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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锦衣卫：压垮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锦衣卫最大的特征是身穿金黄色的官服，有权力高高在上之意，称为飞鱼服，并佩戴绣春刀 维护统治的特殊工具 任何一个朝代的建立都是要进行阶级或者是不同信仰之间的淘汰和权威的重新组建。当然，为了保证权威的顺利组建，一般当政的皇帝都会建立一...
锦衣卫：压垮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锦衣卫最大的特征是身穿金黄色的官服，有权力高高在上之意，称为飞鱼服，并佩戴绣春刀
维护统治的特殊工具
任何一个朝代的建立都是要进行阶级或者是不同信仰之间的淘汰和权威的重新组建。当然，为了保证权威的顺利组建，一般当政的皇帝都会建立一支隶属于自己的真正的特务组织来监督和督促权威的威严性和稳固性，这种特务组织就是一种特务政治的有力执行和护卫者。
作为一个国家，必须要有自己强有力的执政手腕和一系列针对下层民众的监视和监督机构。这些如果放在当代，可以归类于“公检法”。但是在古代，所有人必须听命于皇帝一人，也就是王权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这就迫使历代的皇帝都费尽心思地建立起一支真正隶属于自己、别无二心的心腹部队。在明朝，这支部队就是锦衣卫。
锦衣卫早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时期就已设立。在王朝刚刚建立的初期，皇上为什么要急于设立这样一个特务组织呢？
明史专家吴晗在《朱元璋传》（１９４９年版）中这样回答道：“这一批并肩作战、骁悍不驯的将军们，这一群出身豪室的文臣，有地方势力，有社会声望，主意多，要是自己一咽气，忠厚柔仁的皇太子怎么对付得了？到太子死后，太孙不但年轻，还比他父亲更不中用，成天和腐儒们读古书，讲三王道理，断不是制驭枭雄的角色。他要替儿孙斩除荆棘，要保证自己死后安心。为此，便有目的地大动杀手，犯法的杀，不犯法的也杀，无理的杀，有理的也杀。锦衣卫的建立，为的是便于有计划地栽赃告密，有系统地诬告攀连，有目标地灵活运用，更方便地在法外用刑。各地犯重罪的都解到京师下的北镇抚司狱，备有诸般刑具，罪状早已安排好，口供也已预备好，不容分析，不许申诉，犯人唯一的权利是受苦刑后书字招认。不管是谁，进了这头门，是不会有活着出来的奇迹的。”
吴晗分析得入木三分。更值得玩味的是，他强调了锦衣卫的职能：有计划地栽赃告密，有系统地诬告攀连，有目标地灵活运用，更方便地法外用刑。锦衣卫是个什么组织，答案已经非常清楚了。
明朝著名文人王世贞专门写了一本《锦衣志》，他的结论也是如此：锦衣卫是内廷的侦察机关，东厂则由宦官提督，最为皇帝所亲信，即使是锦衣卫也受其侦察。锦衣卫初设于明太祖时，是内廷亲军，皇帝的私人卫队，不隶属于都督府（其他卫队隶属于都督府）。其下有南北镇抚司，南镇抚司负责本卫内部刑法，北镇抚司专门掌管诏狱，可以直接凭借皇帝诏令行事，不必经过外廷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法律手续。
清朝官方编纂的《明史》，其中的《刑法志》有不少篇幅涉及锦衣卫，书中说到：“锦衣卫狱者，世所称诏狱也……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师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当时令人噤若寒蝉的“胡惟庸党案”“李善长党案”“蓝玉党案”，先后杀戮４万多人，就是锦衣卫一手操办的。后来，朱元璋大概意识到“法外用刑”并非守成之君的所为，便下令撤销镇抚司诏狱，烧毁刑具，囚犯移送刑部处理。
此后，燕王朱棣发动军事政变，把建文帝赶下台，但由于名不正、言不顺，遭到建文旧臣的强烈反对。为了肃清政敌，钳制舆论，他又恢复了镇抚司诏狱。永乐初年，再度重现洪武年间的恐怖气氛，由“诛九族”发展到“诛十族”。那时，受株连而处死的不仅有直系亲属、旁系亲属，外加朋友门生一族，还出现了“瓜蔓抄”，即把案犯家乡的村庄化作废墟，没有一人得以幸免。这些都是锦衣卫的“杰作”。
厂卫间的明争暗斗
迁都北京以后，明成祖朱棣另外建立了一个由亲信太监掌控的东厂，目的是“刺臣民隐事”，并且负有监督锦衣卫的使命。
锦衣卫、东厂和明宪宗朱见深年间设立的西厂最终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厂卫制度，由此形成明朝著名的特务体系。厂，就是东厂、西厂、内行厂；卫，即锦衣卫，合称厂卫。内行厂是在明武宗朱厚照初年设立的。
