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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可恰在这时，湖南的守旧势力却向新政发起了攻击。一场危机即将发生。戊戌变法中的湖南风云叶德辉为何成改革钉子户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有十件重大事项，成为了引发戊戌年湖南新政危机变化的重要契机。这是使得湖南两派势力爆发尖锐冲突的重要原因。这些观点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立即舆论大哗，成为一个事件。可见新政的领导者此时所受到的压力之大。
【前情提示】 1898年的春夏之时，陈宝箴领导的湖南新政已进行两年，朝廷的改革主号角也即将吹响。可恰在这时，湖南的守旧势力却向新政发起了攻击。导火线是时务学堂和《湘报》，有一个从学术思想论争到政治打拼构陷的愈演愈烈的演变发展过程。起先，是长沙学者叶德辉连连向改革派唱对台戏，农历四月份以后，原本很配合改革的学界领袖、国子监祭酒王先谦，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一场危机即将发生。凤凰网独家刊发著名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刘梦溪先生的宏文《湖南新政在戊戌之年的机遇与挫折》，为您还原120年前湖南改革的历史现场，解析一代精英归于幻灭的前因后果。（作者：刘梦溪）
【相关阅读】戊戌变法中的湖南风云（2）叶德辉为何成改革钉子户 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 有十件重大事项，成为了引发戊戌年湖南新政危机变化的重要契机。 第一件事，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和分教习写的抨击专制政体、提倡民权革命的课堂批语、日记批语及课堂答问，在年假之后流传到社会上，为攻击新政提供了口实。这是使得湖南两派势力爆发尖锐冲突的重要原因。 第二件事，《湘报》第三号、第十二号、第二十四号连载樊锥的《开诚篇》1，引起湘省守旧人士的一片反对声。樊锥字春渠，湖南邵阳人，生于同治壬申（1872年），家贫而有奇气，十三岁已粗通群经诸子，“意气抗厉，不可一世”。自署楹联作：“顶天立地三间屋，绝后空前一个人。”高标如此。获学政江标赏识，选为光绪丁酉（1897年）科拔贡。《湘报》连载其《开诚篇》时，年仅二十六岁。主要是《开诚篇》中下述一些言论遭致剧烈反弹。其一则曰：对于那些置国家危亡于不顾，而一味阻挠新学新政者，“今宜上至百寮，下至群丑，俱如此类，网罗净尽，聚之一室，幽而闭之，使其不见日月，不与覆载，不与理乱，不干是非，以遂其老杨之怀，蝮蛇之性”。其二曰：“愿吾皇操五寸之管，半池之墨，不问于人，不谋于众，下一纸诏书，断断必行，曰今事已至此，危迫已极，虽有目前，抑无所用。与其肢剖节解，寸寸与人，税何所，蹑天无路，不如趁其未烂，公之天下。朕其已矣，宗庙可质，支那父老，或其谅我。”其三曰：“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诠选档冊，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用孔子纪年，除拜跪繁节，以与彼见而道群。”其四曰：“行平等平权之义”，“人人平等，权权平等”，等等。 平心而论，这些言论置之当时的历史环境，无论如何未免有些过激，因此引起守旧人士的舆论大哗亦不足怪。 第三件事，《湘报》第二十号发表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提出使中国富强的四点主张：1.“改法以同法”（“西法与中法相参也”）；2.“通教以绵教”（“西教与中教并行也”）；3.“屈尊以保尊”（“民权与君权两重也”）；4.“合种以留种”（“黄人与白人互婚也”）2。这些观点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立即舆论大哗，成为一个事件。