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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历史回眸：盘点中国暴力排外的闹剧 国家间的交往受到国际法的保护，保护外交官员是外交的基本规则。《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二十九条规定：外交代表人身不得侵犯。中国古话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中国自晚清开始融入国际社会。百余年的历史中，却一再水土不服。似乎还生活...
历史回眸：盘点中国暴力排外的闹剧
国家间的交往受到国际法的保护，保护外交官员是外交的基本规则。《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二十九条规定：外交代表人身不得侵犯。中国古话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中国自晚清开始融入国际社会。百余年的历史中，却一再水土不服。似乎还生活在天朝上国梦中的部分国民，不知国际法为何物。中华大地上，一再出现对外国外交官员的攻击和侮辱。从义和团时代杀死德国公使克林德、日本外交人员杉山彬，到文革时期火烧英国代办处……上演了一幕幕暴力排外闹剧，却真正危害着中国利益和国际形象。
一、义和团动乱变为暴力排外 日本外交官员杉山彬被杀
在参与八国联军的全过程中，日本人真正是“冲锋在前、享受在后”，在处理与列强军队、中国 *** 等各方面关系时，韬光养晦，十分低调，成了个几面讨好的“琉璃蛋”。
纪律严明，给英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极大地推动了两年后（1902年）的日英结盟。
日本人的优异表现和巨大牺牲，为他们自己赢得了极大的尊重。在1900年8月28日的紫禁城阅兵中，日军被安排为第一方阵，只是因为俄军的坚决反对，日军顾全大局，主动放弃了这一机会，而让俄军打头阵，自己作为第二方阵。其他国家的一些军官为此相当不平。
在占领期间，日军也尽量减少与别国军队的冲突，始终“以礼待人”。
当然，日军绝非不沾荤腥的猫，只是，与其他军队的涣散相比较，日军更为克制、更有约束，甚至在抢掠方面也更有组织纪律性。
当联军大多数官兵到处为自己寻找发财机会时，日军却在严密地组织下，直插大清国的财政部（户部，办公地点在今公安部地址），一举夺走库存白银近300万两。同时，他们从各衙门抢了大量的文件，其中不少至今尚未公开，成为国际史学界最为期待的宝库之一，以期填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资料空白。显然，日本人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的抢掠，都得到了大丰收。
除了集团性的抢掠外，日军个人也参与抢掠，但与其他国家军人相比，他们更为“优雅”，而且多是“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中国与联军》（ChinaandtheAllies）一书作者、英国画家、作家亨利（HenrySavageLandor）在现场观察到：“日本军队在抢劫时与西方列强毫不相同，显得十分有文化、有内涵”，“看见日本人以那种优雅的姿势拿起或放下最小、最精密的物品时，实在是一种享受，而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或俄国人，更不用提德国人，他们除了碰到坚固的铜块、石块之外，没有不打碎、弄弯、弄脏以及损坏的……他们任意拿取他们所喜爱的东西，但是做得是这样精细，以致似乎完全不像抢掠。”
另有算盘
义和团动乱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本来都是日本所不愿意看到的。
日本才取得了甲午战争的完胜，获得了朝鲜与台湾，需要时间对这些巨大的战利品进行消化、吸收。在北面的朝鲜和南面的台湾之间，日本将对华关系的重点确定在南部，希望能将福建纳入其势力范围，并进而扩展到浙江、江西，以便能与台湾呼应，获得巨大的战略空间。按照当时日本首相山县有朋的说法（他在1880年代就提出了日本的“生命线”和“利益线”），中国东南的这个区域，平时可以作为中日贸易区和日本的加工区，战时则可以轻易扼住台湾海峡这一“东亚的咽喉”，应对任何敌人的挑战。1898年，日本从中国获得了保证，不会让任何列强染指福建，但当日本在1900年初正式提出要求在福建修筑铁路时，遭到了大清 *** 的坚决拒绝。
随后，义和团动乱迅速转化为暴力排外事件，而日本驻北京使馆的书记员杉山彬被清军残杀，成为第一个死亡的外交人员。驻扎在天津的日本海军指挥官向东京紧急报告，要求迅速增兵，但日本 *** 对此采取了冷处理。在内部，他们必须对南、北战略进行权衡，而在外部，他们必须先征询列强的意见，以免无谓树敌。实际上，他们此时的重点依然是南方，军部甚至电令台湾总督，立即做好军事动员，准备随时武力进占厦门。
此时，华北局势日益糜烂，列强们纷纷增派军队，日本的宿敌俄国更是一马当先，在东北地区大举增兵，矛头直指日本。日本看在眼里，急在心中，而与日本同样心急的，还有俄国的第一敌人、当时世界老大英国。英国的军力被南非的布尔战争所牵制，不得不从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印度等殖民地调兵，因此他们寄希望于日本，一是解决北京问题，二是牵制俄国北极熊。
