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陶瓷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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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福建陶瓷（第四章）士族地主生活的缩影三国两晋南朝隋唐时代，福建地区的封建郡县制逐渐推广开来，耕织日滋，旷土尽辟。作为手工业部门的陶瓷生产，取得长足发展。与浙江毗邻的福建地区，受越窑系统工艺影响，瓷业规模逐渐扩大。经考古调查，在下官路村双溪山发现南朝窑址一处，窑址因造田破坏严重，遗物分布范围约3600平方米。福建各地发现的士族地主墓葬，常见瓷器产品出土。

福建陶瓷 （第四章 ）

　　　　　　　　　　　　　士族地主生活的缩影

　　三国两晋南朝隋唐时代，福建地区的封建郡县制逐渐推广开来，耕织日滋，旷土尽辟。作为手工业部门的陶瓷生产，取得长足发展。尤其是瓷器的烧造，使物质文化面貌焕然一新，产品风行士族地主阶层，成为社会生活的缩影。

　　第一节　陶瓷窑场的分布与生产状况

　　六朝隋唐时代，越窑青瓷君临江南地区，成为瓷器生产的潮流，唐代诗人陆龟蒙称颂：“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越窑瓷器，主要产地在浙江北部的上虞、余姚、绍兴一带，这里原是古代越人的居地，东周时代是于越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秦汉至隋属会稽郡，唐改为越州，故称越窑或越州窑。

　　越窑瓷器，从商周时代的原始青瓷，东汉时代的早期青瓷，到六朝隋唐时代的青瓷，一脉相承，形成了江南地区规模庞大的窑业体系。越窑以外，位于浙江南部温州的瓯窑、浙江中部金华地区的婺州窑，亦盛烧青瓷。它们的产品与制瓷技术工艺，对周围直接产生巨大的影响。

　　与浙江毗邻的福建地区，受越窑系统工艺影响，瓷业规模逐渐扩大。

　　经考古调查或发掘，在福州地区，在闽北的将东、建阳、建瓯、浦城、邵武，闽南的晋江、南安、同安等地，分别发现了南朝或唐代的制瓷窑址，以下是较具典型的几处。

　　福州怀安窑

　　位于福州市西郊洪塘乡怀安村天山马岭，距市区约１０公里。窑址滨临闽江，由于历代垦植、建造房屋和修筑防洪堤工程等原因，遭到严重破坏，现存范围约10万多平方米。该窑于1962年调查发现，1982年进行考古发掘，清理了残存的龙窑基址，出土瓷器标本１５０００多件。特别重要的是，在窑具上分别发现刻有梁“大同三年”和唐“贞元”纪年铭（匕夫欠　上下左右结构），说明该窑的烧造年代上限自南朝，不限至唐代中晚期，前后持续了３６０多年。

　　该窑出土的青瓷标本，胎质与越窑不同。经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进行化学分析测定，原料系地产风化程度较甚的瓷石。其中SiO２的含量特高，达８６.７%，属于高硅持，而浙江等地的南方青瓷胎的一般含量在７４%以上，大部分处于７５－７８%。Al２Ｏ３的含量也较浙江为低，粉碎淘洗的处理加工工艺较为精细。

　　青瓷釉中，“粉蓝色乳光釉具有典型的不混溶性结构，这是比已发现的古代分相釉如钧窑、吉州天目、建盏等时代更早的不混溶性釉”，“外观如脂似玉，无纹片，极少釉泡，瓷质较密，断口光洁，在陶瓷质量上和后来者比较更胜一筹”。

　　瓷器的造型，见于报导的有盘口壶、双耳罐、敛口缽、实足深腹碗、托杯、八足砚等，与福州地区南朝隋唐墓葬出土的随葬品雷同。

　　窑具有圆柱形托座、齿形垫座等，粘土 ... ，表明该窑瓷器使用叠烧工艺，在龙窑中焙烧成品。

　　晋江磁灶窑

　　位于闽南晋江县（现改晋江市）磁灶镇。经考古调查，在下官路村双溪山发现南朝窑址一处，窑址因造田破坏严重，遗物分布范围约3600平方米。1982年试掘３×４平方米探方，出土青瓷及窑具标本１０５件。

　　青瓷器呈青绿色，釉层厚薄不匀，多流釉。器形有盘口壶、罐、盘、缽、瓮、灯盏等。窑具有托座、圆形垫饼及三角形支钉，产品使用叠烧工艺。该窑的烧造年代，估计在南朝晚期延续至唐代。

　　磁灶镇经考古调查发现，还有唐至五代的窑址６处，分布在下灶村虎仔山、后山、老鼠石；下官路村后壁山、狗仔山；岭畔村童子山。窑址范围都不大，估计各设一条窑，因受开山造田破坏严重，仅狗仔山与虎仔山保存厚０.６－１.０米的堆积层。产品胎质粗松厚重，呈灰白色，釉水呈青色、黄褐色、褐色，器形有罐、瓮、缸、缽、釜等，亦采用托座叠烧工艺。

　　建阳将口窑

　　位于闽北建阳县将口乡北侧，窑址分布在郭垅山和仙奶岗两座山岗的东南坡，暴露窑具托座、青瓷残器等废窑堆积，堆积层厚１－２米，分布范围约1200平方米。该窑于1977年调查发现，1986－1987年进行考古发掘，清理唐代龙窑基址一座，出土遗物数百件。

