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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水制火，火不入阁清代学者阮元认为，注重防火是天一阁能够保存长久的首要原因。
以水制火，火不入阁 清代学者阮元认为，注重防火是天一阁能够保存长久的首要原因。 藏书最怕的是火，中国的藏书大多便毁于火灾，如宋代叶梦得、朱常山家的藏书，都在三万卷以上，尤袤的藏书楼「 ”遂初堂”还曾得南宋光宗皇帝赐匾，荣极一时，但结果后来都毁于大火。明代学者钱谦益的绛云楼，藏有宋刻孤本，但是由于楼内住着家眷，小孩玩闹使油灯倒地，引起大火， 珍贵书籍尽数付之一炬。离范钦家不远的丰坊的万卷楼，也因不慎失火，损失了上万卷珍本书籍藏书所剩无几，幸余的都由范钦购入天一阁。 听闻及目睹这些触目惊心的实例，范钦因此尤其注意天一阁的防火安全。他不但依据《周易》天一生水”的说法，取「 ”以水制火”的意思，将藏书楼命名为「 ”天一阁”，还在建筑上采用汉代经学家郑康成注《周易》「 ”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的说法，把主体建筑「 ”宝书楼”建成两层，上面的是一个大通间，悬挂着明朝王原相书写的「 ”宝书楼”区额，室内排列一只只大书橱；下面则打破一般建筑物忌用偶数的格局，把传统的三开间、五开间、七开间改为六开间，东西两旁都筑起封火墙。在楼下中厅的阁栅里，还描绘了很多水波纹作为装饰。在阁前凿了一眼水池，即天一池，相传水池与月湖暗通，池水终年不会干涸。天一阁的四周都有空地，并且建筑围墙，可以在万一失火的情况下防止火势蔓延。 除此之外，还严格实行禁止星火入阁的制度，至今在楼梯边还悬挂着「 ”烟酒切忌登楼”的大字禁牌。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缪荃孙随宁波太守夏闰枝登阁看书，「 ”范氏派二庠生衣冠迎太守茶毕登楼，约不携星火”。连太守也不许违背防火制度，毫不懈怠，才使得天一阁经历四百多年风雨，而从未遭受火灾。 代不分书，书不出阁 困扰范钦的，除防火措施外，应该还有如何在自己死后防止书籍分散的问题。前人爱书，后人未必好书，与范钦有「 ”书籍互相借钞”之约的王世贞，以及范钦的侄子、「 ”嗜奇相尚”的范大澈他们的藏书，不到50年便风流云散了。宋代的陈亚曾作诗警诫后人：「 ”满室图书杂典坟，华亭仙客岱云根。他年若不和花卖，便是我家好子孙。”因此，对于范钦来说，如何使子孙不将藏书分割继承，「 ”和花而卖”，是比如何防火更为切要和困难的问题。 日渐苍老的范钦终于做出了决定。去世前，他将家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黄金，一份是万卷藏书。由于次子范大潜比范钦早死三个月，所以参与分家的是次媳陆氏。长子范大冲体察父亲的心意，便选择了万卷藏书，次媳则选择了万两黄金。 应该是从范大冲开始，天一阁才实行「 ”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规定的，因为作为继承者的范大冲，肯定会觉出肩上这份沉甸甸的责任的。为了书籍传承而不流散，他严格规定藏书归子孙共同所有，共同管理，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若不是各房到齐，就不得开锁。事实上除非各房到齐，锁才能全部打开，这样就防止了子孙个人占有、瓜分豆剖的风险。 在天一阁里，仍然保存着一块禁牌：「 ”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家庭中，不与参祭是非常严重的惩罚，这代表着整个家族对他的抛弃。因此历代范氏子孙恪守祖先遗训，将守护藏书当作一种精神信仰来奉行甚至有的子孙目不识丁，也同样恭谨地终生守护。当时鄞县有首打油诗，说的就是这种状况： 积德与儿孙，儿孙享其福； 积书与儿孙，儿孙不能读； 试看当年范司马，藏书空满天一阁。 但正是由于这种看似笨拙的守护，才使天一阁的藏书没有遭受家族分化带来的星散与失守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迹。为此，清代学者阮元在《定香亭笔谈》中说：「 ”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之家，惟此岿然独存。” 