日本人很沉得住气，不见兔子不撒鹰，当英国表态希望日本出兵2-3万人时，它依然要求英国驻日本公使帮助向列强征询意见。俄国和德国起初坚决反对，但随着局势日益危急，各国与驻北京使馆的联络全部中断，也只能同意动用日军。英国方面更是起劲，主动表示日本出人、英国出钱，所有军费由英国负责。经过这样的千呼万唤，日本才宣布派遣驻扎在广岛的精锐部队、陆军第五师团进军中国。在参与八国联军的全过程中，日本人真正是“冲锋在前、享受在后”，在处理与列强军队、中国 *** 等各方面关系时，韬光养晦，十分低调，成了个几面讨好的“琉璃蛋”。而保持严明的军纪，展现日本皇军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形象，自然是它的重要措施。
而在南方，日本则大打出手，出兵占领了厦门。但南北两线作战，遭到了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持重派的坚决反对，当俄国从北京首先撤军并收缩到东北，对日本在朝鲜的势力构成巨大威胁时，尤其是列强也纷纷派出舰队前往福建时，日本 *** 才下令从厦门紧急撤军，将厦门无条件交还中国，这就是所谓的“厦门事件”。
自此，日本在东亚的战略重点转向北方，四年后爆发了惨烈的、被国际史学界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
日本在八国联军中表现得十分低调，除了本身在福建的战略考量外，还有被迫韬光养晦的无奈。此时的日本，正是西方大肆宣扬的“黄祸论”的首要攻击目标，除了英国老大哥外，日本其实已经被西方孤立了。而参与八国联军行动，正是打破孤立的好时机，而关键就在于既要“任劳”，也要“任怨”。
功夫不负有心人，日本人在八国联军这根钢丝上的精彩表演，收获巨大。
经此一战，日本与大清 *** 和人民的友好非但没有受到影响，而且还得到了加强。日本人在北京占领期间显露出的行政管理能力，给大清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被中国朝野当作了真正的兄弟和效仿的榜样。在逃亡途中，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发布了全面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号召，而日本则成为中国的第一教父，“学习日本好榜样”成为中国的主旋律。
在随后爆发的日俄战争中，作为战场所在地的大清国虽宣布中立，但实际上朝野上下都一边倒地支持日军，令日本在此获得了显著的“主场”优势。西方也没被俄国刻意鼓动的黄祸论吓倒，英国人甚至反唇相讥，认为真正的“黄祸”并非日本，而是俄罗斯，这大大帮助日本减少了国际压力。本文摘自：《天津日报》2011年3月26日第53版，作者：雪珥，原题：《作秀的日军》
二、义和团盲目排外滥杀洋人 德国公使克林德当街被杀
旦有了机会，国人的第一个冲动，还是推倒克林德碑。毕竟，这不仅是一个战败的耻辱纪念，还是国人曾经有过的很不光彩的印记。
克林德是庚子义和团事件时的德国驻华公使，男爵。据当时的一位英国记者说，此公美容颜，风度翩翩，没有女子见了会不动心的。相貌堂堂的克林德胆子很大，对中国人也很蔑视，义和团进京，到处杀洋人，杀教民，使馆内外一时风声鹤唳。这个时候，克林德居然还敢惹是生非，在使馆前面的街上散步时，看见义和团装束的人，挥起手杖就打，直到对方弃刀而遁。在沙滩附近，发现义和团在操练，就命令士兵开火。但是，胆子大的克林德，最终还是因为他的大胆而丢了性命。
1900年6月，北京的紧张空气已经相当浓了。义和团越来越凶，倾向于义和团的董福祥的清军也进了城，明摆着要对所有的洋人下手。此时的西太后早已被洋人偏袒光绪的行为激怒，而且十分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法术，有恃无恐，决心跟洋人决裂了。使馆区添加了卫兵，做好了防御工事，而西方列强也准备实行武装干涉了。
19日这天，总理衙门给各国使馆递来一份照会，言明由于列强已经兵临大沽炮台，中国 *** 无法保护使馆安全，让各国使馆自己保护自己。实际上，在义和团成为西太后的“义民”，并且蜂拥入城之后，顽固派猖狂之极，作为跟洋人打交道的机构，总理衙门已经不能工作了。送出这样一个照会，等于是攻打使馆的信号。但是各国公使没有悟出此理，回了一封信，要求中国 *** 暂缓决裂，等待各国派兵护送使节出京回国，要求第二日上午9时答复。
20日9时到了，总理衙门音信全无。性急的克林德要去问个究竟，不顾其他使节的劝阻，连卫兵都没有带，只带了一个译员，就出发了。随后，在大街上，克林德碰上了神机营军官恩海带的一队旗兵，被打死在轿子上。待到使馆区里的海军陆战队闻讯前去解救，地上唯见血迹，连轿子带人都已经没有了踪影。几小时之后，长达两月之久的使馆围攻就开始了。
关于克林德的被杀，中国方面的记载，包括学者的论证，一直都说是克林德首先开枪，因为克林德是一个狂妄的帝国主义分子，一向仇视义和团和中国人，特别胆大妄为。确实，克林德看不起中国人，仇视义和团。但是，那日他毕竟是去办交涉的，不是去寻义和团的霉头，没有带卫兵，就算身上有枪，也不至于笨到碰见一队荷枪实弹的中国兵（神机营是满营中武器装备最先进的），居然会贸然先开枪。很大的可能是，恩海被当时的排外狂潮冲昏了头，加上已经接到命令要进攻使馆，所以，碰上一个落单的洋人，打死了前去向上司请功（否则也不会把尸体拖走）。
克林德死后，那个儿子做了大阿哥（预备给光绪做储君的）的端王载漪乐不可支，刚毅和徐桐也高兴得不得了，丝毫没有觉得这是闯了大祸。在他们看来，漫说一个小小的公使，有了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中国人还要打到西洋去，把所有的洋人杀光。在庚子年，不时有传说，说是义和团中的女性红灯照，飞出了国境，把日本和俄国的首都给烧了。这是见于记载的红灯照唯一的抗敌行动，当时传说，红灯照是些未婚女子，可以白日飞升的。但地面上的表现，则一点都没有过。被现代人视为红灯照首领的黄莲圣母，其实周围都是男人，日日被扛着洋枪的义和拳民簇拥着。
