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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晋灭吴之战的另一种可能西晋灭吴之战的最高决策者是晋武帝，他的判断和决心最终促成了统一局面。主战派与反战派的互相攻讦牵制贯穿了伐吴之战全过程。这使得主战派的将帅时时小心戒备，防止授人以柄，从而避免了出现类似钟会据蜀的阴谋。毕竟，在王濬舰队击败三山的东吴舰队之前，东吴还拥有最后一支保卫长江的水师主力。如果晋军攻势稍为放松，东吴完全可能重建长江上的优势。
1 晋灭吴之战的另一种可能 西晋灭吴之战的最高决策者是晋武帝，他的判断和决心最终促成了统一局面。但是，以贾充为首的反对者始终未曾放弃对伐吴事业的批评和阻挠。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晋武帝出于制衡群下、防范边帅叛变的考虑，有意识地制造两派臣僚互相批评、攻讦的局面；另一方面，则是当时正在形成的士族对皇权的掣肘，致使晋武帝对某些士族成员不得不保持优容姿态，特别是像贾充这种曾为司马氏夺权立过汗马功劳（ ... 死高贵乡公），同时又身在朝廷，没有外叛之虞的高官。 从这个角度看，作为力主伐吴的代表人物，羊祜的作用格外重大。他的意见坚定了晋武帝伐吴的信心，而且为伐吴事业提携了最重要的人才：朝中的张华和荆、益二州的杜预、王濬，在伐吴之战中，荆益二州军队是最为积极的力量，不仅迅速解决了上游吴军，且参与了整个长江江段的战事，直至占领建邺。 主战派与反战派的互相攻讦牵制贯穿了伐吴之战全过程。这使得主战派的将帅时时小心戒备，防止授人以柄，从而避免了出现类似钟会据蜀的阴谋。但另一方面，这种争执又使得伐吴事业几乎功败垂成： 在战事第一阶段，如果荆益军队在西陵到江陵的战场上遭遇挫折，战局稍事拖延，必然因为贾充等人的反对而告中止，而主战派也难免遭到清算； 进入第二阶段之后，如果王濬在牛渚江面接受了王浑的调度，渡江攻建邺之举也势必拖延，届时贾充以最高指挥官（大都督）身份作梗，也很可能使伐吴大计功亏一篑。毕竟，在王濬舰队击败三山的东吴舰队之前，东吴还拥有最后一支保卫长江的水师主力。如果晋军攻势稍为放松，东吴完全可能重建长江上的优势。 在战事开始之前，王濬已经有过对东吴内政变化的担忧：「 ”令皓卒死，更立贤主，文武各得其所，则强敌也。”且从后来的历史看，这种变局也并非不可能：550年代，江陵的萧绎朝廷被西魏攻灭之后，江南地方武装迅速分化、重组，陈霸先武装在混乱中崛起，抵抗住了北方政权的攻势，使陈朝在江南的统治又维持了数十年。而从西晋自身的情况看，如果280年的伐吴战事进入拖延，也将逐渐丧失对江南的优势和扩张性： 首先是西晋政治的内因：当时士族阶层的封闭和壮大已经是大势所趋、不可遏止。这个阶层文化上崇尚清谈狂放，生活上奢侈腐化，政治上则萎靡保守。张华和王濬在伐吴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恰恰不是士族出身，他们在世时饱受歧视排挤，而在他们之后，通向上层社会的大门已彻底关闭，彼时不可能再出现这种有作为的政治人物了。从这个角度讲，平吴之战是西晋王朝在堕落沉酣之前的最后一次振作，而且有幸获得了成功。 再从西晋的外部局势看，当时内迁的少数民族已经活跃在从关中到并州的内地，且塞外的鲜卑等部族叛乱此起彼伏。如果西晋未能及时灭吴，南方战线占用大量驻军，对付北方少数民族的 ... 资源将捉襟见肘，也会使西晋政权陷入南北方无法兼顾的困境。当这种困境进入极端时，将是和西晋末「 ”刘石之乱”相似的局面，即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从这个角度说，东晋十六国到南北朝的南北分裂局面几乎是注定要出现的，西晋灭吴只是将这个局面推迟了三十年，并使南方政权从孙氏改为司马氏而已。 2 隋军灭陈之战的部署 总体规划 581年杨坚代周建隋，隋朝已经统治了大半个中国的三千余万人口，而陈只剩江南之地和区区二百余万人口。这种形势和晋灭吴之前基本相似，但隋将战线向南推进更深，在三峡以东，隋几乎已全面控制江北地区。