芸草防蠹，晒书去湿 书籍怕火、怕瓜分之外，还要防潮防蠹，尤其是江南地区，气候潮湿，这一问题就更为重要了天一阁除建筑本身有利于通风防蠹外，还在每年梅雨季节以后，开锁翻晒图书。所谓晒书，其实就是给书通风透气，检査有没有霉变，因为书籍是适宜透风而不宜曝晒的。天一阁的书柜都是两边开门的，主要就是为了密闭防尘和「 ”晒书”透风。 除了每年一次的晒书活动，还在书中夹放芸草，在书橱下放置英石，这是天一阁几百年来防潮防蠹的定制。清代学者袁枚曾写诗道：「 ”久闻天阁藏书，英石芸草避蠹鱼。” 关于天一阁藏书中所夹的芸草，还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枚事，这个故事使范氏的藏书制度更显得无情和悲凉。据说嘉庆年间，鄞县太守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嗜好读书，听说天一阁内有大量珍本藏书，还有一本芸草，能使藏书三百年不生蠹虫。钱小姐非常渴慕，自己绣了儿百本芸草，这也是她名叫「 ”绣芸”的来历。由于范家不许外姓人登阁观看，所以钱小姐决意嫁到了范家，没想到范家却有女子不准登阁的族规。钱小姐未能如愿，郁郁而终，临死前对丈夫范邦柱说：「 ”我之所以来汝家者，为芸草也，芸草既不可见，生亦何为。君如怜妾，死葬阁之左近，妾暝目矣!” 这种让钱小姐至死念念不忘的芸草，其实就是古人通常采用的一种书籍防虫药物，现在仍然用来 ... 香精，并且作为一味中药使用至于用来吸潮气的英石，则是一种石灰岩石块，常被用作假山石头，其实本身并没有吸潮的作用。 尽管天一阁非常注重防潮防蠹工作，但一年之中仅靠一次性突击是远远不够的。早在乾隆三年，全祖望登阁时，就发现碑拓本被虫蚀的现象已十分严重。此后虫害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路工在《重访天一阁》中说：「 ”宁波解放不久，我曾经访问了天一阁。……我借了明抄本《北曲联珠》，但是书已被水渍，不能揭开；又借阅《事物纪原》，书中蠹虫爬到我手上，书已千孔百洞。” 后来天一阁增加了修书员和管理员，除毎年晾晒书籍外，还注意做好平时的温湿度调节工作，到20世纪60年代初，才算基本杜绝了虫害。1975年以后，又逐步恢复了使用香草防虫的传统。两个人的天一书缘 在天一阁的发展史上，有两个人具有关键性影响。这两个人，一个是著名思想家黄宗羲，个是乾隆皇帝，他们和天一阁藏书的缘分，既成就了天一阁，也促进了中国藏书事业的发展。 黄宗羲破例登阁 自从范钦去世以后，天一阁的藏书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据全祖望在《天一阁藏书记》中记载，到了清代，才出现了「 ”四方好事，时来借钞”的局面。天一阁不是一直奉行外姓人不得登阁读书的规矩吗，怎么又会允许他人前来借钞呢？ 打破禁例前来登阁的，是著名学者黄宗羲。 康熙十二年（1673），黄宗羲来甬上证人书院讲学，这位当时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历史学者，在读过绍兴钮氏「 ”世学楼”和祁氏「 ”淡生堂”的藏书之后，明知范氏族规的森严规定，仍然前来叩门求读了。 这个时候，距离范钦去世已经一百多年了，天一阁主人也已传至第四代，代表人物是范钦的曾孙范光燮。范光燮也喜欢读书，并且做过嘉兴府学训导，博学有识，还曾经组织修缮过天一阁，「 ”以安祖泽”。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兼藏书家凭借自己的胆识和在家族中崇高的威望，说服整个家族打破祖宗遗训，破例引来黄宗羲首次登阁读书。 黄宗羲登阁之后，「 ”取其流通未广者抄为书日”，但因为他逗留时间不长，所以仅仅选录了个简目，后来也因为未刊刻而失传。 不过黄宗羲登阁一事，却是天一阁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它标志着天一阁持续一百多年的禁遏政策正在改变，是中国私家藏书史上由以藏为主走向藏用结合的里程碑；而且，范氏天一阁真正取得淅江私家藏书楼之首的社会声誉，声名远播，同黄宗羲登阁不无关系，就连乾隆皇帝对它也心向往之。自黄宗羲以后，天一阁开始有选择地向一些真正的大学者开放，中国文化史上一些光芒四射的人物，如朱彝尊、徐干学、万斯同、全祖望、袁枚、钱大昕、阮元、薛福成、缪荃孙等人都曾登阁谒读，宝书楼也因这些人的到来而声誉日隆。 乾隆下诏征藏书 继黄宗羲登阁之后，天一阁又一次谱写了中国藏书史上的辉煌一页。