　　瓷器胎骨，绝大多数细腻纯净，也有少量夹砂或羼细砂。呈色以黄白和灰白色为主，也有少数深灰色、青灰色等不同色调，与瓷土原料及火候高低差异相关。

　　产品均为青瓷，施石灰釉，釉色以青绿、青黄色为主，也有少量的青灰色。釉层普遍较厚，均匀温润。釉面流行细小而密集的冰裂纹。施釉的 ... 有两种，一种是蘸釉，用手捏住器底，将器物倒置釉水中转一圈即成；一种是刷釉，用毛刷蘸釉水刷涂于器物上。一般施半釉，即施作于器物的上半部，下腹及底部多露胎，呈现釉水垂滴的流釉现象。

　　器物多数素面，少量装饰花纹。装饰的 ... 分为两种。一种为胎装饰，在器坯半干时用锐利的刀具进行刻划，其题材主要是动物、植物，或一飞禽、走兽，或一草叶、花卉，手法粗犷草率，用简练的线条构成形象古拙的图案。一种是釉装饰，在上釉之前，在器身或口沿部位涂蘸褐彩，然后施釉其上，称作釉下褐彩，手法是随意点染，无一定常规形态。

　　产品普遍采用快轮成型，形制规范，品种比较丰富，器形有碗、盘、碟、盆、缽、执壶、瓮、罐、灯盏、盘口壶等，不少产品形体硕大稳重，反映了娴熟的造型工艺技术水平。

　　产品的装烧 ... ，采用托座叠烧。从器物粘连的现象观察，有大型器中套叠小件器物或同种规格的器物依次重叠，也有造型相近的器物互相垒叠。在两件器物的交接处，用泥钉、垫饼或垫圈间隔，产品烧成后再用力分离开来。

　　产品是在龙窑中焙烧的。发掘出土的仙奶岗窑基遗迹，依山坡的倾斜地势建筑，头尾长达５２米，是目前国内已知唐代龙窑中最长的一座。窑炉头部宽２.３－２.７米，窑身宽度２.３－２.８米。窑室的墙壁不用砖砌，而是采用纺织竹木框架涂抹瓷土的 ... 垒筑。残存的窑壁内面遗留密集而又深刻的竹木印痕，足以说明原窑壁内编结竹木骨架，用以加固和支撑窑室。由于不采用砖砌，所以高度较矮，估计不会超过常人身高。通过发掘和局部解剖，发现窑墙内外共有三层窑壁，从外向内依次是：一层红色烧土，二、三层白色瓷土，说明窑炉在建成后的使用过程中，曾经重新修葺过两次，以延长窑炉的使用时间。白色瓷土的内面均有一层或厚或薄的绿色结晶状烧结面，应是烧窑过程中产生的窑汗结层。

　　该窑出土的瓷器或窑具上，发现有刻铭文字。多数为数码记号和姓氏名字，如：一、七、八、九、十、八十、九十和杨公炎、余记、洪毛、石、丘等，还有方位同“上”、“中”、“下”，吉祥语“吉利”等，说明该窑属于若干家族共同经营性质的民间作坊。从该窑的规模长度考察，每次装烧容量产品当在万件以上。从该窑的使用痕迹，按常规推算，烧造年代约近百年左右。该窑的产品在建阳县境内及邻近县市的唐代墓葬中时有出土，据形制工艺作风考证，其烧成时间约在唐代中晚期。

　　第二节　砖室墓及其随葬陶瓷器的分期断代

　　瓷器的烧成，提供了比陶器更为坚固耐用、清洁美观的生活器皿，又比铜、漆器的造价低廉，而且原料分布极广，蕴藏丰富，各地可以因地制宜进行烧造。这种新兴的事物，一经出现即迅速地获得人们的喜爱，成为十分普遍的日常用具。六朝隋唐时代，瓷器的使用大多数还集中在地主士大夫阶层，不仅提供生前使用，而且还作为财富的标志死后随葬坟墓。福建各地发现的士族地主墓葬，常见瓷器产品出土。建筑坟墓的砖材，也是当地窑场 ... 的。

　　因此，对墓葬材料进行准确地分期断代，有助于了解历史文化尤其是陶瓷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福建地区六朝隋唐时代的墓葬，已发现的数量约在２００座左右，大多数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清理发掘的。

　　墓葬的分布，以闽东的霞浦，福州，闽北的建瓯，闽南的泉州最为集中。往往以群组的形式出现，数座以至数十座排列一起，有同一时期的，也有跨越数个朝代的，反映了选择墓地聚族埋葬的特点。墓葬的规模，全长７.５米以上的为大型墓，全长２－７.５米的为中小型墓。墓葬的平面结构形式，有刀形、凸字形，长方形和多室墓四种类型。刀形墓，由长方形墓室与偏于墓室一侧的甬道组成，凸字形墓，由长方形墓室与墓室正中前方的甬道组成。多室墓，则由甬道、前室、后室或甬道、前室、中室及左右耳室、后室组成，平面呈双凸形、十字形等。墓葬的结构，一般都是单圹券顶砖室，随葬品多置墓室前部，均以青瓷器为大宗。