这比三国时东吴尚保有江北一些堡垒、城市的局面又有不同。随着杨坚政权的巩固和隋朝国力的壮大，隋开始进行渡江平陈的部署。 对于隋朝将帅们来说，三百年前晋灭吴的战略肯定是其制定进攻方案的重要参照。但在战事开始后，各种因素又导致了战役进程与晋灭吴并不完全相同。本节将讨论隋军对晋灭吴战略的借鉴，并分析哪些因素导致了不同的战役进程。 开皇八年（588年）三月，隋文帝杨坚已经发布了讨伐陈朝的诏书。依照以往北方政权南伐的惯例，作战季节会避开盛夏雨季，所以到十月，隋朝才完成伐陈的战略准备，晋王杨广受命为淮南行台（驻扎寿春）。到十一月，伐陈主力才从长安开赴前线。这和晋武帝在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启动伐吴的时间完全相同。隋0-伐陈的整体部署为： 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以伐陈。于是晋王广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阳，清河公杨素出信州，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宜阳公王世积出蕲春，新义公韩擒虎出庐江，襄邑公贺若弼出吴州，落丛公燕荣出东海，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 隋军基本沿袭晋伐吴的战略部署，只是稍有改动。《资治通鉴》此处取材自《隋书·高祖纪》，但《隋书》对诸统帅多记爵位，而《资治通鉴》则记为实际职务，比较便于观览。下面就结合《资治通鉴》进行详细分析： 东线：贺若弼出广陵渡江。《资治通鉴》作：「 ”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这和晋徐州都督司马伷的出击方向基本一致，但西晋在进攻之前，东线的 ... 基地是淮北的下邳，而隋军此时已经推进至长江之滨，前进基地已是长江边的广陵城。 中线：又分东、中、西三路。 东路，「 ”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和晋扬州都督王浑的出击方向一致。西晋战前只控制到淮南的合肥，尚未推进到长江边，主要 ... 基地在扬州治所寿春;而隋军则直接控制着江北的历阳地区。 中路，「 ”（晋王）广出六合”，即从寿春出发，指向建康对岸的江北地区。这个出发地也和晋扬州都督王浑基本相同，但当初晋军并没用直接指向建邺对岸的计划。 西路，「 ”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和晋豫州刺史王戎出击方向一致。但晋军基地在淮北的项城，而隋军已经占据长江北岸、大别山南麓的蕲春城。 西线：又分为东、中、西三路。 东路，「 ”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和晋荆州都督杜预的出击方向一致。但三国时东吴一直占据江陵，西晋荆州的 ... 基地是襄阳;而隋军则已占据江陵。 中路，「 ”（秦王）俊出襄阳”，这一路是襄阳的隋军舰队，沿汉江（沔水）而下进入长江。这和晋军江北都督胡奋攻击方向相同。但陈和吴不同，不能保有江北，其江夏郡治已经移到长江南岸，只能以水师阻滞隋舰队渡江。 西路，「 ”（信州刺史、行军元帅杨）素出永安”，以水师自蜀地出三峡，和西晋王濬舰队出击方向一致。以上是隋军和晋军相同的出击方向。此外，隋军还有海道出发的一路——「 ”青州总管弘农燕荣出东海”，即从海道直指江南。但这路隋军在战事中并未发挥直接作用。 隋军指挥序列：有三位行军元帅：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和清河公杨素。杨素的地位不能与两位皇子相比，所以隋军的战区最高统帅有两个，上游西线的杨俊和下游东线的杨广。晋伐吴时只有贾充一人充当大都督，奔波于东西两处，而隋军的部署更为合理，可以兼顾上下游同时展开进攻。另外，贾充的指挥部设在远离战场的襄阳和项城，而隋军的三位元帅（其中包括两位皇子）都各有负责的主攻方向，直接参与前线战事，显然更有效率。 