八国联军打进来之后，杀了克林德的恩海，不知怎么，居然没有逃走。被日本侦探查出，逮住，交给了德国人（恩海拿了克林德的怀表，卖到铺子里，侦探由表找到人）。德国人为了泄愤，采用中国人的方式，在克林德被杀处将他枪毙，枭首示众。恩海死了之后，逃到西安的朝廷，还收到一份奏折，叙述了恩海在被抓之后的种种英勇表现，要求朝廷对恩海有所表示，表彰他为国捐躯。当然，对于余悸未消的朝廷而言，这样的折子，只能落一个留中不发的命运。
作为庚子事件的善后，北京立了一个牌坊，人称克林德碑。德国人按中国人的方式处罚了恩海，也同意按中国人的方式纪念克林德。后来据当年的名妓赛金花说，这是她给克林德夫人出的主意。如果赛金花真的像文人们所编排的那样，跟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有一腿，这事也许有可能，但这一腿实际上子虚乌有，不过是文人们的一厢情愿。所以，这个说法肯定不靠谱。
克林德碑在北京立了17年之后，1918年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奥战败，中国成了战胜国。作为战胜国国民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克林德碑推倒，重新刻了“公理战胜”四个大字，再竖起来。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协约国战胜同盟国，是公理战胜了强权。被 *** 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还为此专门写了篇文章。其实，当时的清 *** ，为克林德的死做出最大的牺牲，是应德国的要求，派出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前去德国赔罪。派出的人是谁呢？就是当时已经进入军机处的新一代醇亲王载沣。当时载沣20岁出头，嫩得出水。此行赔罪，要算是他最大的一次政治历练，后来有人借此，说这个后来成了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人，其实很有才干，在德国的表现，不卑不亢，可圈可点。在德国可圈可点的载沣，做了摄政王之后，反倒一塌糊涂了。成立皇族内阁，在各地收回路矿权，搞铁路国有，惹恼了最不该得罪的地方实力派立宪党人，干了3年，就断送了新政的大好局面，顺便把满人的江山给丢了。但是，有克林德碑立在那里，无论胡来的满人少年亲贵，还是造反的革命党，都不再重蹈义和团的覆辙，没有人再盲目排外了。
尽管如此，一旦有了机会，国人的第一个冲动，还是推倒克林德碑。毕竟，这不仅是一个战败的耻辱纪念，还是国人曾经有过的很不光彩的印记。只要克林德碑还在，不管义和团过去了多少年，国人看到它，还是会想起当日的愚昧和野蛮。
不过，推倒了克林德碑的中国人，在随后到来的巴黎和会上，发现公理还是公理，强权依旧强权，渴望公理战胜强权的中国人，还是被强权压在身下。但随后掀起的 *** 运动，依然时刻不忘向西方人展示自己不过是文明排外，而且是只排日本人的外，绝对不是义和团。甚至，冲进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学生们，一发现庇护章宗祥的是一个日本人，就断然罢手。这里，我们看到了克林德的阴影，拆掉了克林德碑的国人，至少在那个时候，并没有认为义和团是正义的，拆碑，无非是为了抹掉自己民族的耻辱。
但是，这个耻辱实在过于复杂，拆掉一个牌坊，也还是抹不掉。把这碑再改为保卫和平，也还是抹不掉。一百多年的纠葛，反反复复，还是不能理直气壮。而现实世界中，谁又会真的效法义和团呢？宣称要效法红灯照的红卫兵，也没有人能白日飞升，飞到美国和苏联，彻底消灭帝修反。只能在自己的诗歌里，畅想如何攻下白宫。本文摘自《企业观察家》2011年08期，作者：张鸣，原题：克林德和克林德碑
三、文革中荒唐外交闹剧：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
当“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1967年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陆续发生了“夺权”闹剧。之后，围绕着支持与反对“革委会”，内乱愈来愈烈，从“文斗”发展到“武斗”。在北京，造反派们热衷于玩“国际大活儿”，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
新中国成立，英国于1950年1月6日致电中国，承认中国的新 *** ，并表示愿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1954年6月17日，中英双方互派代办。
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以往的旧 *** 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进行了清理与废除，但从战略上考虑，与香港、澳门等相关条约未列在清除之列。“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极左思想占了上风，也影响了香港局势，一些香港左派也行动起来。港英当局惶惶不可终日，对 *** 、 *** 的群众采取武力镇压的手段，打死打伤数人，对一些报刊采取了停刊，并逮捕了记者。这样一来，中国与港英当局的矛盾激化。