乾隆时期，统治巳基本稳定，乾隆皇帝认为康煕、雍正两朝编修的《古今图书集成》和《二十一史》都不是大部头的丛书，于是决心自己编纂一部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以便笼络更多 ... 知识分子的人心。 编修如此庞大的《四库全书》，单靠宫廷藏书是做不到的，必须要征集民间藏书，因此，乾隆共向全国颁发了三十七道御旨，并派得力干将四处征集，结果一年下来，不过勉强凑成了三千多种。 这个时候，天一阁已经成为浙东学子的求学圣地，自然引起了乾隆的关注，因此他在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御旨中点名说：「 ”闻东南从前藏书最富之家，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宁波范氏天一阁，皆其著名者。”要求天一阁进呈藏书备用。于是，就在这一年，范钦的八世孙范懋柱代表范氏后人，献出了家藏的珍本，共计638种，其中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收录的有473部。在当时，天一阁是进呈书籍最多的一家。 《四库全书》完成之后，天一阁的书籍并没有完璧归赵，因此造成了天一阁藏书史上规模最大的精品集中流失。不过，这次献书使乾隆帝龙心大悦，不但全国通报嘉奖，推举范氏为民间藏书楼的典范，「 ”藏书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还先后赏赐范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共计一万卷，以及乾隆御题、意大利画家郎世宁用铜版 ... 的《平定回部得胜图》等珍品。 此外，他还专门派淅江巡抚亲自到天一阁勘查书楼，绘制图纸， ... 模型，认为「 ”今办《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欲仿其藏书之法，以垂久远”。根据书楼模型，乾隆下令在承德、圆明园、紫禁城、沈阳、镇江、扬州和杭州，分别仿照天一阁的样式建造了藏书楼，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以收藏《四库全书》闻名于世的「 ”南北七阁”一文津阁、文源阁、文渊阁、文溯阁、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 在乾隆非比寻常的赏识之下，天一阁在全国私家藏书楼中居首的最高地位得到全面认可，这是日后天一阁受到地方当局重视的原因，也是它屡遭困境而转危为安的重要原因。 三十万卷的天下书香 当日范钦在世时，共积下了七万多卷善本古书。尽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作为保障，但四百多年过去了，经过了战争、 ... 等诸多灾劫，解放前已经只剩下了一万三千多卷。 在天一阁藏书流散的过程中，除乾隆征书那次，大量珍本被官员们侵夺外，以后的战乱岁月里又多次遭劫，其中有两次损失最大。 一次是太平军打进宁波，天一阁成了马厩，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将藏书当作废纸卖给造纸作坊，有的则被洋人拿走。 还有一次是民国三年（1914），上海一个书局的老板，编印了《天一阁见存书目》，指示大盗薛继渭，挖掉天一阁屋顶瓦片和椽子，潜入阁中，白天用红枣充饥，晚上则按目伦书，窃走图书善本一千多部，全部运到上海，卖给了南方的藏书家。个多月后，范氏后人才知道此事，虽然有少量追回，但大多数都已经被转手卖掉，藏书一下子锐减到一万三千卷。薛继渭被判刑9年，不久病死在牢房中。 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听说了这批善本流散的消息，并得知有些书商准备把手头的藏书卖给外国人，于是就支付巨资买来，保存在「 ”涵芬楼”里，这使涵芬楼一度成为不少现代文化大家的驻足之地，然而在「 ”一二·八”事变时，这些藏书竟都成了日本飞机轰炸的牺牲品。 尽管当年黄宗羲登阁，首开外姓进阁读书的先例，而直到新中国成立，近400年的时间里，有幸登楼者也不过三十多人，都是当时的文宗大儒，而几百年中，每一位学者都以登阁为荣。 那么天一阁中，到底藏着些什么「 ”宝贝”呢，使得硕儒们趋引向往？ 