸡头纹；９９５年前烧的环带纹、蜂花纹；９９８年烧制的粮罂上复莲纹；１０００年前 ... 的龙纹、云鹤纹和烧制于１０１８年前的双蝶、缠枝菊，都是北宋前期典型的题材与纹样。

　　北宋后期，越窑装饰艺术与手法已步入退化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１）盛行的线刻退化到无主题，布局杂乱。那种鸳鸯、蝴蝶、云鹤不见了。（２）粗劣模印的盛行。（３）莲瓣纹退化。越窑以莲为题材的装饰，在越窑青瓷中屡见，有莲子、莲化等，“莲花净不染心”的高尚境界，流传悠久。但是到北宋晚期主次不分，线条粗劣，完全失去了原来的创作思想，因此反映在 ... 上远不如北宋早期。

　　５、装烧工艺的创新。

　　越窑装烧工艺中，对于匣钵的发明与使用，不但使越窑制品的质量提高了档次与水平。而且产量大幅度地增长，这是一次制瓷业生产技术的革新。

　　越窑匣钵发明使用于中唐晚期，即元和朝。这在上林湖窑场，白洋湖窑场和小洞岙中唐窑址等出土遗物得了证实。匣钵发展演变可分为初创、发展、鼎盛三个时期。（１）初创期，从几十座窑址遗存表明，只有一种形式，仅限于烧小型器物如碗、盘等，多为覆钵形，时代在公元８００年至８２０年前后。（２）发展期，主要在晚唐，钵装烧 ... 由覆烧演变为仰烧、合烧、匣烧等 ... 。匣钵的造型，也改变了单一的形式，而出现了碗形、筒形、洗形、盘形和M型匣钵。（３）鼎盛时期，主要唐末，五代和北宋前期，是越窑生产的鼎盛时期，设“贡窑”，“置官监窑”，大量烧制秘色瓷。这可算是越窑装烧工艺第二次革新。

　　这次革新的主要成果，是把越窑的烧造质量，大大的提高了一步，制品的釉色、烧结程度，器形之规整，都达到唐代诗人所形容的釉色，即“似冰类玉”“千峰翠色”、“捩翠青瑞色新”、“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可见烧成器物规整不变形。这类匣钵特点是（１）用瓷土（与制器物原料一致） ... 。（２）器物装入匣内用盖盖上，然后再用釉子封好，这样一个匣钵装一件，烧成后，必须把盖子打破才能取出制品，即一次性的，所以成本高。由于在匣内烧成，不但不与明火接触，而且器物与装烧工具的膨胀系数和收缩率都是一致，所以保证了制品的质量。

　　６、越窑的窑炉结构

　　越窑时期承汉晋龙窑的传统，成为“浙东式”的一种窑炉形式。１９８５年发掘，荷花芯，唐窑为龙窑。该窑长４５米，宽２.５米，在窑底部垫具排列尚保存了部分，在清理会昌层中，出有“会昌”铭文的匣钵。这是一处典型的晚唐龙窑结构。

　　宋窑，具有代表性的是彭东，寺龙口窑址的龙窑。该窑水平长度４８.９米，斜长约４９.５米。分为火膛、窑室、窑门、排烟室等。

　　火膛，宽约１.６４米，残高０.２１米。火门至火膛后壁相距１.１米。火膛前有八字形砖墙。

　　窑室，残高０—０.５米之间。窑底铺沙。火膛后壁为１.６５米，中段约２米，近窑尾约１.８米。底部保存大量匣钵、垫具。每行８—９个。

　　窑门，共１１各窑门，皆开于北侧，里小外大，外高内低，平面呈喇叭形，砖石砌成。门宽０.３９—０.５５米之间不等，门与门之间相距为２.５—３.７５米之间。两个窑门外，用砖石护墙相连成堆放坯件、柴薪的台面。

　　排烟室，挡火墙外均被破坏（详见《文物》２００１年１１期）。

　　７、 制品技术的传播。

　　越窑青瓷不仅在国内成为青瓷的宗师，广受各地窑场的青睐和效仿；而且越窑制瓷技术和工艺直接或间接传到世界各地区，对这一地区的制瓷手工业推动与影响是大的。越窑青瓷在我国陶瓷史上最具特色、最有影响、经历的历史时期最长的一个瓷种，在世界文明史上留有光辉的一页。