杨素在上游的准备 在隋文帝部署平陈战事时，显然吸取了晋灭吴的经验，其中最首要的就是在蜀地大规模修造战舰，以便在开战后控制长江，保障主力渡江。开皇五年（585年），隋文帝任命杨素为信州总管，驻永安（三峡西侧的白帝城）负责修造战舰。杨素本传对此的记载是： 上方图江表，先是，素数进取陈之计，未几，拜信州总管，赐钱百万、锦千段、马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旗帜加于上。次曰黄龙，置兵百人。自余平乘、舴艋等各有差。 可见杨素在永安的造舰规模颇大，完全堪与王濬在成都的工作相比。杨素于开皇五年（585年）十月到任信州刺史，比伐陈战役开始的588年整整早了三年，他能及时完成此项事业，也可旁证王濬可以在伐吴之前二年（277年）开始大规模造舰。王濬时候的益州包含了四川盆地大部地区，而在隋初州一级行政区的范围已比较小，当时巴蜀地区已经被划分为十几个州，信州只是其中之一，杨素大规模造舰，仅信州一州显然不足以提供足够的人财物资源，需要从他州调拨。杨素所任「 ”信州总管”，必然包含了都督巴蜀地区其他诸州的指挥权，只是为史书所略。 杨素的造舰事业是隋文帝平陈的重要依仗，他对此寄托了极高的期望。还在展开攻势之前半年，开皇八年（588年）三月，隋文帝发布声讨陈叔宝的诏书，宣称自己即将展开的灭陈大计应天顺人，其中就提到有神龙出现在长江之中，引导隋军直下金陵（建康）： 益部楼船，尽令东骛，便有神龙数十，腾跃江流，引伐罪之师，向金陵之路，船住则龙止，船行则龙去，四日之内，三军皆睹，岂非苍旻爱人，幽明展事，降神先路，协赞军威! 此时平陈战役尚未开始，杨素舰队尚未驶出三峡。「 ”益部楼船，尽令东骛”一句，应是巴蜀地区各州的舰队向信州集结。这说明造舰工程并非仅在信州一州，而是在巴蜀各州同时展开，建造完毕后驶往最下游的信州集结，归入杨素舰队序列。伐陈之战开始时，杨素被授予「 ”行军元帅”，和杨广、杨俊两位皇子相同，高于其他任何一路伐陈军统帅。这也表现了隋文帝对杨素舰队的期望之高。 贺若弼在下游的渡江准备 在杨坚建隋后不久，就任命韩擒虎为庐州总管，贺若弼为吴州总管，负责长江最下游的对陈防务。据《隋书·地理志下》，庐州即为南朝梁之南豫州;吴州原为南朝梁、陈之南兖州，北周占据后改为吴州，治江都（即魏晋广陵城）。庐州的历阳为古代最重要的渡江地点。隋文帝将造舰任务都交给了杨素，韩擒虎和贺若弼都没有造船工作。 但贺若弼对渡江作战之事非常积极。他曾「 ”献取陈十策，上称善，赐以宝刀”，平陈战争结束之后，他又重新编写过这些建议： 平陈后六年，弼撰其画策上之，谓为《御授平陈七策》。上弗省，曰：「 ”公欲发扬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载家传。” 十策在战后减为了七策，可能没有用到的三条被删去。十策出自贺若弼，这在隋朝高层已不是秘密，但贺若弼却要将其作为隋文帝的「 ”御授”，显然是卖一个空头人情，无怪杨坚不愿领情。这曾付诸实践的七策中，三条与渡江舰船有关： 其三，以老马多买陈船而匿之，买弊船五六十艘于渎内。陈人觇以为内国无船。 其四，积苇荻于扬子津，其高蔽舰。及大兵将度，乃卒通渎于江。 其五，涂战船以黄，与枯荻同色，故陈人不预觉之。 可见在贺若弼的渡江方案中，并没有等待杨素舰队到来再渡江的打算（也许已经删去的三策中有，但未派上用场，今日也就不得而知了）。所以他不准备在长江中与陈水师主力决战，而是要麻痹陈水师，乘其不备时以小规模船队偷渡。一旦踏上南岸土地，就可发挥隋军的陆战优势。第六策是渡江之后的安排：「 ”先取京口仓储，速据白土冈，置兵死地，故一战而克。”特地强调「 ”置兵死地”，也是因为没有信心歼灭陈舰队，夺取长江制水权。这和当年北齐两度渡江进攻建康，以及北周时贺若敦（贺若弼之父）渡江进攻湘州的态势几乎完全相同，且吸收了其父未能速战速决，最终失败的教训，准备一举攻灭陈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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