事实上，东厂与锦衣卫虽说是两个系统，但关系却极为“密切”，甚至“狼狈为奸”。锦衣卫官员往往是由掌管东厂的司礼太监的亲信出任。据《明史·刑法三》所记载：然厂卫未有不相结者，狱情轻重，厂能得于内。而外廷有扞格者，卫则东西两司房缉之，北司拷问之，锻炼周内，始送法司。即东厂所获，亦必移镇抚再鞠，而后刑部得拟其罪。故厂势强，则卫附之，厂势稍弱，则卫反气凌其上。
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力，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东厂的首领被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二号人物。除此以外，东厂中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
随着进一步发展，东厂的侦缉范围也越来越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要方便得多。
自从东厂这个机构成立后，不光是朝廷百官倒霉，连锦衣卫也跟着郁闷，因为他们原本就是特务，东厂的人却成了监视特务的特务，锦衣卫的地位为此大受影响。
对于厂卫之间的争斗，当年明月也曾在《明朝那些事儿》中有过风趣的描述：“中肯地说，在东厂成立之前，锦衣卫也算是个有前途的职业，许多‘有志青年’出于各种目的，纷纷投身于明朝的特务事业，但东厂机构出现后，其势头就盖过了锦衣卫，抢了锦衣卫的风头。原因很简单，东厂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而且其首领东厂掌印太监是皇帝身边的人，与皇帝的关系不一般，也不是锦衣卫的首领锦衣卫指挥使能够相比的。所以在之后的明代的历史发展中，原本和东厂平级的锦衣卫却逐渐变成了东厂的下级，有些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掌印太监甚至要下跪叩头。”
由此，锦衣卫和东厂也结下了近两百年的恩怨，并一度消沉下去。
最终堕落的群体
锦衣卫的头目，在《明史》中是有小传的，不是列入“佞幸传”，就是列入“阉党传”。在“佞幸传”的有纪纲、门达、逯杲、江彬、钱宁、陆炳；在“阉党传”的有田尔耕、许显纯。这些人都是宵小之徒，靠卧底、告密而发迹，为皇帝惩治不同政见者不遗余力，加官晋爵之后，气焰嚣张，收受贿赂，敲诈勒索，无恶不作。
关于锦衣卫或者厂卫的斑斑劣迹，可以说贯穿于整个明朝，而且愈演愈烈。到了明熹宗天启年间，厂卫横行到达顶峰。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兼任东厂总督，利用明熹宗朱由校的昏庸，专权乱政，他手下的十员干将，号称“五虎”“五彪”。所谓“五虎”，是中央 *** 的文职高官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他们为魏忠贤出谋划策。所谓“五彪”，是具有军职的高官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充当魏忠贤的打手与屠夫。
在明代后期，滥用私刑、杀害忠良已然成为锦衣卫和东厂的家常便饭。当时人描写的镇抚司诏狱的酷刑，令人毛骨悚然。进入诏狱，首先就是拷问。接下来是用酷刑逼取口供，每次用刑“一套”，包括十八种，如械、镣、棍、拶（夹手指）、夹棍等。一套刑用下来，无不血肉溃烂，凄厉的呼号声一阵紧似一阵。“诏狱”里面的牢房是地下室，墙壁厚达几尺，室内鬼哭狼嚎，隔壁听不到一点声音。曾经拘押在诏狱的犯人，将镇抚司诏狱与刑部监狱做比较，竟然有地狱与天堂的差别。
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后，严惩魏忠贤及其阉党，魏忠贤畏罪自缢，他的爪牙田尔耕、许显纯等也被押上断头台。
但之后不久，厂卫横行依然如故。崇祯四年言官许国荣向皇帝上疏，希望对厂卫进行制裁。他说：“皇上或许以为有了厂卫，‘天下无遁情’，臣却以为‘天下从此政多隐情’；皇上或许以为‘秘访所致，得于独闻’，臣却以为厂卫‘借此为招摇之榜样，纳贿之便门’。况且只有厂卫可以侦缉他人，而没有其他人可以侦缉厂卫；他们能够颠倒是非，而无人敢于评判他们的是非，以至于厂卫肆无忌惮恣意妄为。”
纵观明朝的锦衣卫，尽管也出过袁彬、牟斌这样比较正直的指挥使，但总的来说，其职能主要还是为明朝的极端专制制度充当帮凶。有了锦衣卫这样高效率的工具，明朝的皇帝压制起士大夫阶层、下层民众就显得更加得心应手，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社会活力的极大降低。这也是为什么明朝虽有２００多年历史，但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上却无所进展，甚至还有所倒退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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