　　Ａ、对国内制瓷技术的传播

　　越窑青瓷的出现，开启了我国青瓷制品的先河，并以繁多的瓷品直接或间接传播到大江南北地区，影响着国内的众多窑场。龙泉窑属南方青瓷系统中的一个大的窑系。“北宋时期的龙泉窑几乎完全师承越窑，常常以线刻为轮廊，内划篦纹构成图案，如云水纹、牡丹纹、莲花纹、萱草纹以及缠枝花卉等”［６３］作装饰。早期产品在器形装饰及釉色各方面与越窑相类似，因此过去往往误将龙泉瓷制品作为越窑的产品。

　　“景窑五代时期的灰胎是受当时越窑青瓷的影响，为模仿越窑胎色，在瓷土中掺入含铁成分较高的泥土调和而成，即所谓‘常青’所致”。“宋初青白瓷碗、盏器大多还仿越窑器……”。“景德镇黄泥头窑，烧制时代为五代至北宋初，该窑烧制的碗、盘、执壶等可以说保存了越窑的造型，装饰和釉色，或者说是仿上林湖越窑的”［６４］。

　　耀州青瓷有“越器”之称，其刻花莲花碗，刻花装饰首先取材于越窑碗纹样，或者说仿照浙江（余姚）越窑装饰特征 ... 的。综观耀州窑全貌，明显地接受了越窑的技艺。南宋陆游有“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秘色也”［６５］。耀窑直接接受越窑科学层面生产技术烧制“越器”，促使北方制瓷业的发展，并对河南临汝窑、汝官窑、宜阳窑、宝丰窑等等影响极大，形成了一个与越窑面貌、风格相同的北方瓷窑体系。

　　安徽绩溪县五代北宋较大窑群７处［６６］，通过考古发掘，碗、执壶等一组器物与宁波和义路出土越窑器物完全一样，支烧的 ... 在圈足底有支烧印痕，条形都是向越窑学习来的［６７］。

　　福建的建阳窑，德化窑采用匣钵迭烧法，支烧窑具的作法和排列都是向越窑学 ... ，只是这个地区制瓷工艺水平低下，窑具显得粗大而已［６８］。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北宋早期，定窑首先吸收了越窑的浮雕技法”。

　　Ｂ、对国外制瓷业的影响。

　　中国制造陶瓷技法，在７世纪时， ... 人把中国瓷器传到中东和近东各国，在那些国家的艺人和艺术家合作下，开始仿造中国瓷器［６９］。仿制中国瓷器最早获得成功的可算埃及。埃及所仿的越窑瓷器，属于黄褐釉刻线纹陶器类型。

　　越窑在 ... 半岛的传播，不但越窑青瓷输入 ... 半岛［７０］，而且从五代初就把科学层面上的制瓷技术（包括窑炉建造，制瓷生产流程的技术和装烧工具等一整套技术）直接传入半岛［７１］。包括引进技术人员， 直接参与建窑炉、指导生产技术。由于浙东越窑制瓷技术的直接传入，使 ... 半岛，尤其是南端的康津成为 ... 半岛烧造瓷器的发源地，也是越窑技术传入的联接点。即越窑制瓷技术的交融窗口。这里建造的龙窑、烧造青瓷都是“越窑式”的，到了北宋时烧制青瓷已相当成熟，不久 ... 半岛一跃由瓷器输入（越窑）国，变为瓷器的输出国［７２］。

　　中国瓷器传到日本也是很早，唐贞元十年（７９４）日本桓武天皇时期，贵族们就很欣赏中国越窑的青瓷。在《日本后记》中，就有唐元和十年（８１５）正月造瓷器学生满结业的记载，说明仿造中国越窑瓷器，在奈良、平安时已经相当普遍。日本真正烧制瓷器成功，则在宋嘉定十六年（１２２３），日本山城人加藤四郎［７３］，随着元禅师来到大宋，明州学习象山窑及福建窑的制瓷技术，约经过五年，归国后在尾张濑户地方烧造黑釉瓷，人称“濑户烧”［７４］，并尊为“陶器之祖”。从上面的史料记述，可以说前者是表面仿制，只能说是外形相似的制品，实质上还是陶器。后者的“濑户烧”则是真正的瓷器。从日本列岛与 ... 半岛烧成真正瓷器的时代一个在五代初；一个在南宋晚期，说明科学技术层面的学习、引进，这种文化交流是深层次的。