即使是改革的先进黄遵宪也大有“骇俗”之感，明确表示改革应该用渐进法，报刊文章以不要太激烈为好3。 第四件事，湖广总督张之洞看到易鼐的文章之后，直接出面干预，发电牍给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要求“设法更正”： 张之洞 湘中人才极盛，进学极猛。年来风气大开，实为他省所不及。惟人才好奇，似亦间有流弊。《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近见刊有易鼐议论一篇，直是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公政务殷繁，想未寓目。请速检查一阅，便知其谬。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且海内哗然，有识之士，必将起而指摘弹击，亟宜谕导阻止，设法更正。公主持全湘，励精图治，忠国安民，海内仰望。事关学术人心，不敢不以奉闻。尤祈切嘱公度，随时留心救正。4 因张南皮一向欣赏陈宝箴的才干流品，且自身也是新政的支持者，故措辞尚委婉，不无护持之意。但对湖南巡抚而言，已是不能无所更张的时候了。 陈宝箴给张之洞的回电是这样写的：“奉洽电，眷爱勤至，感佩歉疚，匪可言喻。前睹易鼐所刻论，骇愕汗下，亟告秉三收回，复嘱其著论救正。此外所刻亦常有矫激，迭经切实劝戒，近来始无大谬。然终虑难尽合辙，因嘱公度商令此后删去报首议论，但采录古今有关世道名言，效陈诗讽谏之旨。公度抱恙，尚未遽行。兹得钧电，当切嘱公度，极力维持，仰副盛指。”5虽仍在回护，却不无妥协之意。 张之洞的电牍是戊戌年闰三月二十一日所发，陈宝箴的回电在闰三月二十三日。同一时间张之洞还给湖南学政徐仁铸发一电文，主要是宣布改变以前的一项决定，从此以后湖北方面不再订阅《湘报》和《湘学报》。该电文写道：“去岁驺从过鄂时，鄙人力言《湘学报》多有不妥，恐于学术人心有妨，阁下主持风教，务请力杜流弊，承台端允许，谓到彼后必加匡正。嗣奉来函复云某君已经力劝等语，是以遵命代为传播，转发通省书院。息壤在彼，尚可覆按。乃近日由长沙寄来《湘学报》两次，其中奇怪议论较去年更甚，或推尊摩西，或主张民权，或以公法比《春秋》。鄙人愚陋，窃所未解。或系阁下未经寓目耶？此间士林，见者啧有烦言，以后实不敢代为传播矣。所有以前报资已饬善后局发给，以后请饬即日截止，毋庸续寄。另将《湘学报》不妥之处签出，寄呈察阅。学术既不敢苟同，士论亦不敢强拂。伏祈鉴谅。”6可以想见，张之洞发出的如此严厉的批评以及采取的断然举措，对湖南新政和各派势力的消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第五件事，陈宝箴深感新政推行所遇阻力之大，不只是湖南，来自朝廷中的阻力更令人担忧。这一时期竟然发生其所上条陈为人所阻之事，还有的电奏被删改。而德占胶州、日据旅大、英觑长江、法窥两广的瓜分之势已成。戊戌年的三月初三日，熊希龄、谭嗣同与“右帅”谈至深夜，语及此一类内外忧患之事，使得“右帅痛哭”7。故前一天（三月初一）时务学堂一百多名招考诸生会聚南学会讲堂，陈宝箴也因“齿痛不来”8。可见新政的领导者此时所受到的压力之大。 陈宝箴世家 第六件事，戊戌年闰三月下旬左右，湖南守旧势力纠集多人，联名写信给京中湘籍官员，诬称陈宝箴紊乱旧章、不守祖宗成法、将来可能有不轨之事，因此要求事先预防。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六日的《国闻报》率先以《湘抚被劾》为题，披露了这条消息，其中写道： 湖南士民向来勇于守旧，故中国通商数十年，而洋人之车辙马迹于湘省独稀，即一切泰西利国新法，亦丝毫不能举行。自陈右铭中丞莅湘以后，一意以开化风气为先务，凡延见僚属绅商，无不剀切晓谕，因而如电报、轮舟、铁路、矿务、学堂、报馆诸事，得以先后举行。湖南士绅固不乏明体达用与中丞气求声应之人，而其中之守旧者，虽面从而心滋不悦，于是纠集多人，联名函告京中湖南同乡官，谓陈右帅紊乱旧章、不守祖宗成法，恐将来有不轨情事，不能不先事豫防。信中之语，并牵连署臬司黄公度廉访。湖南京官得信后，即敦请徐寿蘅总宪据情揭参。想朝廷明镜高悬，若右帅者，真今日督抚中忠荩爱国勇于任事之人，必不为此等谤言所惑也。9 试想这是何等严重的事态，说是“必不为此等谤言所惑”，真正临到自己身上，处之泰然也难。