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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蔡元培与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蔡元培先生是教育界、知识界普遍敬重和获得高评的一位知识领袖。在接触中国近现代文化人物时，我注意到有两位人物极为特殊，一位是王国维，对他的学术造诣和成就，同时代许多重要人物，如梁启超、胡适、郭沫若、鲁迅、顾颉刚、陈寅...
蔡元培与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蔡元培先生是教育界、知识界普遍敬重和获得高评的一位知识领袖。在接触中国近现代文化人物时，我注意到有两位人物极为特殊，一位是王国维，对他的学术造诣和成就，同时代许多重要人物，如梁启超、胡适、郭沫若、鲁迅、顾颉刚、陈寅恪等几乎有一致的高评；一位是蔡元培，对他的高尚道德和伟大人格，不同学派、不同政党的人都能打破门户之见，推崇备至。从传统的标准看，立德高于立言，属于最高的人生境界。不过，我们今天认同蔡元培，不仅仅是基于传统的标准，更重要的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立论。蔡先生之所以享有这样崇高的声誉，在于他为人师表，以德服人，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召力；在于他能以前清翰林的资格，率先出国留学，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年代，沟通、调和中西文化，进而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在于他毕生献身教育、科学，鞠躬尽瘁，呕心沥血，成绩卓著；在于他提出了一整套思想主张和政策措施，它们在中国现代教育、科学体制的确立中发挥了正确导向作用。蔡先生一生为人所称道者有两大事功：一是整顿北京大学，为中国大学教育改革树立了一个范型；一是创办中央研究院，为科学事业发展铺垫了基础。这两大事功，在中国现代教育、科学发展史上，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回顾近百年中国教育发展的曲折历程，我们重新审视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无不为他当年的慧眼卓识和革新精神所深深感动。蔡元培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已无可争议。作为一个北大人，我们深为百年北大曾经拥有这样一位杰出的老校长而感到骄傲。与此同时，当我们面对蔡先生那尊高大的雕像时，心中也会油然而生一种不安之感，我们离蔡先生当年所追寻的那些理想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一个历史人物之所以值得后人回味，不仅是因为他在历史上成就过一件大事，或有过重要著述，或提出过有影响力的主张。更重要的是，他具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驱动力，我想就蔡先生在建立中国现代教育体制（主要是现代大学教育制度）中所阐发的思想主张及其艰苦实践做一探讨，以为我们当今的教育体制改革提供一份值得省思的历史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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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独立」的理念
蔡元培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主张为「教育独立」。他认为解决旧教育体制存留的种种弊端，其根本之途在于「教育独立」。蔡先生明确表述这一看法或者提出这一主张是在1922年发表的〈教育独立议〉一文中，但「教育独立」思想不能简单视之为蔡先生20世纪20年代用以解救当时教育危机所提出的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他促使中国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根本思想。它在蔡先生的教育思想中占有突出的位置，是其作为一个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家的特质所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蔡先生提出的「教育独立」，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达其初衷。故人们对它在中国教育现代化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缺乏积极的评价，致使「教育独立」蒙上了灰色的色彩，成了悲剧的终结。因而如何重新阐释蔡先生的「教育独立」思想？如何估价「教育独立」在中国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作用？已成为时代逼促我们思考的一项课题。历史是一个过程，有些思想命题因其时代意义的枯竭，将随着历史风云而消逝。有些历史议题还未充分展开，可能因种种条件的限制，暂时消沉在历史长河的底层；然而潮来潮往，大浪淘沙，新的历史契机又会启迪我们去思考那些过去来不及消化的思想命题。「教育独立」这一为蔡先生及其本世纪上半期好几代知识份子为之焦虑和追寻的理念，即可作如是观。
