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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史记白起王翦传记》李信“攻鄢郢”考牛鹏涛摘要：《史记白起王翦传记》记载李信伐楚时先攻平舆、寝，又攻“鄢郢”，然后向西会于城父（父城）的过程，存在史实矛盾和地舆矛盾。本文指出《史记白起王翦传记》中李信攻打的所谓“鄢郢”，实即《楚居》中显现的“郢”，不在今湖北宜城一带，而在今河南郾城。由《左传》、《史记》等文献来看，春秋时期地位最主要的楚都为“鄢郢”。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摘要：《史记・白起王翦传记》记载李信伐楚时先攻平舆、寝，又攻“鄢郢”，然后向西会于城父（父城）的过程，存在史实矛盾和地舆矛盾。清华简《楚居》中楚惠王时期曾徙居的“郢”，整顿者凭据字形释作“鄢郢”，学者认为这里的“ 郢”应进一步读为“郾郢”。本文指出《史记・白起王翦传记》中李信攻打的所谓“鄢郢”，实即《楚居》中显现的“ 郢”，不在今湖北宜城一带，而在今河南郾城。李信伐楚作战路线存在的矛盾之处，能够获得合理的复原息争释。
要害词：清华简；《楚居》；郾郢；《史记》；鄢郢
《史记・白起王翦传记》记载楚王负刍三年（公元前225年）李信伐楚之战的经由为 [1]：
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王翦言不消，因谢病，归老于频阳。李信攻平舆，蒙恬攻寝，大破荆军。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 ... 七都尉，秦军走。
此次大战的失利，使秦王下决心从新升引王翦，率军六十万最终灭楚。此前，秦已先后于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 年）占领楚国江汉沮漳的焦点领地，楚幽王三年（公元前230年）灭韩，楚幽王十年（公元前228年）破赵，赵令郎嘉北逃代郡自立为代王，楚王负刍三年（公元前225年）灭魏。韩、赵、魏先后被灭或被破，使虽已东迁的楚国，处境日益危险，此时楚之北境汝颍流域遂成为秦人伐楚的首要之地。
《史记》所载此战的具体经由为：第一步先攻平舆、寝；第二步攻鄢郢；第三步由鄢郢向西会于城父。这三步进展顺利，初步占有了楚人在汝水流域的大部门领地。个中攻寝的蒙恬当为蒙武，梁玉绳《史记志疑》卷29业已指出：“考《六国志》及《蒙恬传》，是时恬未为将，当是蒙武之误。”[2]罗运环师长《楚国八百年》也据梁说进行了辨析[3]。在李信、蒙武西会城父的过程中，楚人随后掩袭，大破秦军。秦王政见谢王翦曰：“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可见楚人颇有抨击之势，战争局势显现逆转。这一战影响秦灭楚最终方略切实立，意义重大，但战争的过程却存在难以厘清的地舆矛盾，历久成为困扰学者的难题。
平舆，《史记公理》云：“在预东北五十四里。”[4]《汉书・地舆志》汝南郡有平舆县，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故沈子国，今沈亭是也。” [5]即在今河南平舆县北。楚简中也多次见有“坪夜君”、“文坪夜君”、“坪夜文君”，裘锡圭、李家浩师长指出“坪夜”应读为“平舆”，已多为学者们接管 [6]。
寝，《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今固始寝丘。”《史记索隐》亦云：“固始,县，属淮阳。”[7]寝丘另见于《史记・风趣传记》，《公理》云：“今光州固始县，本寝丘邑也。” [8]可知平舆、寝是位于汝水粗俗一带的楚地重镇。
城父，《史记索隐》：“在汝南，即应乡。”《史记公理》有具体考辨：“言引兵而会城父，则是汝州郏城县东父城者也。《括地志》云：‘汝州郏城县东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许州华县东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预云襄城城父县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误也。《左传》及《水经注》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谓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说，是城父之名。《地舆志》云颍川父城县，沛郡城父县。据县属郡，其名自分。古先儒多惑，故使其名错乱。’”[9]李信、蒙武向西所会的城父，即颍川父城，在今河南郏县与襄城之间，位于汝水上游。郏县一带在较长时期内都是晋楚间的分界。