“紊乱旧章、不守祖宗成法”的指责，在当时那样的变革时代，还算不了什么；但“恐将来有不轨情事”的诬告，则是一个可致人于死地的大罪名。这无疑是说陈宝箴有谋反的企图，所以才需要预防在先。光绪皇帝信不信是一回事，但此举会给一心一意推行新政的陈宝箴以巨大的打击，造成心理影响，应不成问题。四月十一日皮锡瑞日记：“出辞行，见右帅……以外间谣言上弹章事闻，右帅云亦闻之而不得其实，亦题中应有之义，右帅亦知无大碍，不过封报馆而已。”10态度泰然冷静，但深知事态的严重性。徐寿蘅的参奏我们无缘见到，但一个月以后监察御史黄均隆的参奏，已经递到光绪皇帝的手里。 第七件事，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四月二十五日，掌陕西道监察御史黄均隆上了一道全面弹劾陈宝箴的奏折，由于此折对研究湖南新政在戊戌之年所遇到的挫折极为重要，现将全文抄录如下： 掌陕西道监察御史臣黄均隆跪奏，为抚臣讲求时务，有名无实，请旨饬令核实办理，以杜横议而解糜费，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湖南巡抚陈宝箴莅任之初，颇孚众望，以该抚前在湖南候补年久，号为清廉。此次抚临是邦，咸以为练兵筹饷，察吏安民，在在必求核实，不徒为粉饰铺张之举。不意近年以来，学行西学，徒务虚名，毫无实际，其资人口实，有不能为该抚讳者。查该抚设立时务学堂，自应择师授徒，将器械操防及一切有用之举，切实讲求。乃聘请广东举人梁启超为总教习。梁启超者，曾在上海刊刻《时务报》，力倡民主议院之说者也。该抚称其品端识卓，学通中西，延聘来湘恣其横议。湘中人士，尤而效之，至有倡为改正朔、易服色之言，刊报传播，骇人听闻。 又改建南学会，以为议院之权舆，每逢会讲，令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摇铃警众，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等，登坛宣讲。该抚按照七日礼拜之期，从旁坐听，与平人起立，准时刻到，时熊希龄复摇铃止讲。凡此皆无裨于实用，资人以口实者是也。 又听用盐法道黄遵宪之言，于城内设保卫局，雇佣巡丁巡查街道，刊刻章程四十余条。自总会会办以至巡丁四百余人，月支公费四千数百元，而房屋伙食及一切杂用，尚不在内。通盘计算，每年约需十万元，费无所出，拟摊派各铺案及各住户，其为扰累，已可概见。且巡丁沿街站立，执棒弹压，既不足御外侮，又不能清内奸，岁糜巨款，于国何益。 黄遵宪 伏思沿海各行省，俱与外洋交涉，或设制造商务等局以收利权，或延教习招生徒以资讲肆，未闻不求实际，徒事虚誉，如湖南之甚者。相应请旨饬下湖南巡抚，另择实事求是之人，主持时务学堂，勿腾口说而乱是非，勿袭皮毛而忌实用，务求有用之学，以作富强之基。散南学会以息横议，撤保卫局以省虚糜，庶士习民风，不致嚣张决裂，则杜渐防微，所系良非浅显矣。是否有当，谨恭折具陈，伏祈皇上圣鉴。谨奏。11 黄均隆是湖南籍的言官，他扮演了与义宁父子誓为死敌的角色，直到秋八月戊戌政变发生，多封参奏陈宝箴的弹章，均出自此人的手笔。这封奏章口气虽较缓，但充满了诬枉之词。要说务实、讲求有用之学，还有比陈宝箴更务实更提倡实学的？所谓“虚糜”云云，不过是一种借口，真正目的是希望解散南学会，撤销保卫局，停止湖南新政。 第八件事，戊戌年闰三月二十日，湖南省抚宪官课的试题仍为八股时文的试题，此举让改革派人士大失所望。皮锡瑞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抚宪官课，昨已与节吾、伯严说明，不知何以仍出时文？城南分六门，而岳麓、求忠无之，只有湖南水利、湖南险要策，此乃数百年陈腐之物，不知何以至此。观诗题，似节吾所拟。不知此等题出自何人？令守旧者鼓舞欢欣，维新者扼腕太息！如此办法，必无振起之望（时）。时文八股既送崇祯，必再送我觉罗氏无疑矣。”14节吾即欧阳中鹄，伯严是陈三立，皮锡瑞头一天向节吾、伯严所作的说明，日记中也有记载，他说宁可出四书题，也不要出时文题。但欧阳节吾说：“变科举事，香帅未回电，恐因子中进士，又袒护时文，奈何？”