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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品读《聊斋志异·孙必振》原文，了解孙必振在官场的现实作为，以及他与《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特殊关系，可确认此孙必振就是《聊斋志异》里孙必振的原型。
读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其中一篇《孙必振》的短文，让我时而联想到清康熙年间，在山西陵川出任过知县的孙必振。此人会否就是《聊斋志异》里孙必振的人物原型呢？品读《聊斋志异·孙必振》原文，了解孙必振在官场的现实作为，以及他与《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特殊关系，可确认此孙必振就是《聊斋志异》里孙必振的原型。 《孙必振》原文如下： 「 ”孙必振渡江，值大风雷。舟船荡摇，同舟大恐。忽见金甲神立云中，手持金牌下示。诸人共仰视之，上书‘孙必振’三字，甚真。众谓孙：‘汝必有犯天谴，请自为一舟，勿相累。’孙尚无言，众不待其肯可，视旁小舟，共推置其上。孙既登舟，回首，则前舟覆矣。” 孙必振，字孟起，号卧云，山东诸城人。清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康熙三年（1664）授河南淮庆（怀庆）府推官，康熙八年（1669）改任山西陵川知县，康熙十六年（1677）升河南道御史。后因病辞职，病逝于家中。 孙必振任职淮庆府推官期间，廉洁勤政，多有政绩。康熙老师、《康熙字典》总裁官、文渊阁大学士光禄大夫工户刑吏「 ”四部尚书”的山西阳城籍人陈廷敬（阳城、陵川同属泽州管辖），在为孙必振撰写的《文林郎河南道监察御史孙君必振墓志铭》中提到，孙必振到任淮庆时，武陟县一位富豪已在狱中关押了3年。他查明此人是被人讹诈钱财不成，遭诬告蒙冤入狱。孙必振将富豪释放，并严惩了诬告者，使滥讼之风逐渐杜绝。另，所属的修武知县送其一竹笼鲜笋，孙必振打开一看却是黄金白银，勃然大怒训斥道：「 ”你怎么敢如此辱我？”责令其速将礼品拿走。孙必振押送漕粮到达河北大名县，管事者按惯例送给他白银二千两，他坚拒道：「 ”此乃百姓血汗，我岂敢受？”令人勒石立碑，刻上禁令，将此陋习革除。 然而，官场险恶，孙必振断他人财路，自然有人对他恨之入骨，上下联手迫使孙必振突然被罢官还乡。直到康熙八年，孙必振才被重新起用，任职陵川知县。 陈廷敬在撰写《文林郎河南道监察御史孙君必振墓志铭》之前，还为孙必振撰写过两篇碑文，记述孙必振在陵川任上的不凡政绩。 第一篇碑文是《修建孙公峪路碑记》，记述了孙必振率邑中之民修筑「 ”孙公峪”道路的事迹。该碑文立足于陵川的交通运输，着眼于泽州乃至整个上党地区（也是历史上多次分合的潞、泽两州），表明了孙必振率民修通这条路的意义重大： 「 ”泽郡环山而立，居太行绝巘，据中州上游，山峻而险，水泽而陡。居民往来，商旅辐辏，每当险阻阽危，惊心骇目，则绝山通道，为最急云。属邑若陵，尤在万山深处。东临其城，南接宁邑，道路险巘，几于悬度之厄。……乃上党以南与中州山左，商旅往来，必由于此。旧有小径，岁久，为山水所噬，逼窄难行，且多河患。士人病（心病）之，时欲改修，而力维艰。……琅琊孙公（孙必振是山东诸城人，旧称琅琊，故有此称），来令兹邑，废举兴利。色指事集，闻鸟道之崩颓，即切已溺之思，亲必履山谷，劝率鼓舞。于是远近欢赴。……康熙八年四月，僝工与山，至再岁七月，顿成康庄。始于陵（陵川）之冶头，至辉（河南辉县）之平罗。断者续之，高者下之，阻塞者凿通之，蜿蜒百余里。凡土石资力，费金三百余两。” 孙必振不仅率众修通这条「 ”始于陵之冶头，至辉之平罗”的路，而且迅速改变沿途村庄凋敝、土地荒芜的状况：「 ”山中村落，如孙公峪（百姓为纪念孙必振而命名）、莲花村，自兵燹之后，久无人烟。公设法招徕，劝给子种，开田若千顷。昔也，为荆棘之林，而今禾黍油油，云畴片片矣。昔也，为虎狼之窟，而今且居民丛集，竟成乐土矣。昔也，望岩而思阻，今且与马奔驰，山无畏途矣。”陈廷敬满怀崇敬地感叹：「 ”公之嘉惠陵民与邻封之民，不仅一世而已也！” 陈廷敬确有先见之明，预测非常准确。