　　８、越窑兴衰的原因

　　越窑在唐代，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一直到北宋晚期才走向衰落［７５］。

　　兴盛的历史原因主要是：（１）宁绍地域有丰富制瓷原料、燃料、水资源，明州港从唐代开始又是东亚与东南亚海上陶瓷之路的始发港［７６］。（２）产品精致深受国外人民欢迎。世界各地出土的唐到宋的制品就是物证。（３）“陶成先得贡吾君”。贡奉朝廷达三百年之久。这些因素直接促进越窑获得了兴盛发展。衰落的原因过去有的认为“交替论”［７７］。也有认为“宋盛行斗茶，对建窑黑瓷偏爱论”［７８］，“燃料短缺论”［７９］，最近书者又提出上林湖“原料缺 ... ”［８０］等，其实均没有抓住一个行业发展的主流。在古代，政治因素对瓷业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古代市舶使、司的设立，对外贸易及贸易的确定，贡奉内容的指定，重点产品的发展，都是随着朝廷指挥棒转的。越窑的衰落无疑也与政治有关［８１］。

　　北宋朝廷正式创建官窑。在北宋以前，宫廷没有设置官窑，各地贡奉朝廷器物，为了保证质量与数量，朝廷“置官监窑”。自“政和间，京师自制窑烧造，名曰官窑”［８２］。也有人称汴京官窑。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云：“宣正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专为宫廷烧制瓷器。总之，在公元１１００年左右，在河南的京都一带设立了“官窑”，专门烧宫廷用瓷的事实，而设官窑时间在政和间，与越窑衰落的时间也是吻合的。

　　北宋后期贡窑的重新安排。贡瓷由越窑一直承担，但到了北宋后期，为北方三大名窑所取代。汝窑在河南临汝，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从北宋哲宗到徽宗二十年间［８３］，进行了贡奉。钧窑［８４］，在河南禹县，北宋晚期盛烧贡瓷。定窑［８５］，河北省曲阳县，北宋后期曾一度专烧宫廷用瓷［８６］。因此南方的越窑渐渐为宫廷所遗忘，到了北宋熙宁时，贡越瓷仅５０件。综上所述，由于宫廷自己设官窑烧制用器，大量“贡瓷”就近贡奉，远离京都的明州，不久即停贡。因此，它在国际国内的声誉一落千丈，外贸的停顿、市场的失去，促使越窑的制瓷业迅速衰落。

　　越窑自身的缺陷。汝窑、钧窑和定窑为宫廷烧制贡瓷，无疑是十分精致的，不久就取代了越窑的贡瓷地位。照例，作为一个民窑，在不介入政治因素，它在封建社会中也是可以发展，当然这关键取决于产品的质量与价格。由于越窑原材料中含铁量高，灰白胎，只能烧薄青釉，加上窑温等问题直接影响制瓷质量的提高，若按照烧秘色瓷 ... 烧制，成本太高，不能继续。这样越窑在竞争中以失败而告终。

　　陈万里先生在《越器图录》自序中就指出：“越器之大量生产，以及可以做到这样的精妙，完全是由于吴越王的促进，以后衰落又是完全受到政治的关系”［８７］，在《瓷器与浙江》一文中又云：“北宋百余年间，越窑的地位，已由北方的官汝等窑取而代之……越窑已不能与之竞争，更谈不到与北方诸窑互峙争雄了”［８８］，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注：

　　［１］［２］陈万里《越窑与秘色瓷》收录于《陈万里陶瓷考古论文集》１９４０年，“唐代已有越窑，并可上推到晋代。越窑器物，宋代已不复见。”，李刚《古瓷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３］熊寥《中国陶瓷与中国文化》１９９０年。越窑时间在“汉唐时期”。“陆羽《茶经》讲的越窑，应是唐代天宝年后越州辖区，包括会稽、山阴、诸暨、余姚、剡县、萧山、上虞、七县”。《茶经》内的越州，自然不会含有慈溪县。《中国陶瓷史》“越窑创建于汉，结束于宋”。

　　［４］沈竹霖《绍兴上灶山越窑调查》、《文物》１９８１年１０期。越州窑瓷器，是指古代称越州时所烧制的瓷器。烧制时间在“汉代两晋之后”。

　　［５］［３０］［３４］［３５］［４４］［４５］［４８］林士民《浙江宁波古代瓷窑遗址概述》，《中国古陶瓷研究》第２辑，紫禁城出版社１９８８年。据浙江省文物地图集资料；上林湖调查资料，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普查资料》资料室。