12 关于变科举、废除八股时文，是晚清改革潮流中众目所瞩的问题，就此事陈宝箴和张之洞有过多次讨论，最后在戊戌年五月十六日两人联名上《妥议科举新章折》，提出头场考中学经济（包括中国史事、国朝政治等），二场考西学经济（包括五洲各国之地理、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刑律及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三场考四书义和五经义，而废除八股时文和小楷书法13。这些内容，是二人在闰三月初十、十二日的互电中就已经定下来的，此前还经过张之洞和陈三立的面商14。陈宝箴在闰三月十一的南学会演讲中，也申明此义15。可是闰三月二十的湖南官课考试的试题却仍然是八股试题，不能不令谭嗣同等改革精英们震惊而沮丧。谭嗣同为此给欧阳中鹄写了两封信。 第一封 夫子大人函丈：晨奉赐谕谨悉。外间浮言，何所蔑有？嗣同等一闻此等语，即为力辩，然却未究其何所指也（出题事极动公愤，其余谣言虽多，殆不足道）。批何卷事，外间绝无所闻，可决其不为此。总之，衔之深者不止一人（凡新党无不如此，其中有极冤者，剖白几至舌敝唇焦），谤之丛者不止一事（牵涉赈事，新旧两党皆然），此嗣同所以不能不欲有所陈也。然事既过往，亦不欲遍述，第言其大略而已。此复，即颂福安！受业谭嗣同谨禀，初六日。16 第二封 夫子大人函丈：顷又接赐书，极论出题之事，此中别有曲折，今一并陈之，亦即前书所谓中有极冤者也。当在南学会议此事时，适请诸友入会，到者数十人，群属耳目焉。及闻经鹿门诸公再三乞请，而后允许不出时文题，即已有不悦者。又恰于后数日（在出题之前），中丞到会讲学，极力讥诋时文题，形容尽致，并自言我亦时文出身，所以无用云云。听者皆以为中丞非不愿废去书院时文题矣，乃一出题又是时文，将置中丞之言于何地？于是群然愤怒，以为中丞之恩意非不周挚，特为函丈把持耳。故是次开会，博问匦中即有“浏梦成颠，抚幕招摇”等语，可知所愤者初非区区一题，盖愤把持一切，新政不得展布，即由此一事而类推者也。外间人安知其中之底细，而事会之巧有绝相类者，古来冤案盖皆如此。嗣同所以重言之者，所见所闻并非无根据之言，而指出所以被冤之缘故耳。此上，即颂福安！受业谭嗣同谨禀，初六夕。17 两封信均署初六，显然是戊戌年的四月初六，写在官课出题后不久，虽经欧阳中鹄一再解释，谭嗣同仍没有被说服。此事欧阳中鹄无法辞其咎。看来是揣摩错了张之洞的用意，结果闹出了大笑话，使改革派扼腕，而守旧人士为之称快。 第九件事，陈宝箴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在戊戌年的四月份还采取了一个“自加检点”的行动，即调阅检查时务学堂教 ... 札记。而且由此还衍生出教习们是否临时抱佛脚连夜删改札记的问题。这件事使改革派内部发生了分歧，而为守旧势力所窃笑。此事的联络执行人为抚院的主幕、谭嗣同和唐才常的老师欧阳中鹄，现在保留下来的他们之间的几封通信，可以使我们大体了解事情的经过及其影响。唐才常给欧阳中鹄的信，是在听了种种传闻并读到老师的一封信之后写的，其中说： 昨读赐七丈函，言及前日呈札记一则，甚为骇异。外间攻学堂事，三月即有所闻。或谓中丞已厌卓如，或谓日内将使祭酒公代秉三，叶焕彬为总教习。种种伪言，皆云出自中峰。韩、欧、叶三君闻之，即愤然欲去，经受业再三挽留，始安其位；然其愤懑之心，未尝一日释也。 至中丞调阅札记，乃陈、杨二君自内学生收取，收齐后，始汇交受业一阅。受业深恐三教习闻之，致滋不悦，且戒秉三勿与三教习言，亦绝不料中丞已有疑心，果如外人所云也。来谕云“分教等惶遽无措，乃尽一夜之力统加抉择，匿其极乖谬而临时加批”等语。果谁见之？而谁闻之？（其中涂改处，韩树园极多，即卓如亦常有之。岂受业能竭一夜之力通行涂改乎！）若中丞诘责奎垣，奎垣何以不向秉三及受业说？而惟终日吃闷葫芦耶？容俟奎垣来湘时，当以不告之罪责之。19 这是信的开头部分，后面很大篇幅谈及对康有为“素王改制”说的看法，因为如何看待康有为其人其说，是湖南两派争论的一个焦点。显然有人指责唐才常依附康门、对康五体投地等，所以他在信中辩驳道：“至其拜服 ... 五体投地，乃因历次上书，言人所不能言，足愧尽天下之尸居无气而窃位欺君者，故不觉以当代一人推之。若谓依附某学门墙，逐微名微利，则受业去年即与蔡劭安订明达学堂之约，又瞿子玖侍郎亦因张缉光函请受业入幕，并非无吃饭所者；只以卓如勤恳付托，未忍背之。”末署“戊戌初六灯下”，可知是四月初六，故中有“三月即有所闻”字样。 信中透漏出三月份守旧势力已经对时务学堂作了诸多攻击，致使韩文举、欧矩甲、叶觉迈三位分教席想愤而辞职。