　　根据纪年墓和其他典型墓例资料的排比分析，前后演变大体经历七个阶段。

　　一、孙吴至西晋时期

　　典型墓例有：霞浦眉头山天纪元年墓、浦城吕处坞元康六年墓，霞浦城关元康九年墓、松溪渭田永兴三年墓、闽候白沙桐口山墓等。

　　墓室形制以刀字形和凸字形为主，还有双凸形。墓室底部不分级，前部不设祭台。地面用平砖相间斜错铺设呈人字形。墓壁砌筑 ... ，一种以平砖错缝顺砖，一种以平砖顺相起基然后再用平砖叠砌。有的墓在后壁或左右侧壁设置若干个方形小龛。

　　墓砖有长方形平砖和楔形砖两类，平砖用于筑砌墓壁，楔砖用于起券封顶。砖两面压印蝉形、蕉叶、网格、粗绳纹或以古钱为中心的辐射线条纹。四侧模印古钱、蕉叶和对角交叉、米字、网格、同心圆、半弧线等几何图案，还有方相傩面（亦称鬼脸纹）、团莲、篦梳纹等，组合比较缜密。纪年铭文作正体或反体隶书。

　　青瓷器按用途分数，基本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饮食、盛贮容器如壶、罐、碗、缽等；第二类是日用生活杂器如盥水器三足洗，文房用具砚台、水盂，卫生用器唾壶、虎子，照明用器烛台等；第三类是反映社会生产或生活的模型明器如仓、灶、井等。

　　瓷器胎骨呈灰白或浅灰色，胎质细腻坚硬。釉色以匀薄莹洁的青灰釉较常见，还有青绿、黄绿等。一般胎釉结合紧密，脱釉现象较少，施釉不及底。装饰花纹有刻划或模印的弦纹、网格纹等，见于器物口沿或腹上部，有的耳部压印蕉叶纹或成兽面铺首。

　　造型的基本特点是扁圆矮墩。主要典型器物有：

　　盘口壶，浅盘口、粗短颈、圆腹最大横径偏上。

　　双耳罐，鼓腹，最大横径在肩部。

　　碗，微敛口、浅腹、平底，口径略大于底径。

　　敛口缽，窄圆肩、深腹，口径略大于底径。

　　唾壶，浅盘口、鼓腹最大横径偏下，底带实足。

　　虎子，身呈蚕茧形成圆球形，形体高大，是实用器。

　　灶，仍如东汉时期的船形，但尾部改进为起翘形收拢，开以后灶形的先河。

　　此外，羊形或狮形的烛台，盆形的三足洗，五联罐和堆塑佛教人物楼阁的魂瓶、鸡笼、鸭埘、猪槽、狗圈、羊圈、井罐、并圈、仓廪、谷斗、簸箕等均是本期独特的器物。

　　二、东晋时期

　　典型墓例有“南安丰州咸康元年墓、福州屏山永和元年墓、建瓯小桥永和三年墓、闽候荆溪永和五年墓、福州仓山升平四年墓，浦城吕处坞兴宁三年墓、南安狮子山太元三年墓等。”

　　墓葬形制，以长方形最为流行，刀形和凸字形次之。墓底仍未见分级，墓室前部常见数块平砖砌筑的祭台。墓壁筑法一如前期，并出现一二块平砖以代替壁龛的作法。

　　墓砖质地较以前坚实，砖面图案趋向简化，一面光素，另一面压印绳纹、网格纹或间断块状绳纹。侧面图案新出现兽首、鱼、龙等动物形象。

　　随葬品中，模拟生产或生活的陶瓷明器基本消失。青瓷胎釉沿袭前期作风，并出现玻化程度很高的带冰裂纹的青黄釉，有的在器物口沿或肩部点缀褐斑釉装饰。

　　造型的基本特点是 ... 肥壮。主要典型器物有：

　　盘口壶、双耳罐，形体较前期略有增高，壶腹最大横径逐渐下降至中部。

　　敛口缽、平底碗，较前期形体亦略有增高，底部进一步缩小。

　　鸡首壶，直短颈或细长颈、圆腹。

　　双唇罐、内唇低于外唇，圆腹。

　　带流罐，直短口、圆腹。

　　三足砚，砚面平坦，熊形足。

　　虎子，形体变小，约为前期的２/３。

　　此外，肩部堆塑青蛙的水盂，带盖、宽矮圈足的盆和筒口圆腹的尊也是本期独特的造型。

　　三、南朝前期――宋、齐时代

　　典型墓例有政和新口元嘉十二年墓、福州灰炉头元嘉十七年墓、福州长安山元嘉廿六年墓、建瓯放生池元嘉廿九年墓、政和松源大明六年、永明五年墓、福州仓山永明四年墓、福州仓山永明七年墓、闽候关口建武四年墓等。

　　墓葬形制，以刀形居多，凸字形次之，长方形和十字形较少。墓室底部一律分级，后部棺台高于前部，具有自然的排水作用。有的则沿圹壁一侧下砌沟槽。墓室前部多数不再设置祭台。地砖排列多是二横二纵铺设，形如席纹，人字形已趋少见，还有一些不甚规则的纵横铺法。墓壁筑法沿袭旧制，有的还在后壁正中底部砌成平台或高起二层砖，以放置部分器物。十字形和少数凸字形的多室墓，不仅规模较大，而且结构复杂，沿圹壁和转角处相同一定距离砌筑砖垛，柱上起券与顶部相重叠，起到加固圹壁和撑托券顶的作用，形成多阶梯、多砖柱、多券门、多室的时代特点，这类墓葬主要分布在闽北地区。

