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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上海史、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晚清史的教学和研究。曾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几大热点之一的太平天国，近年来在学界渐趋边缘化，略显沉寂。
【学者简介】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 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上海史、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晚清史的教学和研究。著有《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发展与落差——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比较研究》、《江浙沪近代经济地理》、《大变局下的民生》、《晚清史》等，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曾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几大热点之一的太平天国，近年来在学界渐趋边缘化，略显沉寂。时值金田起义160周年，参加沪苏学术界的「 ”太平天国与社会问题”学术研讨会，很受启发，谨将自己的一些认识整理成文，求教于大家。 一 众所周知，1949年以来，太平天国史研究很受重视，成果丰硕。但不必讳言，很长一段时间，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太平天国史研究存在一些偏颇，很多学者受阶级斗争史观的束缚，往往着眼于太平天国起义的性质及其历史功过是非等展开讨论，较少从更广阔的视野，结合当时的社会问题作具体深入的剖析。近年来，则有一些学者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不够公正。 我以为，史学研究切忌脱离史实的观念先行。那些否定太平天国的学者，似乎也应该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既然太平天国如此不堪，为何自地处偏远的广西金田村起义后，很快如燎原烈火，席卷十余省，定都天京，并前后持续了14年？如果不抱偏见，只能承认这种历史现象的背后，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动因。努力揭示生成太平天国狂飙的社会因素，较之一味维护或抹黑太平天国更有意义。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笼统地称太平天国为农民起义，并没有能真正揭示其鲜明特征。确切地说，太平天国在发端之初，是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农民起义，包括洪秀全在内的其早期领导人都是客家人。客家人是汉族成员中一个极具特色的支系。它是中原汉族人民南迁的产物。西晋至南宋年间，中原战乱频仍，当地民众为躲避战火，纷纷举家举族南迁。他们历经艰险，辗转来到山高林密、人口稀疏的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栖身。相对上述地区的原住民而言，这些外来迁入者被统称为客家人。 作为后来者，他们多选择原住民尚未顾及的穷乡僻壤拓荒垦殖，并就地取材，筑土楼合群聚居，以合力对付严酷的生存环境，以及与原住民之间不时发生的矛盾冲突，甚至激烈的械斗。明中叶后，赣闽粤交界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原住民与客家人之间围绕生存资源的争斗频发，处于弱势地位的客家人，一部分被迫转而迁往相对地广人稀的广西，金田村所在的桂东南紫荆山区，就是这些客家人的聚居地，并成为金田起义的策源地。 客家人之所以愤而揭竿而起，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为躲避中原战乱，千里迢迢辗转迁至华南始，作为弱势群体，一直处于社会生活的边缘，饱受磨难。 ... 在1928年写就的《井冈山的斗争》曾这样描述：「 ”土著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著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 即使一些稍有资产的客家人，要想出人头地，也几乎无望。如后来身为太平天国北王的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虽家境宽裕，但因其客家人的身份，仍常常受到当地豪绅的欺压。韦昌辉的父亲痛感自家无有功名者，有钱也受人欺负，一心栽培儿子走科举道路，为韦家出口气。