对所谓“临时加批”一事，唐才常态度强硬，力辩其无。但作为时务学堂日常工作的主事者，唐才常觉得在这次事件中受到了伤害。 谭嗣同给欧阳中鹄的信也是为是否“临时加批”一事作诉辩，他写道： 夫子大人钧座：昨趋谒，有怀欲陈，适龙、沈诸君到，故默然而去。顷奉详论，谨悉。得此正好力为雪清此谤，惟学堂事则有传闻不确者。姑无论功课中所言如何，至谓“分教惶遽无措，问计秉三，乃尽一夜之力统加抉择，匿其极乖谬者，就正平之作临时加批”云云等语。嗣同于调札记时虽未到省，然于秉三及分教诸君，深信其不致如此之胆小。宗旨所在，亦无不可揭以示人者，何至惶遽至此？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 ... 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耶稣以一匹夫而撄当世之文网，其弟子十二人皆横被诛戮，至今传教者犹盛也。呜呼！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佛语波旬曰：“今日但观谁勇猛耳。”秉三及分教虽不勇猛，当不至此，此嗣同可代为抗辩者也。手此，恭叩福安！受业谭嗣同谨禀。20 谭嗣同的抗辩是据理而不是举证，其实唐才常也是反问：如果确有“临时加批”的事，那么谁看见了？听谁说的？至于到底有没有此事，陈宝箴、欧阳中鹄心里最清楚，只不过面对谭、唐的强硬辩难，他们不肯深究到底罢了。 欧阳中鹄告诉两位弟子：“惟前此外侮实多，中丞与伯严为诸君子却四方之敌，昕夕不遑，实劳且苦。至调取札记，乃自加检点，备预不虞，有不得不急救正者。”21这是说，陈宝箴这次调取札记是处于不得已，是在外部压力（“外侮实多”）之下而采取的一个“自检点”行动。但结果与愿望相反，不仅不能缓解压力，反而给攻击者以口实，且引起改革派内部的矛盾。 第十件事，由《醒世歌》引起的皮锡瑞和叶德辉的争论。戊戌年三月十六日，《湘报》第二十七号刊出皮锡瑞的公子皮嘉祐写的一首“醒世歌”，歌词中有“若把地图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 ... 物，谁在中央谁四旁”的句子。22叶德辉大不以为然，写信给皮锡瑞予以辩驳，且大肆攻讦新政：“今以湘事论，勿问其他，讲学托名于开民智、伸民权，则试问今日之民，谁肯居于不智？又试问不智之民，何必更伸其权？况所讲之学，为康有为之学乎。”又说：“居恒与友人戏谈云，宁可以魏忠贤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豚之足贵，断不可以康有为搅乱时政，使四境闻鸡犬之不安。其言即有可采，其人必不可用。”23皮回信反辩，叶又以长信驳难；皮再回答，叶又续辩。两个人爆发了一场大争论。 叶的目的是想逼皮锡瑞离开南学会，回到江西去任教。对此一用心叶德辉直言不讳，说：“前函胪举近日之议公谤公者，将以觇公去就之心，破公依违之见。言之过激，不觉杂以诙谐，然本意无他，不过欲公之去而已。”24皮锡瑞是南学会讲论会会长，是不可或缺的台柱子，如果皮锡瑞离开，对南学会的维持和开展影响甚大。皮和叶本来素有交谊，但他完全不能接受叶的反对新政的态度，因此答复叶的信措辞也相当激烈。他说： 文人常相轻，学人每争学派。湘人尤好自相攻击。见《时务报》则誉之，见《湘学报》则毁之，《湘报》訾议尤甚。湘人结习，本不足怪。至作联语丑诋，尤属无赖所为。公昔与江学使往来，不得志于场屋之人，作联语诋公，有“叶麻”云云，弟尝为公辨，必无受贿荐人之事，即有举荐，亦是爱才，不是爱财。此等妄言，不值一笑，故并未尝为公言之。今人诋弟，犹昔诋公。呼我为马者，应之为马；呼我为牛者，应之为牛，牛皮马皮，有何辨焉。鹿泉办事之人，未曾开口，而人亦诋之。是诋人者并非因讲学不，不过要人一切不办，坐以待毙而已。25 皮锡瑞此信写于戊戌年四月初三日，他已经决定离开湖南，所以信的末尾写道：“弟有江右之行，讲学属之宣翘，宣翘与公旧交，学识胜弟十倍，当不至如弟不善讲论，受人讥评也。”26 皮锡瑞是湖南长沙府善化县人，1864年（十五岁）考中秀才，1882年（三十三岁）成为举人，但此后四赴春闱，皆不中第。尝就读长沙城南书院，为山长何绍基所赏识。1892年被江西经训书院聘为讲席，至1897年又续聘。但江西不开化，因此他宁可留在湖南参与新政。但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念江西的乡谊，颇愿皮锡瑞回江西，使经训书院在改革潮流之下也获得相当的发展。因此皮锡瑞的“江右之行”，倒也不全是叶德辉等人的迫压，他本人及义宁父子均有此初衷。只是对湖南新政而言，实为一大损失，同时称了一心想搞垮南学会的湖南守旧势力的心愿。（待续）