鄢郢，学者一样认为即湖北宜城东南的鄢[10]，文献习见。
值得注重的有两点：一、此战秦军何以由汝水流域的平舆、寝，忽而转向已于公元前278年为秦将白起所拔的鄢郢？二、汝水上游的城父（父城），不光与鄢郢（今湖北宜城）相去悬远，并且位处鄢郢北偏东，李信大军何以由鄢郢向西会于城父（父城）？战争的过程和路线存在较为显着的矛盾，亟需对此作出合懂得释。如图一：
图一 李信“攻鄢郢”线路矛盾
历代学者较多发现了这一矛盾。《资治通鉴》所记与《史记》同文，胡三省注：“此鄢郢非楚故都之鄢郢也。楚故都为白起所取，秦已置南郡。据楚都寿春，以寿春为郢，则其前自郢徙陈，亦必以陈为郢矣。然则此郢乃陈也，鄢即颍川之鄢陵，与平舆、城父地皆邻近。或曰：‘鄢郢’当做‘鄢陵’。”[11]胡氏此说将“鄢郢”拆做“鄢”（鄢陵）与“郢”（陈郢），力争解决鄢郢此时早已入秦的矛盾，但这种做法略显武断，一则楚都其时已由陈徙寿春，此时以“郢”指代“陈郢”是否合适还需要商议，二则战国中晚期“鄢陵”为魏地，此时已随魏灭而入秦。此外，从原文所记李信的行军情形看，“鄢郢”为一地的或者性最大，这种拆分颇显将就。
清人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则提出另一种猜想：“‘信又攻鄢郢，破之’七字衍。《大事记》曰‘鄢郢白起取以置南郡，是时不属楚久矣，《传》之误也。’”[12]梁氏固然也发现了矛盾，但直接将相关内容判为衍文的处理体式，在没有充裕证据的情形下也难以让人信服。
黄盛璋师长则推想“鄢郢”是“陈郢”的讹误：“城父在今亳县之南，平舆和寝之东，是以，引兵而‘西’必为‘东’字之讹。战争在淮北淮阳一带进行，而鄢郢早在秦昭王时就为白起所拔，秦以郢为南郡，鄢为属县。《纪年记》记秦始皇七年、十二年喜为‘鄢令史’和‘治狱鄢’，直到三十年未记改任他职，喜或者在鄢一向任此职，秦兵若何能‘攻鄢郢破之’呢？李信破的鄢郢，一定是陈郢之讹。”[13]此说未能明辨“城父”地点，又以“西”为“东”之讹、“鄢”为“陈”之讹，主观篡改过大，且以上文字在字形上彼此致讹的或者性较小，似不足为信。
以上各说都试图以篡改文字的体式，以追求问题的解决，但皆缺乏充裕的依据。
罗运环师长在《楚国八百年》中测验从史实的角度进行注释，他推想南郡之鄢郢（湖北宜城）此时已从新回到楚人手中：“若将始皇所言楚‘畔约，击我南郡，故兴师诛’楚，与此‘信又攻鄢郢破之’关联起来，则此鄢郢定为秦南郡之鄢郢而无疑。与之相关系的城父，则应在楚故方城以北，今河南宝丰东。是李信、蒙武离别在平舆及寝大北楚军后，因楚军固执抗击，不克速战速决，便将主攻方针由寿春之郢改为南郡之鄢郢。李信调转部队西破鄢郢，蒙武则在楚故方城以北策应。如斯，不光李信所破之鄢陵不必改字，且李信‘引兵而西与蒙恬（武）会城父’的西字也不必改为东字了。李信再破鄢郢后，与蒙武在城父齐集。……李信伐楚失败。”[14]此说也存在一些疑点：其一，对鄢郢此时归属的剖断，以及李信、蒙武具体作战过程的描述，推想成分较多；其二，李信破鄢郢后，与蒙武在城父齐集的过程，同样面临是向北而非向西的方位矛盾。
梁山真正的老大是谁？没有他梁山好汉说不定能得个好结局清华简《楚居》的发布，为解决这一难题供应了契机。个中记载楚惠王时期都居的迁徙情形为[15]：
至献惠王自（）郢（徙）（袭）为郢。白公（起）祸，（焉）（徙）（袭）郢，改为之，（焉）曰肥遗，认为（处）于==（，）（徙）居=郢=（鄢郢，鄢郢） （徙）居 吁。王大（太）子以邦（复）于郢，王自吁（徙）（蔡），王大（太）子自郢（徙）居疆郢。王自（蔡）（复）（鄢）。
“为郢”屡见于《楚居》，是自楚文王至楚惠王间显现频率最高、地位最为主要的楚都城居。但如斯主要的“为郢”，其名却不见传世文献记载。由《左传》、《史记》等文献来看，春秋时期地位最主要的楚都为“鄢郢”。赵安然师长在《<楚居>“为郢”考》一文中指出：《楚居》中的“为郢”就是《左传・昭公十三年》、《史记・楚世家》灵王十二年所记的“鄢”，在今湖北宜城西南，二字古音邻近，能够通用；并进一步指出《楚居》中整顿者原读为“鄢”的“”字，应别作他解，可读为“郾”，在今河南郾城县南五里处，与信白亭邻近，《史记・伍子胥传记》中所记的“楚之边邑鄢”，亦即“郾”[16]。