但韦昌辉的科场遭遇与洪秀全相似，失望之余，「 ”大发牢骚，痛 ... 官府 ... ，大叹倒霉”。 洪秀全和冯云山的拜上帝教鼓动，得到他们的共鸣和鼎力支持。稍有资产者尚且如此，不用说如杨秀清、萧朝贵等这样一众在社会最底层挣扎求生的伐木烧炭工和小矿窑的矿工们，更是对社会和自己的生活处境愤愤不平。当时的官府却对他们的正当诉求极其冷漠，根本不予置理，致使矛盾无可避免地激化。时任广西巡抚的周天爵在一封私人书信中承认，太平军起事，「 ”其始激于州县不为理其曲直，而下民怨嗟”，终致爆发近万名客家人聚集的金田起义，并迅速壮大，转战出省，震惊朝野。 二 太平天国在发端之初，是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农民起义，其有别于历代农民起义的圣库制度、男女别营等，都带有鲜明的客家人历史特点的印记。但当太平 ... 战出省，进入非客家人聚居的湘鄂赣皖苏等省后，依然狂飚突进，势如破竹，显然不是再过分强调其客家人特征所能解释的。应该说，当时太平军所到之处普遍存在的贫富分化悬殊、社会矛盾尖锐的局面，为太平军的顺利进军推波助澜，最终实现定都天京，与清廷对峙。以往学者对此曾有很多论述，但往往忽略对当时客观存在的满汉矛盾的揭示。实际上，指出满汉矛盾的客观存在，并不妨碍对阶级矛盾的分析。这里所说的满汉矛盾，源自清入主中原后，由满族贵族建立起来的针对包括满汉各族贫苦大众在内的君主专制统治，这种统治是通过各种制度设置具体体现的特权乃至世袭统治。直到辛亥革命时期，抨击这种带有鲜明历史特征的特权乃至世袭统治，仍是鼓舞民众奋起投身反清革命的主要宣传途径，武昌起义前夕的1910年，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对华侨演讲时仍强调：「 ”废除鞑虏清朝，光复我中华祖国。” 忽略清代政治满汉矛盾的特征，笼统地将太平天国时期清朝统治者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定位于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同样没有能清晰地揭示当时的历史现实。各地以「 ”反清复明”为旗号的会党即各类民间反清秘密组织，其成员多为生活在社会底层，被迫与土地分离，浪迹江湖惨淡求生的游民和流民，他们对太平天国起义的纷起响应，壮大和推进了太平天国的迅速发展，就是鲜明的例证。 久被清朝君主专制统治残酷压榨的广大民众普遍存在的不满和愤恨，是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后，得以势如破竹般地胜利进军，定都江南并坚持十余年的最基本的社会条件。清方记载也承认：「 ”逆党（诬指太平军——引者）由长沙陷武汉，虏劫之局一变屡变，始则专虏城市，不但不虏乡民，而且所过之处以攫得衣物散给贫者，布散流言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乡民德之。以致富者坐视城中困守，不肯捐助一钱，贫者方幸贼（诬指太平军，下同者）来，借可肥已……甚至贼至争迎之，官军（指清军——引者）至皆罢市。此等悖惑情形，比比皆然。” 苏南地区素称重赋区，「 ”苏松太三属为东南财赋之区，繁庶甲于天下，而赋亦于天下为最重，比其他省有多至倍者”。其中下层民众所受盘剥最重，「 ”江苏向来完漕，绅富谓之大户，庶民谓之小户，以大户之短交，取偿于小户。因而刁民劣绅挟制官吏索取白规，大户包揽小户，小户附托大户，又有包户之名，以致畴轻畴重，众怨沸腾，纷纷滋事”。 这些弊端，早就引起一些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人的注意，认为应予整顿，革除积弊，但未被清廷采纳，「 ”以致官民交怨，业佃相仇，抗粮抗租、拒捕殴差之案层见叠出”。不少人直接参加了太平军，据清方记载：「 ”贼匪（诬指太平军——引者）名册，统上（海）、嘉（定）、宝（山）三处，共有一万七千人。”有鉴于此，在镇压太平天国后，曾国藩和李鸿章即联名奏请清廷在苏南减赋，旨在缓解社会矛盾，防止农民再度愤起反抗。经历太平天国沉重打击的清廷，不得不正视现实，久被搁置的苏南减赋终得推行，当地的社会经济渐趋复苏。 三 初期以客家人为主体，起自社会底层和穷乡僻壤的太平天国，其失败的征兆实际上在金田起义后不久就已显露。在一路征战中，太平军实行严格的男女别营和圣库制度，洪秀全和杨秀清等人却不受约束。与男女别营、夫妇分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洪秀全等人从起义之初就以政治暴发户的心态，恣意享受，其中之一就是实行多妻制。 早在1851年春，洪秀全就有15名后妃。按照太平天国礼制，天王的后妃总称「 ”娘娘”，东、西、南、北翼五王的妃子通称「 ”王娘”；各王女眷的人数依次递减，除元配妻子外，先是在两广随军女子中选妃，后改为在征伐途中就地从民女中遴选。定都天京后，这种选妃方式被固定化，每逢诸王寿诞之日，照例事先在城内女馆中层层选美：先由各女军挑出12至15岁的处女，汇齐后再经筛选，最终选定15人左右，每次天王、东王各6人，北王2人，翼王1人，「 ”谓天父怜各人劳心过甚，赐来美女也”。1856年天京事变前夕，杨秀清的王娘有54人，洪秀全的后妃有88人之多。 