参考价资料 1 樊锥：《开诚篇》，载《湘报》第三号、第十二号、第二十四号，中华书局2006年影印合订本，上册，第17〜19页、第89〜91页、第185〜187页。又可参见中华书局版《樊锥集》（方行编），1984年，第9页、第11页、第12页。 2 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说》，载《湘报》第二十号，中华书局2006年影印合订本，上册，第153〜155页。 3 皮锡瑞在戊戌年三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写道：“公度未讲，而讲毕谈易鼐事，亦以为骇俗，谓日本有渐进、顿进二党，今即顿进，亦难求速效，不若用渐进法，报文勿太激烈。”《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三月二十日条，载《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第88页。 4 《张之洞全集》卷二百二十四、电牍五十五，河北人民出版社校点本，第九册，1998年，第7581页。 5 同上。 6 张之洞：《致长沙徐学台》，同上，第7582页。 7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三月初四日条，载《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124页。 8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三月初一日条，载《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120页。 9 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379〜380页。又《清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亦载：“湘省劣绅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分省补用道孔宪教、吏部主事叶德辉，以其不便于己，竭力反对。宝箴不为所动。先谦等促使湖南京官黄均隆等，交章弹劾，其诬词不可听闻。御史杨深秀抗疏为宝箴剖辨。帝降谕奖励宝箴，而严责湘绅，湖南浮讥稍息。” 10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条，载《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第118页。 11 《掌陕西道监察御史黄均隆折》，载《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中华书局，1958年，第252〜253页。 12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闰三月二十日条，载《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第106页。又此条笔者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影印之《师伏堂日记》稿本校正数字，见该书影印稿本第3册，第159〜160页。 13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闰三月十九日条，载《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第106页。 14 张之洞、陈宝箴：《妥议科举新章折》（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载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68〜470页。 