蔡先生的「教育独立」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从他出任南京临时 *** 教育总长时，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到他就任北大校长时发表的就职演讲、《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和〈教育独立议〉等文；再到他提出建立大学院，提出〈教育经费独立案〉；我们可以看出，「教育独立」实际上是贯穿其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一条红线。
民国初年，蔡先生在谈及办新教育的意见时说：
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 *** 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
明确指出共和时代的新教育应「超轶乎政治」。为什么要将教育从政治的依附中解脱出来？这是因为教育与政治的职责迥异。「以现世幸福为鹄的者，政治家也；教育家则否。」蔡元培区别了政治和教育的各自范围：
盖世界有二方面，如一纸之有表里：一为现象，一为实体。现象世界之事为政治，故以造成现世幸福为鹄的；实体世界之事为宗教，故以摆脱现世幸福为作用。而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故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用。
正是本着这一思想，蔡元培对前清的教育方针作了重大修正，以谋求建立新的具有独立性质的教育体制。
在机构设置上，蔡先生的改造之途是「拟先将中学以上官、公、私立学校，严加归并，裁汰冗员，严定章程，以便早日开学。国家无论如何支绌，教育费万难减少。」在人事安排上，蔡先生打破党派成见，邀请共和党人范源廉任教育次长。他对范说：
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 *** 里并不是寻不出一个次长，……我之敢于向您提出这个请求，是相信您会看重国家的利益越过了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以上的。
在课程设置上，蔡元培本人虽尊崇孔子，但他不主张保留经科。「旧学自应保全。惟经科不另立为一科，如《诗经》应归入文科，《尚书》、《左传》应归入史科也。」从古至近，中国人有自大自弃一弊，「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校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是破除自大旧习之一端。」在教育方针上，他向参议院宣布政见之演说中，谈及教育方针时也表现了纯正教育家的态度。教育方针「应分为二：一普通，一专门。在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在专门教育，务养成学问神圣之风习。」表明了一个纯粹、超然的教育家的立场。
与范源廉先生重视普通教育的倾向有别，蔡先生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这时期他在这方面最有成效的一项工作是制定了具有法律效应的《大学令》，这项法令不太为人们所注重，实际上它包含了蔡先生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思路和主张，故蔡先生一再向人们强调这份法令为他所起草，其中缘由正是基于此。它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以文、理为主，大学改八科为七科，废止经科；设大学院以鼓励研究；设评议会、教授会，构建大学民主管理体制。所有这些举措，均在凸显教育自身的主体地位和独立性质，从而使教育适应新的民主共和政体，走上科学化、专业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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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民国时期，蔡元培主持教育行政工作主要有三段时期：一是民国初年担任南京临时 *** 和唐绍仪内阁的教育总长；二是应范源廉之约请，出任北大校长；三是担任南京国民 *** 大学院院长。民初这一段，蔡先生任期太短，其改革大学教育体制的种种举措中以废经科和颁布《大学令》最为引人注目。蔡先生「居北大校长名义，自民6至15年，共十年有半，而实际办事，不过五年有半。」然而蔡先生正是把握了这一机会，整顿北大，「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正因为如此，蔡先生对北大的改革成为人们乐道的一大事功，胡适将其定位为「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或北大的「革新时期」。 *** 在南京建立政权后，蔡先生以为有机会将其多年所怀抱的宏愿付诸实施，然未料自己的主张与 *** 的「党化教育」方针大相抵触，大学院制的试验遭到了失败，蔡先生心灰意冷，辞去大学院院长一职，「离大学院后，专任研究院院长，与教育界虽非无间接的关系，但对于教育行政，不复参与了。」
蔡元培先生主长北大，造就了北大浓厚的学术气氛和别具一格的学统。有关蔡元培在北大的工作成绩，蔡先生本人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1934年1月1日）、〈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1936年2月16日）、〈我在教育界的经验〉（1937年12月）等文中作了明白交待。后人也在这方面留有诸多研究成果。在此，我想要强调的是，蔡元培当时在北大的改革从确立现代意义的大学教育体制的角度来说，尤具示范意义，其表现约有数端：
（一）阐明大学教育的宗旨在于培养学术人才，而非变成升官发财之门梯。故学生之志趣必以钻研学术为指向，教师聘用也应视其才学为原则，这是对京师大学堂所积官僚旧习的一次重大改革。