　　墓砖一面光素，另一面压印绳纹，侧面图案仍沿袭以前题材但趋于简化，新出现卷草和宝相花图案。砖铭书体介于楷隶之间，除纪年姓名而外，还有吉祥语如“始得踰利”、“子孙安吉生万花”、“金钱百万”等。

　　随葬品数量普遍增多，一般都有10－20件以上。青瓷器组合以饮食盛贮容器和日用生活杂器并重，样式繁杂，尤其是日用生活杂器更见丰富多彩。如博山炉、鐎斗、灯盏、盘托三足炉、五盅盘等均是以产未见或罕见的品种。

　　瓷器釉色以青黄、淡青、青绿三类盛行，釉面往往呈现冰裂纹。淡青釉釉层稍薄，光泽均匀。青绿釉釉层稍厚闪灰或闪黄，色调略显深沉，被称为黝青釉，有的釉层密布细小斑点。青黄釉主要见于闽北地区，黝青釉则在福州一带较为多见。釉水施作多不及底，少数有满釉现象。碗外壁或盘内底盛行刻划或模印的莲花、莲瓣装饰。碗、盘内底或盘口壶的盘口内往往可见叠烧遗留下来的支钉痕迹，部分碗内底还因使用三岔形支架窑具叠烧而形成的人字形刮釉露胎的特征。

　　器物造型的基本特点是高大鼓圆。主要典型器物有：

　　盘口壶，盘口较深，颈脖略长，腹部圆鼓最大横径多适中。

　　罐类，耳系多至六系，腹最大横径仍偏肩部。

　　鸡首壶，形体修长。壶、罐肩部流行桥形耳系，安装部位从以前在肩上部变为更靠近颈部。

　　碗，多实足，敛口或微敛品，腹部较深圆。碗、罐类多带盖。

　　三足砚，砚面略突起，底附蹄形足。

　　唾壶、虎子形体多矮小趋于明器化，约为西晋时期的２/３至１/２。

　　盘，敞口、直斜壁或弧壁，浅平底。

　　五盅盘，盘多子母口。

　　羽觴盘，耳杯呈元宝形。

　　博山炉，由底盘、盏和盖绊组成，盖面堆贴火焰升腾状角。

　　托盘，由托盘与盏合成，盘内有托圈。

　　灯盏，盘托圆柱状管上置盏，带角状把。

　　鐎斗，折口、直壁、浅腹、平底，附三蹄状足和凤首形把柄。

　　盘托三足炉，炉身作折口、弧壁碗形。

　　鬼灶，船形但灶口上部起风火墙，灶侧附有男女厨俑。

　　四、南朝后期――梁、陈时代

　　典型墓例有：建瓯木墩梁天监五年墓、松溪游墩光大元年墓 、福州阳歧山M１、福州马佬山M１、政和松源M８３３、M８３４、闽候南屿墓、南安丰州M９、M１１－１３等。

　　墓葬形制，凸字形墓和多宝墓的比例较前期有所增加，数量上多于刀形墓，结构仍沿袭旧制。闽候南屿墓的结构比较堂皇华丽，在棺台底部侧立长砖砌出箅状排水孔道，墓砖图案以四神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和忍冬、宝相、宝瓶、飞天、僧人、飞鱼、飞鹤等道释素材为装饰内容，采用画象拼镶法，讲究墓壁的整体装饰效果。

　　随葬品数量品种较前期有增无减。青瓷胎釉、纹饰继续前期特点，器物种类更加丰富。

　　造型的基本特点是较前期略向高长发展。主要典型器物有：

　　盘口壶，双耳或四、六系罐，形体略见修长。

　　双唇罐，外唇低于内唇，腹部鼓长。

　　带流罐，腹部鼓长。

　　碗类，腹部加深，实足以外，新出现敞口弧壁和敛口曲腹的平底碗。

　　敛口缽，腹部偏圆，底略于小口，有的出现折口平唇。

　　碗、盏、盅内底普遍下凹。

　　托碗，盘底平或略带实足，碗、托盘可分开套合。

　　托杯，由托盏演变而来，在盏底加长柄。

　　分格盘，有子母口。五盅盘，有的盘底带宽矮圈足。

　　瓶，侈口、细颈、圆腹，底带实足。

　　砚，砚面突起更甚，趋向多足。

　　双管或四管烛插，底带座，管周堆贴莲瓣。

　　灯架，盘中竖立经幢状八棱柱，堆饰莲瓣。

　　鐎斗，折口、圆腹，附条带状柄。

　　盘托三足炉，炉身作筒形，博山炉，盖面堆饰莲花。

　　五、隋朝至唐代初年

　　典型墓例有，南安丰州开皇十六年墓、福州横山大业五年墓、福州马佬山M２、泉州中山公园贞观二年墓等。

　　墓葬形制，除多室墓未见外，其余均沿袭前期旧制。随葬青瓷器基本保留前期品种。新出现一种光亮匀薄的青灰釉，釉水表层垂流现象严重。器物装饰中流行卷草和菩提树叶纹。

　　瓷器造型的基本特点是挺拔修圆。主要典型器物有：

　　盘口壶，盘口直而深，颈脖修长，腹最大横径适中。

　　双耳或四系罐，鼓腹而长，最大横径偏上，有的底部带外撇的实足。

　　碗、盅，腹部极深。

　　敛口缽、瓶，形体矮小，约为前期的２/３。

　　高足盘，是前期未见的新品造形。

　　六、初唐、盛唐时期

　　典型墓例有：永春金峰山贞观廿一年墓、永徽二年墓、南安梅亭咸亨一年墓、泉州河市咸亨二年墓、安溪城关乾封二年墓、莆田城郊上元三年墓、福州怀安墓、福安溪潭墓、福州东郊墓、泉州西南郊墓、武夷山黄土墓等。