天一阁藏书楼中一共使用二十只书橱藏书，橱号分别以「 ”龙、日、月、星、辰、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宫、商、角、征羽”来命名，其中「 ”龙”橱是用来存放乾隆皇帝御赐的《古今图书集成》的，就放在「 ”宝书楼”匾额下的书橱里，因为是皇帝所赐，所以书橱做得特别高大，橱门上还雕刻着双龙图案。 除乾隆御赐的这部大型丛书外，在天一阁数日庞大的古籍中，还隐藏着许多极具价值的善本甚至孤木。以2006年11月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明抄孤本《天圣令》为例，这是中国被认为早已湮没的惟··部完整的唐宋法典，其价值丝毫不逊于敦煌残卷。原先巾于抄书工的疏忽，误将首篇文章名《官品令》作为全书的书名，致使它长期被视作一部普通官法而没有受到重视。上吐纪，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戴建国在天一阁中査找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了它的真相。经过数年的辛勤整理和点校，这本国宝级的孤本才得以影印出版。 天一阁所藏的图书中，以收藏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最多、最有特色。明代朝廷提倡修志，旨在「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范钦前半生主要担任各地的地方长官，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因此自然会对地方志特别注意搜集。天一阁现存的271种地方志中，海内孤本有164种。由于明代以前的旧志多已失传，天一阁留存的明代志书就成为修志的依据。 明代是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朱元璋亲自规定了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于是就有了乡试录、会试录、进士登科录等，这些科举录的主要内容，包括各场考试的题目，典范文章选录及批语，主持考试官员的官衔、姓名、籍贯、功名，中试举人、进士等的名次、籍贯、所治经典等，内容非常珍贵。现存的明代科举录，80%都藏在天一阁。 在范钦的时代，这些「 ”吋人近作”、「 ”下邑陋志”和「 ”三式之书”，是不为当时的藏书家和学者所认可的，在他们心目中，宋版最珍贵，其次是元版，再次是明初刻本，至于中晚期以后的刻本，更是下下等了。而范钦藏书重视经世致用，他从多年从政、治军的实践出发，非常重视法律、方志、奏议、实录、律例等时文的收藏。没想到当时连盗书贼都不愿染指的「 ”下邑陋志”，竟然最终成就了天一阁，成为它保存最完善、最宝贵的收藏之一。 今天的天一阁藏书，与原来范家旧藏相比，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前后有三十多家藏书楼或个人将自己毕生所藏捐赠给天一阁，从而使阁中藏书达到今天的30万卷之多。2006年11月12日，著名出版家、曾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甬籍学者傅璇琮先生将η7种260册书籍及手稿赠送给天一阁博物馆，首开天一阁收藏宁波籍学术文化名人手稿、著作的先河。正是由于这许多藏书家及文化人士的捐献，才使天阁藏书新旧辉映，真正做到了「 ”好事流芳千古，良书播惠九州” 。 现在的天一阁，在各地掀起的「 ”申遗”热潮中，也准备走上「 ”申遗”之路，打算以浙江省的天一阁、文澜阁、玉海楼、嘉业堂这四座著名藏书楼为核心，捆绑冮苏、辽宁等地近20家现存藏书楼，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也许正像一位文化界人土所说的，「 ”不管结果怎样，这个过程对天一阁来说就是一种提升和促进”。 我们有理由相信和期待这座古老的藏书楼能使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和精神，一代代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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