早在1906年，蔡先生在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担任教员时，「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便算功德完满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造成北大学生怠于求学的原因是「因初办时（称京师大学堂）设仕学、师范等馆，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后来虽逐渐演变，而官僚的习气，不能洗尽。学生对于专任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且被反对。……这就是著名腐败的总因。」故蔡先生上任后，感到「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他在致好友吴稚晖信中提出了自己的救治之途：
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
蔡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提出改造北大的三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揭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的旨意。他说：「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而「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为改进学风，他计画首先要办的二事「一曰改良讲义」、「二曰添购书籍」。
为培养校内的学术空气，蔡先生在教员聘请方面，延聘学有专长者来校任教，辞退旧教员中滥竽充数者；为保证教学质量和改善教员的结构，他做出了六条特别规定：「（一）本校专任教员，不得兼他校教科；（二）本校教员授课以二十小时为度；（三）教员中有为官吏者，不得为本校专任教员；（四）本校兼任教员，如在他校兼任教员，如在他校兼任教科者，须将担任钟点报告本校；（五）兼任教员，如在本校任课十二小时者，兼任他校教科钟点，不得逾八小时以上；（六）教员请假过多，本校得扣其薪金或辞退。」这六条中，特别是第三条，即「教员中有为官吏者，不得为本校专任教员」对旧的官僚习气是致命的一击。按照这一成规，如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先生，在北京 *** 担任财政总长的罗文干，因在 *** 部门任职，故均只被聘为北大的兼任讲师。
提高教学质量的另一个举措是创建研究所，为师生提供进一步研修的学术机构。实行选科制，培养学生对所学专业和课程的兴趣。创办各种刊物，诸如《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国学季刊》等；傅斯年等新潮社成员创办《新潮》，蔡先生从北大年度4万元的经费中拨出2千元资助，为师生发表学术研究成果提供园地。鼓励创办社团，开展健康有益的活动。通过这些举措，校园的学术空气逐渐浓厚起来。
（二）为发展学术，给学术研究提供广阔的空间，特别提出「相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派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这是蔡先生的一段名言，也是他治理北大的指导思想。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蔡先生对各种思想、各种主义、各种见解都取一种包容的态度，使北大成为新思想的生长地和外来思潮的主要输入者。
校外守旧派对北大汹涌澎湃的新思潮极度恐慌，其舆论阵地《公言报》刊文攻击，蔡先生撰文〈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作了有力的回应，重申：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相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北洋军阀 *** 视北大这一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为眼中钉，将各种新思潮看成是「洪水猛兽」，多次通过各种途径向蔡先生施压，蔡先生针锋相对地回击道：「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至于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蔡先生以校长的身份保护校内的新思想，故人们称蔡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保护人。一般人注意到，蔡先生用人是容纳新旧，其实细究起来，他是容旧纳新。中国是一个传统势力根深蒂固的国度，北大在此前也是一个充满腐臭味的「官僚养成所」，容旧并不难，纳新则不易，蔡先生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
最有意思的是，当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刊文〈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将矛头直指蔡元培和北大的新派代表陈独秀、胡适时，最快做出反应，起而为蔡先生辩护者竟是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的国故社和被视为旧学术重镇的刘师培，这也说明了蔡元培这一举措在校内深入人心的一面。
（三）在校内实施「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