尽管洪秀全等 ... 妾成群，但他们在定都天京后，仍继续推行男女别营、夫妇分居的政策，并大言不惭地在《天情道理书》中声称「 ”但当创业之初，必先有国而后有家，先公而后及私”。天京城内的原有居民，也按男女分馆居住，实际上废除了家庭和个人的财产。众人自然不服，胆大违禁者不乏其人。1854年2月，有人揭发太平天国官员陈宗扬和卢贤拔两夫妇私下同宿。杨秀清下令捉拿，陈宗扬夫妇被斩首示众，卢贤拔被革职，戴罪立功。此事在天京城内反响很大，私下不服和抱怨者众，也有因此偷偷逃跑者。同年9月，不准夫妻同居的规定乃告结束。 定都天京不久，洪秀全、杨秀清就在城内大兴土木兴建天王府和东王府。针对一些人的不满，负责兴建的官员竟声称「 ”今日之事皆是天事，我等同为上帝之子女，以子女而趋父事，自是份所当然，理所宜然”。竣工后的天王府富丽堂皇，洪秀全自夸：「 ”京都钟阜，殿陛辉鲜。林苑芳菲，兰桂叠妍。宫禁焕灿，楼阁百层。延阙琼瑶，钟磐锵铿。” 定都前，洪秀全多次通令全军，宣布凡金银财宝等战利品一律上交圣库，不得私藏。但这些财物除用作军需外，都被诸王拥有。定都后，城内设有金匠营专门为洪秀全和杨秀清等人打制金碗筷，甚至金便壶等。洪秀全及其家人的宫中生活，其儿子洪天贵福在被俘后曾有披露：他一天要四次向洪秀全写本章请安，每食饭要感谢上帝，七日礼拜赞美；他九岁就有4个妻子，就不准与母亲、姐妹见面；只允许他读天主教的书，不准看古书；直到16岁继位，从来没有出过城门。洪秀全的身边有一只鹦鹉能说「 ”亚父山河，永永崽坐，永永阔阔扶崽坐”。亚父就是上帝，崽就是洪秀全和他的子孙。这是一名清朝的降官特意训练进贡的，洪秀全视为「 ”瑞鸟”，还写入了诏旨。 主持朝政的杨秀清居功自傲，骄横跋扈。凡出东王府，随行的仪仗队多达千余人，走在前面开道的是大锣数十对，龙凤虎鹤旗数十对，绒彩鸟兽数十对；紧随其后的是洋绉五色龙，长约数十丈，高丈余，并有鼓乐尾随，号称「 ”东龙”；东王坐轿为五彩黄呢轿，共有56名轿夫，轿内还有2名童子站立左右拂蝇捧茶，轿后则是东王府属官近百人，再以一条长龙收尾，堪称浩浩荡荡，招摇过市。伴随这种恣意享乐的是最高领导层之间激烈的争权夺利，终至发生大开 ... 戒的天京事变。 几经波折的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士气低落，太平军内部流传这样的顺口溜「 ”天父 ... 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清方文人则推波助澜，改为「 ”天父 ... 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指太平天国——引者）非正主，依旧让咸丰”。太平天国从此由盛转衰，再难挽回颓势。 曾是乡村塾师的洪秀全，自发动金田起义后，在公开场合明确地表示对文人和传统文化及典籍的厌恶。太平军所到之处，不时有焚书之举。鉴于除洪秀全外，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豫王胡以晃，文臣卢贤拔、曾剑扬、何震川，乃至后期的干王洪仁玕，都是科场失意者，太平天国领导层的这种心态颇可玩味。即使定都天京后，据洪天贵福描述，洪秀全仍称古书为「 ”妖书”，不准别人读，而他自己曾下令从杭州取来大量古书，看完一本就烧掉一本。 作为其主要敌手的湘淮军，则是另外一番情景。容闳曾目睹曾国藩幕府即文武幕僚的盛景：「 ”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其中知其姓名者前后约有400多人，确知其经历的103人中，有翰林17人，进士18人，举人29人，秀才15人，文童4人，贡生13人，监生6人，留美学生1人。在众多幕府中人的鼎力辅佐下，随着对太平军的战争渐占上风，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新崛起的汉族地方大员的权力逐渐扩张，打破了此前满族官员长期把持各地军政实权的局面，晚清政局由此发生深刻的变化。 而太平天国则对士子即读书人依旧排斥。定都天京后，焚书举动虽不再见，但孔孟之书仍是禁书，违者严惩。当时有文人评述：「 ”贼（诬指太平天国，下同——引者）中无读书练达之人，故所见诸笔墨者，非怪诞不经，即粗鄙俚俗，此贼一大缺陷。”李秀成在被俘后总结太平天国败因时，也感叹：「 ”官兵多用读书人，贼中无读书人。”曾有哲人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这种军队是不能最终取得胜利的。 显然，如果我们不再过分专注于太平天国功过是非的争辩，而是转换视角，尤其是重视剖析当时普遍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与太平天国兴亡之间的紧密的内在关联，并探讨其 ... 问题，无疑更有助于对历史的认识和反思。 （本文原刊于《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3期，注释略，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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