今按，“”即“安”的古文形体，在战国竹简中常通用为“焉”，《楚居》整顿者从字形大将“ ”释为“鄢”是不错的。但赵安然师长提出《楚居》“”应进一步通读为“郾”的定见是很值得正视的。在古书中，“郾”、“鄢”类似用的例子多见，除赵安然师长所举的《史记・伍子胥传记》“楚之边邑鄢”的例子外，还有《史记・秦本纪》：“与楚王会鄢”，《史记公理》曰：“鄢，《括地志》云：‘故偃城在襄州安养县北三里，古郾子之国也。’”是“郾”在古书中可记作“鄢”的直接佐证。此外，《战国策・魏策一》：“许、鄢、昆阳、召陵、舞阳、新”，《史记・苏秦传记》此处“鄢”则作“郾”。又如《史记・苏秦传记》：“汝南许、郾”，《史记索隐》曰：“郾，《战国策》作鄢。”
还要注重的是，楚惠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47年）楚灭蔡，今河南郾城一带也正式并入楚国。但本属郑地的鄢陵，此时仍是晋楚争霸的前沿。进入战国时期，鄢陵先后属韩、魏，如《战国策释地》卷下“安陵”云：“鄢陵属魏，召陵属楚。……召陵故城在今郾城县东四十五里。”[17]固然鄢陵之“鄢”与郾城之“郾”二字常可通用，但楚惠王时期不大或者徙于鄢陵。可见，将《楚居》中楚惠王时所居的“ 郢”读为“郾郢”（河南郾城）是合理的。
不光如斯，文献中还可找到关于楚惠王徙居“郾”郢的直接文字证据，这对《楚居》“郢”的释读是另一层面的支撑。如《渚宫旧事・周代上》记载楚惠王“因乱迁郾”云[18]：
鬻熊为周文王师。成王即位，封其孙熊绎于楚，以子男之田，居丹阳，实枝江。后六世熊渠立，封长子康为句王，治江陵，康死国绝。熊渠之后，数世至文王熊赀，始大，遂都郢，今江陵北郢城纪城是也。后九世昭王避敌迁，惠王因乱迁郾，既立复归，而旧史缺见。……则知郾、之迁，权道也，非久都明矣。襄王之末，郢为白起所拔，北迁陈城，其地遂邑于秦。自文王是宅，至襄王大去，凡十九王，而太史迁云郢居八代，失之远矣。
[8]《史记》卷一百二十六，中华书局修订本，2013年，第3890页。
[9]同[4]。
[10]如《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楚居》注[六八]整顿者也认为：“鄢郢，见于《战国策・齐策三》以及《史记》中的《楚世家》、《苏秦传记》、《白起传记》等，学者多认为其地在今湖北宜城。”中西书局，2010年12月，第191页。
[11][宋]司马光着，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第1册，中华书局，1956年,第230页。
[12][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29，中华书局，1981年，第1267页。
[13]黄盛璋：《云梦秦墓出土的两封家信与汗青地舆问题》，《文物》1980年第2期。
[14]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书社，1992年，第393页。
[15]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珍爱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12月，第181页。
[16]赵安然：《<楚居>“为郢”考》，《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
[17][清]张琦：《战国策释地》卷下，《丛书集成初编》3055，中华书局，1985年，第52页。
[18][唐]余知古，《渚宫旧事（附补遗）》卷一，《丛书集成初编》3175，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19]可参拙作：《清华简<楚居>与楚都“丹阳”》，《文史常识》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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