早在《大学令》中，蔡先生已设想对大学的组织结构进行改革，设立评议会、教授会等机构，实施对大学进行民主化管理。进入北大，蔡先生即感受到北大原有体制具有独断的性质，对此，他有一段说明：「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我以为不妥。」故他决心对北大的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其措施包括：建立评议会，它由各科学长和教授中选出的评议员组成，一年一选，「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许可权，给他们分任行政方面的事。组织各门教授会（后改为各系教授会），由各门教授会会员（讲师、教授者均具资格）选举，任期二年，「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废门设系，原各门学长由校长任命，他只对校长负责，现在系主任由各系教授互选。设立教务处，由各教授会主任组成，从中推选教务长一人，协助校长管理全校教务，任期一年。设立行政会议，作为全校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构，其成员以教授为限，下设十一个专门委员会分管各方面行政事务，校长有权指定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行政会与教授会共同组建「双重的行政管理体制」。设立总务处，总务长主管学校的人事与财务。所有这些组合在一起，即是时人所称道的北京大学「教授治校」制。实施这套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保证学校工作在民主管理的机制下正常进行。
蔡先生所建立的这套体制，对北大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有这么一段材料可以说明这一制度的成效，1923年1月17日，为 *** 北京 *** 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的卑劣行径，向总统府提出辞呈。蔡先生离京后，北京 *** 有意安插亲信入长北大，北大师生群起 *** ，胡适发表〈蔡元培与北京教育界〉一文，称：
北京大学的校长是断不可随便任命的。今日的北京大学，有评议会和教授会可以维持秩序；蔡先生就不回来，这种「教授治校」的制度是可以维持下去的，此时国中绝无可以继任蔡先生之人；现 *** 的夹袋中自然更没有可以做北大校长的人了。如果 *** 倒行逆施的硬要派一个新校长来，──如民国八年徐世昌派胡仁源的故事，──我们可以预料全国（不但北大）一定要反抗的。
这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了「教授治校」的制度在北大的效用，即不因一人的去留影响学校的大政方针和校务运转。顾孟余后来述及此制时说：
先生长北大数年，以政治环境关系，在校之时少，而离校之时多，离校之时，校务不但不陷停顿，且能依计画以进行者，则以先生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种委员会之制度。此制度之精神，在以教授治理校务，用民治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方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然而非校长之清公雅量，则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师生绝对信赖校长，此制度不易推行也。
（四）调整北大学科，确立以文、理两科为重点的发展方向。
关于大学的学科设置，蔡先生有一基本的看法：
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亦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所经验，促其术之进步。与治学者之极深研几，不相侔也。鄙人初意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不可不求其相应。
故蔡先生强调基础学科的建设，前此其所制订的《大学令》第三条规定「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北大原有文、理、法、商、工五科并立，学生为谋求仕途，都愿选择法科，文理科门庭冷落。冯友兰先生述及他报考北大时，曾详细说明这一情形。蔡先生原设想：（一）扩充文、理两科，（二）法科预备独立，（三）商科归并法科，（四）截止办工科，（五）改革预科。实际推行者有（一）、（三）、（四）、（五）项。蔡先生还主张打破各科界限，废科设系，推行选科制。蔡先生这种以文、理科为主，重视基础学科研究的构想对北大以后的学科建设影响深远，北大学科的发展基本上沿用了蔡先生指定的这一方向。
此外，蔡先生还推行男女同校，倡导平民教育，实行开门办学，这些都为北大摆脱传统的那种贵族式教育，走上一条健康的现代大学教育之路铺垫了基础。
蔡先生在北大的改革，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确立现代大学教育制度。京师大学堂「自开办至民元，十数年中经过好多波折。这个时期，学校的制度大概是模仿日本的。」开办之初，学校方针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教所学偏于旧学。民元以后，将经科并入文科，学长全用西洋留学生，「大有完全弃旧之概」，然旧之官僚习气依然浓厚。蔡先生全面整顿北大，不仅是洗荡了学校的旧习气，而且取法欧美的大学办学方法，建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体制。