15 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十之致陈宝箴信中，提出“第一场考时务策，专问西政西学；二场考中国史学、国朝政治；三场考《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陈宝箴闰三月十二日之复函，则提议将国朝政治和史学移作首场，西人政学为第二场，第三场之《四书》、《五经》命题，陈宝箴主张“以发挥义蕴为主，不用八股体式”。见《张之洞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致长沙陈抚台》及《陈抚台来电》，河北人民出版社校点本，第九册，第7568〜7569页。 16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一日载：“右帅来讲学，云香帅约共奏改科举，拟一场用史事及本朝掌故，二场西学、西政，三场四书、五经论，不作时文体，分三场去取，取额递减，仿县府试章程。以后取士，专用此科，不用现在时文三场，亦不必别立经济名目。此法若行，可以去中国一大害，特恐阅卷难其人耳。”载《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第101页。 17 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第二十三通，《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第475〜476页。 18 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第二十四通，同上，第476页。 19 唐才常：《上欧阳中鹄书》第九通，《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237〜238页。 20 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第二十一通，《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第474页。 21 《欧阳中鹄致谭唐书》第七通，《谭嗣同书简》，第126页。 22 《湘报》第二十七号，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合订本，上册，第211页。 23 《叶吏部与南学会皮鹿门孝廉书》，载《翼教丛编》卷六，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印行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五种，第420〜421页，参见上海书店2000年校点本，第169页。 24 《叶吏部答皮孝廉书》，载《翼教丛编》卷六，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印行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五种，第423页。参见上海书店2002年校点本，第170页。 25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初四日所载“答叶君书”，载《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第113页。 26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初四日所载“答叶君书”，载《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第114页。以上内容由（历史认知网）整理发布，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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