　　墓葬形制以凸字形为主，刀形和长方形少见。墓室底部一般分前后两级，地砖铺设仍流行席纹形式。墓壁构筑，顺丁法趋少，顺砌法较多。安溪城关凸字形墓，在墓室前部开左右壁龛，形如小耳室；福州华侨村长方形墓，墓室当中用纵砖一排隔成二室，顶部用方砖向内叠涩封平，是在结构上略显特殊的例子。

　　墓砖一般仅在一侧模印图案或文字。常见纹饰有古钱、蕉叶、卷草缠枝和宝相连珠纹，还有四灵四神以及武士、仕女等写实人物。砖铭均楷书。泉州地区常见“大方”、“武吕”、“吕纪”之类的铭文，可能属同一宗族的墓葬。吉祥语铭文有“富贵吉利”、“富贵千石”、“葬毕万年大吉”、“子孙富贵盈益”等。

　　随葬青瓷器，带流罐、双唇罐、盘、分格盘、鸡首壶等少数品种趋于消失，其余大部分仍保留南朝以来的品种和式样，仍以饮食盛贮容器和日用生活杂器为基本组合，成双配对地出现，但实用器居少而以 ... 简陋的明器居多。

　　瓷器胎骨以灰色居多，釉水青绿泛黄褐色，流釉现象极为普遍，表面多斑疵，色调偏晦暗，斑驳陆离，一般称为苍青釉。同时由于流釉的缘故，釉层局部往往发生乳浊般的窑变，呈现出蓝灰、湖兰或银灰色。器多素面，纹饰罕见。

　　器物造形的基本特点是高长椭圆。主要典型器物有：

　　盘口壶，盘口浅而内敞，溜肩或削肩，鼓腹而长。

　　双耳或四系、六系罐，椭圆或橄榄形腹。壶、罐肩部流行双复系。

　　碗，有敛口曲腹平底、敞口斜壁、敛口弧壁、折平口弧壁，实足或高圈足等形式。

　　砚，出现珠足或圈足，砚面高出口沿。

　　其余各种器物底部多加圈足或台足，形体矮小不及以前的１/２，已经完全明器化。如托碗、博山炉、五盅盘除了底部加高以外，器身的各部件由以前的分开烧成套合变为粘连烧成，而且形体矮小仅是象征性的器皿而已。灯架、双管或四管烛插，器身渐无莲花装饰，灯架从以前的经幢状八棱柱体褪变为圆锥体，插器也以简易的 ... 双管居多。虎子则从以前的耳鼻目堆塑褪变为毫无生气的蛙形或鼓形。总之，年代愈晚，器体愈臻粗制滥造，以至不施釉用陶质明器代替。

　　七、中唐、晚唐时期

　　典型墓例有：福清渔溪墓、晋江草邦水库墓、浦城林化厂墓、泉州东郊大中十一年墓]、南安九都墓、闽候白沙墓、福州祭酒岭墓、邵武洪墩墓、漳浦大山水库墓等。

　　墓葬形制发生较大变化，除凸字形砖室墓以外，坚穴式的长方形土坑墓也很流行，同时出现了带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墓坑中盛行较多的壁龛，有的作上下双层排列，有的在墓底中部下砌成２－３个方形小坑，即所谓腰坑。

　　墓砖除少数仍保留前期装饰花纹以外，一般的花纹和铭文渐趋消失，甚至全为素面。墓穴中开始使用方砖或岩石制成的简易墓志铭。

　　福清渔溪墓，是凸字形的多室砖构墓，由甬道、前室、后室组成，前室附有左右耳室，墓砖模印骑马挽弓武士、挽弓立射武士、吹箫仕女、 ... 等写实人物，有的使用两砖拼成画面，该墓砌成锥状平顶，年代偏晚。

　　随葬品的变化也很显著。出现了陶瓷 ... 的宝塔形多角罐、蟠龙粮等罂瓶和 ... 粗糙的陶俑，陶俑中有男女人物侍俑，动物如鸡、鸭、狗，神煞俑如人首龙身的墓龙、人首鱼身的仪鱼，蒿里老翁等。

　　青瓷器物，前期通用的 ... 繁多的各类日用生活明器骤然减少以至消失，少数饮食盛贮容器仍在使用但形态已迥然相异。瓷器的胎骨较为粗糙，多呈灰褐色，常见黄褐釉和青绿釉。

　　器物造型的基本特点是高大瘦长。主要典型器物有：

　　盘口壶，流行双层盘口或退化成直内折口，盘口直径与腹径大略相待，腹横径逐渐从以前在中部上升至肩部。

　　双耳罐，多直口，颈脖见长，最大横径在肩部。壶、罐耳系由以前的环形或半圆形耳变成条扣状小纽或拎包式直耳，底部多见实足。

　　碗、碟多撇口或敞口，并出现仿金银器的花瓣口，实足略挖浅，出现玉璧形足或圈足。执壶，盘口、细颈，圆肩直腹，底附实足，短流，把手低于口沿以下。

　　福建地区六朝隋唐墓葬无论形制与随葬品，前后具有一脉相承的持续发展关系。六朝时期属于江南地区埋葬制度的范畴。和江南的其他地区相比较　，结构上除少数多室墓较为复杂以外，其余的较简单。隋唐时期沿袭六朝旧制，至中晚唐，土洞墓和砖室墓中的腰坑等受到关中地区葬制的影响。