　　［６］［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４７］林士民《浙江宁波汉代瓷窑调查》，《考古》１９８０年４期；《浙江宁波汉代窑址的勘察》，《考古》１９８６年第９期。

　　［７］朱伯谦、梅福根《鄞县古窑址调查》，《考古》１９６４年第４期。

　　［８］ ［２７］《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版。

　　［９］汪济英《青瓷与越窑》序。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1２月版。

　　［２０］《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９月版；上虞县文管所窑址考古调查材料。

　　［２１］《朱伯谦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０月。

　　［２２］［２３］［２４］［２５］章金焕《上虞汉代黑釉陶瓷生产初探》，《古陶瓷研究》第四辑；《古瓷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上虞县调查资料。

　　［２６］《中国历代南方青瓷的研究》，《硅酸盐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３期；《我国瓷器的出现时期》，《中国古陶研究论文集》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２７］［３１］［３２］［３３］李刚《古瓷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版。

　　［２８］《南京出土六朝青瓷》１９５７年文物出版社；《南京郊县四座吴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８辑，１９８３年文物出版社。

　　［２９］章金焕《略谈上虞越窑的发展》，《越窑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版。

　　［３６］［３９］《文物参考资料》（文物月刊前身）１９５５年第３期。

　　［３７］《浙江瑞安桐溪芦蒲齐梁墓发掘简报》，《考古》１９６０年第１０期。

　　［３８］《奉化白杜梁天监年间墓清理简报》，《考古》１９８４年第９期。

　　［４０］《浙江新昌南朝墓清理简报》，《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１０期。

　　［４１］《亳县曹操宗族墓葬》，《文物》１９７８年第８期。

　　［４２］［５２］［５３］［５４］［５５］［５６］［５７］《扶风县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及座谈记要，《文物》１９８８年第１０期。林士民《谈越窑青瓷中的秘色瓷》，《文博》１９９５年第５期；《越窑·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１月。

　　［４３］［４６］《浙江余姚青瓷窑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１９５７年第1期。

　　［４９］林士民《越窑铭文之探索》，《浙东文化》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５０］［５１］陈信雄《越窑在澎湖》-五代十国时期大量越窑精品的发现，台湾省文山书局１９９４年６月版。

　　［５８］［５９］［６０］［６１］［６２］林士民《谈唐五代越窑青瓷》，《浙东文化丛论》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３月版；《中国美术分类全集·越窑篇》。

　　［６３］朱伯谦、王士伦《浙江省龙泉青瓷窑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１９６３年第１期。

　　［６４］朱伯谦考察景德镇古窑资料。

　　［６５］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

　　［６６］［６８］李知宴《关于秘色瓷的几个问题》，《越窑·秘色瓷》。

　　［６７］阚绪杭《九三年绩溪对面窑址的发掘》１９９４年中国古陶瓷年会论文。

　　［６９］《中埃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关系》，《光明日报》１９５５年５月３０日。

　　［７０］［７１］［７２］林士民《中国浙江越窑对韩半岛制瓷业的影响》（ ... 文）， ... 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８月出版。

　　［７３］［７４］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外关系史料组编《中国通史陈列》中外友好关系参考资料，１９７９年１２月。江西景德镇研究所《中国的瓷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６３年８月版。

　　［７５］［７９］《越窑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版。

　　［７６］林士民《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海港--明州》，海洋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３月版。

　　［７７］“交替论”者，认为龙泉窑兴起，使越窑衰亡。这一观点外国研究者，也多有这种错误观点。因为龙泉窑兴起于北宋晚期已有定论，南宋晚期为鼎盛期。初期生产规模仅仅是小范围的，在北宋时根本不可能与越窑抗衡。

　　［７８］有研究者认为，宋“斗茶”风行，建窑生产黑釉瓷，而造成越窑衰落，事实上也不存在。

　　［８０］《越窑青瓷文化史》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２月版。

　　［８１］［８７］陈万里《越器图录》自序。

　　［８２］元陶宗仪《辍耕录》卷２９《窑器》。

　　［８３］［８４］［８５］［８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８８］陈万里《浙江与瓷器》中华书局１９４６年１０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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