蔡先生在北大的改革之所以取得引人瞩目的成效，从校外环境看，袁世凯倒毙后，北京 *** 人事格局发生变化，政派林立，军阀割据，一般来说，人们将这一 *** 定性为反动 *** ，并不为过。但范源廉、傅增湘、汤尔和等开明人士先后出任教育总长，这给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造成了一个机会。从校内环境看，北大的教员在文化思想上虽存新旧之分，但对学术是认同的；他们在学术上虽各有所长，各有所见，但在思想上对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治校方针也是拥护的。故在五四运动中，出现了校内新旧两派教员联手挽蔡驱胡的情形。蔡先生主长北大后，北大教员构成明显发生了变化。一是教员的年龄结构明显偏于年轻化，据统计，1918年北大教授90名，从其中76名的年龄看，35岁以下者43人，占56.6%，50岁以上者仅6人，占7.9%，最年轻的教授徐宝璜只有25岁，这些年轻教员富有朝气和进取精神。二是具有同盟会、 *** 政治背景或与之关系密切的人逐渐渗入，被一般人认为是旧派代表的黄侃、梁漱溟，辛亥革命时期为同盟会员；刘师培虽有支持帝制之丑行，进入北大后专治中古文学，与蔡元培、钱玄同私交不错。三是从国外留学归来者所占比重增大，文科新派阵营中的主要成员，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作人、李大钊等均系从国外学成归国，他们有一共同点「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可以说，蔡先生对北大的改革在校内具有较好的人事基础。从蔡元培先生的改革策略看，他是从倡导学术研究和延揽教员入手，通过提升学校的学术气氛和改变学校教职员的人事结构，大大改善了校园环境，逐步过渡到学校体制的改革，确立了现代教育体制在北大的统治地位。
蔡元培的整顿、改革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北大因此「暴得大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成为全国教育界改革的一面旗帜。但我们也应看到，蔡先生在北大的改革毕竟只是局部的改革、个案的改革，这一改革如无整体背景和外部环境的依托和支撑，是难以持久的。事实上，蔡元培的这些改革进展并不顺利，其间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阻挠，特别是外部环境的压力，只要看一看蔡先生的几次辞职即可见出这一点。
1919年5月9日，因「五四」运动，蔡先生辞职离开北大，请看他1919年6月5日发表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一文所列举的理由：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 *** 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吗？（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北京大学，向来受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半点新的，就像「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巢。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难道还要我再去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个气味么？
显然，蔡元培已深感在官僚旧势力的层层阻挠和高压下，北大的「教育独立」和思想自由是没有保障的，而他不愿妥协，宁可去高位而不丧失其人格，不坠其青云之志。
1923年1月7日，为 *** 「罗文干案」，蔡元培第二次辞职离开北大，但在此之前，他曾为教育经费被拖欠一事与北京其他七所国立学校校长联名辞职。这一次他的辞职书声明：「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蔡先生目赌北京 *** 的黑暗，深觉政治清明无望，教育发展渺茫。在《关于不合作宣言》中，他更是道明：
只见他们一天一天的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只计利害；不要人格，只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我们的责任在指导青年，在这种恶浊气里面，要替这几千青年保险，叫他们不致受外界的传染，我自忖实在没有这种能力。
显然，蔡元培这两次辞职表面上均与外界环境有关，实际上是他的「教育独立」理想与现实严重冲突的一个结果。
蔡元培去职后，北京大学在1926——1928年之间，在北洋军阀各派的统治、控制和蹂躏之下，已不成其为一所学校。二十年代后期，北大恢复。为鼓励北大的师生，蔡先生告诫北大人「（一）要去尽虚荣心，而发起自信心」；「（二）要以学术为唯一之目的，而不要想包办一切」。「一市之中，大学林立；一国之中，大学更林立。北大不过许多大学中的一校，决不宜狃于已住的光荣，妄自尊大。要在有日进无疆的自信心，不凭借何等地位，而自能崭然露头角。」三十年代，经过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等一批知识精英的努力和撑持，北大迎来了她的中兴期，但从蔡先生以来所开创的北大学统和校风，在茫茫黑夜中，只是星星之火，并未在中国形成燎原之势，中国大学教育的现代化之路可谓任重而道远。
本文节录自《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原作者欧阳哲生。为便于网页阅读，本文注释皆行删除，不便之处敬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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