　　随葬青瓷，与其他地区相比较，既有共同的时代风格，又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广大地区，自孙吴至南朝瓷器造型演变的总趋势是从矮胖向瘦长发展。而在福建地区，这种趋势是相当缓慢的，南朝时仍保留鼓圆硕壮的特点，一直到晚唐时代才完成向瘦长型的转变。

　　吴晋墓青瓷，无论胎釉、造型、纹饰，大多是三国以来浙江越窑、瓯窑和婺州窑的形 ... 风。其中相当部分器物如五联罐、魂瓶、盘口壶、蛙形水盂、筒品尊等在闽地使用的年代相对较迟。因此，多数应当是由浙江输入的。

　　南朝以后，多数逐渐采用地产瓷器。其中，五盅盘、鐎斗、博山炉、盘托三足炉、鬼灶等，与江西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比较相似，使用年代也比较接近。碗、盘、托碗、分格盘、瓶、砚、鸡首壶、虎子、唾壶等，也与越窑系统的南方青瓷保持相对的一致性。双管或四管插器、装饰莲花的灯架和博山炉则为其他地区不见或罕见。就闽地本身而言，还存在某些地区性的差异，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闽北地区与江西、浙江两省的共性特征似乎要多一些，而福州、泉州地区的个性因素则较为强烈。

　　隋唐墓青瓷，仍以鲜明的地方色彩为主流，同时也吸收一些外地工艺技术风格，如隋代形体挺拔修长的盘口壶、瓶、双耳罐、高足盘、深腹碗，盛唐的高足碗、杯、折口弧壁碗，圈足砚，中晚唐的玉璧足碗、花口碗、多角罐、蟠龙粮罂瓶等，显然受到其他地区生产工艺的影响。年代愈晚，共性因素愈多。

　　已发掘的墓葬中，直接表明身份等级的有５例：福州屏山东晋永和元年墓，刀形长６.１５米，砖铭：“郑氏立子孙囗令长太守囗囗，”令长为县邑职官，正七品，太守为州郡职官，从六品。南安丰州东晋太元三年墓，刀形，长５.０２米，出土有“部曲将印”铜印，部曲将是当时门阀士族属下的武官。建瓯放生池宋元嘉廿九年墓，十字形多室墓，长８.１２米，砖铭：“郡卿封孝廉郎中令詹横堂冢”，郎中令是朝廷侍卫长官，正五品。安溪城关唐乾封二年墓，形制不详，砖铭：“上柱国刺史武吕”，刺史为州郡官，从六品。永春金峰山唐永徽二年墓，凸字形，长４.５９实，砖铭：“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是文职散阶官员，位当州郡刺史之上，正三品。因此，目前为止所发现的福建六朝隋唐墓，大多属官僚士族和地主富豪阶层的。

　　第三节　六朝士族的社会生活

　　埋葬制度是以社会的现实生活作为基础的，在这种意义上说，墓葬形制及其随葬品的变化，可以成为 ... 势、经济生产、文化生活的晴雨表。

　　一、士族的入闽活动与经济生活

　　从政治背景考察，六朝时期，由于大批士族及流民进入福建地区，人口繁衍，户数增加，经济开发，文化传播，福建地区处于郡县制逐渐推广的发展阶段。

　　三国鼎峙时代，福建地区划归东吴的政治势力范围。东吴政权在这里镇压了土著的山越人，迫使他们走出山林险阻之地，从事农耕生产活动，向 ... 缴纳赋税，服徭役兵役。东吴政权在闽北建瓯市建立了全闽的第一座郡城，进行 ... 镇压与政治安抚。

　　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对闽中的经营，东吴政权采取了 ... 政策。这种政策早在吴主孙策时期就已经开始执行。嘉靖《邵武府志》卷二十八·古迹记载：“孙策检其江左时，邻郡逃亡，或为公私苛乱者，悉投于此，因是有长乐、将检二村之名。”吴主孙权、孙皓执政时，又在福州一带建立了海军造船基地。将贬官罪吏迁徙建安从事船务。《三国志·吴书》记载，先后入闽的人物事迹有：会稽太守郭诞被：“送付建安作船；”中书令孙尚被“送建安作船；”丞相陆逊的族子陆凯“竞徙家于建安”。这些昔日的江东望族，由于杵逆吴主遭到被迫远滨海僻地的命运，大厦虽倾，遗风尚在。由于他们的到来，处在开发状态的福建地区毕竟输入了封建士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

　　三国归晋，福建地区分冶为建安、晋安两郡。经历了孙吴时期的经营开发和西晋统一带来的经济振兴，福建地区的地主庄园经济比东汉时期进一步发展，因而在墓葬随葬品中留下了反映庄园生产生活的痕迹。

　　吴晋墓葬中，以家禽畜圈、仓厨水井和粮食加工明器为显著特征的随葬品组合，洋溢着浓郁的农家生活气息，体现了自给自足的地主庄园经济的形态，是东汉以来地主庄园经济的延续和发展的产物。