修好这条路，使得明清至民国时期，商旅络绎不绝，物资流通活跃，极大地繁荣了此路沿途村镇的经济，更使许多村镇「 ”顿成康庄”。其中，冶头村成为冶炼红火、商铺林立、往来客商济济的古代陵川八小镇之一。深山之地的古郊村，也跻身八小镇。冶头周围村庄和浙水等深山村庄，多有门楼高耸的高堂大院，村中庙宇辉煌，光浙水村就有大小10座庙宇，足见经济实力之雄厚。 第二篇碑文是《邑琅琊孙公碑记》。综合评述了孙必振在陵川任上的政绩。主要是肃吏风、减民赋、抑豪强、息诉讼、办教育、兴礼义、正民气，使陵川社会秩序各方面好转。可惜，因原本缺失，《陵川县志》只有标记曰：「 ”下文缺失，有六行。”但其他资料对此进行了补充。孙必振在陵川爱民如子，做了许多兴利除弊之事。首先，他保持了自己的一贯作风，对社会上仗势欺人的霸道奸滑之徒，以及衙门里狐假虎威欺负百姓的劣迹公差人员，均「 ”除豪猾蠹役”，予以惩治，使陵川「 ”讼庭闲阒，民咸乐生。”孙必振初到陵川时，按旧例老百姓每年须缴纳黄丝黄绢的省赋，负担很重。孙必振通过向上争取，终于为百姓「 ”祛除其累，省赋归民，民情稍舒”。 陵川地处太行干石山区，人畜饮水困难。孙必振到任后，首重民生，着手解决县城百姓饮水困难问题。他亲自勘察地形，选择在县衙西边开凿水井，终于打出了泉水源源而出、水质清冽甘甜的深井。这眼井就是旧陵川农行西侧不远处的古井，一直使用到新中国成立后磨河提水工程开始向县城供水，方弃之不用。孙必振尤其重视陵川的教育。陵川于宋金元三代出状元7名，中进士54人（各代共93名），可在他到任前的40年中，再无人中举。孙必振为重振学风，栽培人才，易地重建了一座孔庙。孔庙又称文庙，既是祭祀先圣孔子的地方，又是培养儒学人才的施教之所，故又有学宫、庙学、县学之称，是宫庙一体的传统教育典范。文庙甫成，他亲自撰写了《改建学宫记》，刻于石上，情真意切诉说兴教办学对于振兴学风广出人才的重要意义，以及通过兴盛学风、广兴教化、起到「 ”培民风、端士习”的社会功效。除此外，孙必振还创建书院，请饱学儒士授课，鼓励民间开设义学，并亲到各地劝学，到书院检查督促学子。《陵川县志·官师志》载：「 ”于是得连举于乡。” 孙必振在任期间，还组织人手新修了《陵川县志》。《陵川县志》录《续修陵川县志序》中载：「 ”余（此知县佚名）于雍正十一年调补兹邑，因索邑志于掌故氏，得琅琊孙公必振重修本，披阅之下，思夫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他在陵川任上8年，因善行义举受到全县百姓衷心拥戴，在他任满离开陵川时，士绅与民众一直将他送到百里开外，连连挥泪，依依惜别，并祀他于陵川的「 ”名宦祠”。 离开陵川后的孙必振，升任河南道御史一职。在任期间，先后弹劾封奏50多起，所上建言也因切中政弊而多被采纳。 好人自有好报，孙必振有如此好的人品与官品，感化民众被赋予了神话色彩。于是，就有了蒲松龄笔下的《孙必振》这篇传奇短文，并纳入《聊斋志异》而广传于世。 史料记载，孙必振确有渡过长江的经历，但并非如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讲述的那样。清康熙十八年，身为钦差大臣的孙必振，曾奉命视察浙江盐政，渡江顺利，没有遇险经历。金甲神立在云头举牌示意「 ”孙必振”的情节,不过是文学作品中虚构而已。蒲松龄之所以创作这篇载入《聊斋志异》的神话故事，正是因为他仰慕孙必振的人品和官品，借此故事宣扬一种道义。 《孙必振》一文虽短，却寓意深刻。它提醒入仕之人，应该持节自重，洁身自好，留得清名于世间。 认定孙必振就是《聊斋志异》中《孙必振》的原型，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人际关系因素。孙必振与蒲松龄不仅都是山东人，而且孙必振的从兄、淄川教谕的孙瑚，也与蒲松龄私交甚好，两个人常在一起诗酒唱和，谈论时政。蒲松龄应该是从孙瑚嘴里了解到孙必振为人为官的品端，深受感动才写下了《孙必振》这样一个寓意深刻的传奇故事。 可以肯定，《聊斋志异》中《孙必振》的人物原型，就是清代任过陵川知县的孙必振。 来源：欻莽陵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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