　　与中原、江南南京等地的地主庄园相比，这里缺乏高大的城坞堡垒、规模宏伟的院落布局、水田、牛厩马圈和声势显赫的人物仪仗队，可能还称不上世家大族的豪华气派，但生产和生活明器遗物的存在，足以表明福建地区地主庄园经济的基本模式。

　　西晋王朝命祚短促，统一后不久中州大地便爆发了八王之乱，割据政权迭起，兵燹连年，战争频仍，迫使大批的士族地主和劳动人民南渡江淮，建筑安身立命之所。东南一隅的福建地区，成为中原人民的向往之地，迁徙闽中的活动，在西晋末期的永嘉年间迅速形成 ... 。

　　闽北建安郡，“晋永嘉末，中原丧乱，士大夫多移家避难入闽，建为闽上游，大率流寓者居多。时危京刺建州，亦率其乡族来避兵，遂以占籍”。

　　闽东沿海福州地区，“永嘉二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故六朝间仕宦名迹，鲜有闻者。”

　　闽南泉州地区，“晋南渡时代衣冠避地者，多沿江而居”，故有晋江之名。

　　与汉代大帝国的崩溃瓦解几乎同步，两汉集权式地主经济全然瘫痪，世家大族的庄园经济却以一种旺盛的活力在战乱中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这些世家大族的庄园自成一个社会，不仅经济上自给自足，正如颜之推所言“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而且又拥占有兼具宗法、 ... 、生产性的私人武器——部曲。就在动乱年代入闽士族的队伍中，也出现了部曲的身影。

　　闽候桐口山西晋墓出土的一件青瓷五联罐上，肩部堆塑四尊手执刀剑、盾牌的站立武士形象，这种武士正是地主庄园的私家武装部曲人员。

　　南安丰州东晋墓出土的一枚"部曲将印"铜印章，更直接证明墓主的部曲身份。

　　在汉晋时代，部曲是地主的武装家丁，为主人担负守卫和战斗任务，并从事农耕生产劳动。这就是说，入闽士族是带着私家武装来的，他们将地主庄园制度和体系引进了福建地区。

　　在南朝萧梁候景之乱期间，又有一次士族入闽的活动。《陈书》卷三·世祖纪记载，天嘉六年（公元５６５年）三月乙未诏：“候景以来，遭乱移在建安、晋安、义安郡者，并许还本土，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良民”。

　　中原人民的入闽，不仅增加了巨大的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从此耕织岁滋，旷土渐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南朝梁时又在福建地区增置南安郡及闽州、丰州。

　　如果说，吴晋墓葬以陶瓷家禽和庖厨明器为随葬品，以东汉葬俗的遗风，反映了江东地主庄园经济发展的特点，东晋墓葬还带有相当过渡性质的话。那么，南朝时期墓葬，则是入闽士族及其同宗亲党部曲 ... 定居生活习俗的具体表现形式。

　　南朝时期随葬青瓷品种的显著变化，就是反映生产生活的模拟明器基本消失，仅剩下厨灶一种，而且日用饮食器皿和日用生活杂器大量增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其重要原因在于，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带来心理观念上的更新。

　　吴晋时代迁徙入闽的地主，刚从动乱的环境中解脱出来，犹如惊弓之鸟，心理上处于紧张的戒备状态。其迁徙入闽，带着相当浓厚的侨寓性质，坟墓中如果缺乏庄园经济生产生活明器，就不足以玄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到了南北朝时代，形成南北对峙的 ... 面，江南虽然历经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更迭，但比起北方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割据形势，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福建地区更少动乱发生。入闽士族从寻找安身立命之所转向了安居乐业，从以前少数的集中豪强型流亡地主，发展为较多的分散的富裕型定居地主。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用什么方式进行生产或应该具备哪些生存手段，而是更多地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争奇斗富，奢侈浪费，厚葬成风。

　　所以随葬青瓷器中的生活器皿，各类繁杂，形态新颖，迭出不穷。

　　饮食生活器皿中，除了平常的盛贮容器盘口壶、双耳罐，食具碗、碟、缽以外，还普遍流行酒具和茶具。

　　六朝时代饮酒蔚为风气，特别是士大夫阶层热衷清淡，更是嗜酒成性。南京西善桥东晋墓出土的竹林七贤画像砖，就是那个时代放诞纵饮的真实写照。福建南朝墓出土的青瓷酒具有鸡首壶、羽觴盘、五盅盘、托杯、托盏等。

　　鸡首壶，用于盛酒，是东晋以后出现的酒器。羽觴盘，是从汉代演变来的，一、二个耳杯放在盘上，盘中有的承以托圈，置杯时不致于晃动，适合对饮或独酌。托盘、托杯类似于所世的高脚酒杯。五盅盘，是闽赣两地的特产，一个盘上放置４－６支酒盅，适合于多人聚会宴饮。

　　茶之为饮，始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汉晋以后逐渐普及。六朝时期的饮茶 ... 还比较粗犷，实行的是粥茶法，把茶叶放在釜锅里烹煮，煮茶和煮菜粥差不多，有时还把茶和葱、姜、枣、桔皮、茱萸等物煮在一起，也就是唐人皮日休《茶经·序》所说“季疵以前，称茗饮者，必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也”，明陆树声《茶寮》所说：“晋宋以降，吴人采叶煮之，曰茗粥”的浑烹茶粥。茶粥煮好后用勺匙分别舀到茶盅茶碗里饮用。

　　这时期的茶、酒具还没有严格的界限，往往茶酒兼用。福建南朝青瓷器中的托碗、托杯和五盅盘，也适合于饮茶使用。其中的托碗，显然是当时上乘的茶具，类似于现在的大碗茶，由于碗、托可分开，有托不烫手，故又称茶托。

　　关于茶托的起源，唐李匡乂《资暇集》中有一说，谓：“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指，取楪子承之，既啜而杯倾，乃以蜡不楪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环代蜡。进于蜀相，蜀相奇之，为制名而话于宾亲，人人称便，……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南宋程大昌在《演繁露》中完全接受了李匡乂的说法，并进一步断定“台盏亦始于盏托。托始于唐，前世无有也”。这些记载说明茶托是为了饮茶不烫手而发明的，不过认为茶托始于唐代蜀相的说法却是错误的。南朝墓出土的托碗，是纠正这种说法年代最早的实物依据。

　　还有一种饮食器的鐎斗，仿青铜 ... ，往往与三足火盆一起出土，可能是一种暖食器。

　　日用生活杂器中，包括卫生、照明、文房各方面室内起居需要的用具。

　　作为溺器使用的虎子，导源于战国、西汉时代木制和铜铸的虎子。虎子又名楲，《史记·万石列传》集解：苏林曰：“贾逵解周官，楲，虎子也。”《说文》：“楲，楲窬，亵器也。从木威声”。段玉裁注：“虎子所以小便”。古代人们对虎既畏惧又厌恶憎恨，也希望征服它、惩罚它。把溺器造成老虎的形象，正反映了这种心理。

　　福建地区的青瓷虎子，出现于西晋墓葬。基本有两种形态，一种作昂首圆口、茧身四肢拳曲作俯伏状，背附提梁；一种作圆口球身、上附提梁，形态简练抽象，系墓主生前实用器物。南朝时继续以前形制，使用更加普遍，不过在墓葬中多趋于朝器化。福州洪山桥墓出土的一件实用虎子，形体高大，虎首昂起，堆贴双眼和双耳，咀部张开衔住圆口，身部匐匍四足微露，尾巴倒翻卷屈绞成绳索状伸延至颈部作为提梁，既含虎虎生气，又呈温顺驯服之态，颇能表达人们使用这种器物时的心理特点。

　　烛台和灯架、灯盏是照明用具。烛台开始出现于西晋墓，当时做成蹲坐的羊形和狮形，在背部竖一圆管用以插烛。

　　羊形烛台的形制渊源于中原等地的羊灯，由于羊象征吉祥，所以羊灯在汉代很受重视，出土和传世实物也较多。李尤《金羊灯铭》赞之曰：“金羊载耀，作明以续。”

　　狮子非中国特产，狮的名称是波斯语的对音，据《后汉书·章帝纪》记载：“章和元年（公元８７年）月支人曾将活狮子运入我国，这是我国最早见到的狮子。从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狮子，由于它所特有的威猛形象，成为后来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创作题材。烛台作成狮子的形象，也被赋予一种吉祥避邪的象征。”

　　南朝时期的烛台，往往做成双管或四管形状，周围堆贴数朵莲瓣，底部带台阶式的器底，即文中所称的烛插或插器。

　　灯架的造型，往往由底盘及中心圆柱或多棱柱构成，柱子的上端向两侧伸出对称的圆环，下端在圆环的相应部位，分别由２－３片莲瓣围成承托。使用时将细长的蜡烛从圆环插入固定于莲瓣中。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变体的烛台，又可答为烛灯，蜡烛点燃时，烛灰落于底盘内，是一种高雅洁净的照明器。这种灯架和管形的烛台，都是福建的地方特产。

　　使用灯油的灯盏是从汉代的豆形灯演变而来的，由底盘、圆柱及其上的灯盏组成，有的圆柱中部带有把手，便于提携走照明，所以又被称为行灯。使用时将剥去麻皮的麻稭或棉纱线束缚成灯芯，浸于油盏内，另一端伸出盏沿点燃照明，故称油灯。

　　薰炉的祖型，渊源于西汉中期中原地区出现的青铜博山炉，由于炉盖上往往铸成山峦云彩的形状，故名。闽地南朝时期的博山炉，由承盘、碗缽形的炉身和盖面组成，盖面密布数排小孔，堆贴火焰状或莲瓣状的角纽。使用时点燃炉内的香料，香烟从小孔排出，是当时讲究卫生礼仪的常用器物，如《颜氏家训》所称：贵族子弟“无不薰衣剃面，傅粉施朱。”它的具体作用：一为薰衣之用，凡入朝觐见或拜谒尊贵必将衣服薰香方不失礼仪，因之社会相习成风即平民社交亦多行之。二为读书焚香，免除恶臭， ... 精神，便于诵阅裨益于理解及记忆，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之说。三则供祀神佛之用。

　　盘托三足炉，也是一种薰香的卫生器具，使用时将沙土填充炉内，插上细条炷香。三足炉与博山炉的底盘，既带有稳定作用，又可接承落下的香灰。部件的分开与组合在造型设计上是很合理的。

　　文房的常见器皿是水盂与砚台，往往配套使用，显示使用者的文化素养。在六朝门阀士族等级观念森严的社会，士大夫追求荣华富贵高官厚禄，所以能够附会风雅的器具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随葬品的形 ... 风和使用的复原情形，正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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