1967年5月，香港一家工厂劳资双方发生冲突，工人们进行 *** *** 时遭到港英警察的武力镇压，开枪打死一人、逮捕数人。中国外交部对此事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要求港英当局无条件接受中国 *** 的要求：立即接受中国工人和居民的全部正当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立即释放全体被捕人员。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5月19日，北京举行10万人群众大会， *** 港英当局的暴行。
在中国与港英当局矛盾日益激化时，《人民日报》以“血腥大屠杀”为题，报道港英警察开枪打死打伤二三百人，有意夸大只死一人的事实。《人民日报》6月3日发表社论，号召香港市民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推翻港英当局的反动统治。
周恩来总理针对发生的一系列事端，立即召开了外交部、外办、港澳工委等单位的会议，强调同港英当局斗争要严格遵守中央有关方针政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批评了有关部门在香港问题上过左的做法是无 *** 主义思潮。香港的工作照搬国内红卫兵做法，行不通。周总理还质问有关单位：“越搞越大的目的是什么？”
毛主席1970年12月18日接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时说：“1967年夏天外交部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1967年8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接见外交部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时极力煽动造反派夺权，他说：“揪陈大方向当然对”，“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二十几岁的人为什么不能当外交部长？”“部党委的班子不动动怎么行？”……于是，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兵团”等组织，砸、抢、封了外交部政治部，将外交部副部长的办公室贴上封条，副部长们被关押写检查，宣布夺了外交部的领导权。
造反派夺权后，立即策划并组织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当时港英当局下令查封了香港几家左派报纸《夜报》、《新午报》、《田丰报》，并逮捕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文汇报》、《大公报》的19名记者及34名报社工作人员。8月20日，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限令48小时内解除对报纸的封查令和释放记者、报社工作人员的最后通牒，否则后果自负。外交部的一批反陈毅追随王力、姚登山的造反派成立“反帝反修联络站”，与北京高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地派”联合，预备8月22日在英国驻华代办处召开声讨大会。周恩来总理获知消息后，立即找来“反帝反修联络站”的负责人，想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但未能如愿。最后在得到该组织者不冲击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承诺后，周总理才结束这次艰难的对话，那时已是8月21日深夜了。
1967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 *** ，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基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这篇报道，以在“门前”开大会，掩盖了数千人闯入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事实；以“红卫兵”自发的“ *** ”，掩盖了一件有组织、有计划犯下的严重涉外事件，在国际上造成恶劣影响。
40年过去了，为了在回顾历史事件时尽可能地恢复它的原貌，现将美国作家韩丁于1971年采访清华大学时写的《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一书中，对直接参加“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清华大学“414”红卫兵头目高衡庆的采访记录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加工，对这一事件的全过程进行了追记。
1967年8月22日，在清华大学“414”总部值班的高衡庆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自称是外交部“反帝反修联络站”的人。他简明扼要地说，8月22日晚要在英国驻华代办处前举行一次 *** 港英当局迫害香港新闻工作者的大会，邀请清华大学“414”红卫兵参加大会。高衡庆向他的头头汇报后，当即表态愿意参加这次 *** 活动。“反帝反修联络站”的人表示马上到清华大学来介绍情况。
清华大学“414”广播站立刻发出紧急通知：“‘414’的红卫兵们马上到××楼阶梯教室 *** ，召开紧急会议。”“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来人衣着整洁、气度不凡，金丝眼镜后闪烁着狡黠的眼神，他用巧舌如簧的讲演开始了动员，他列举了港英当局的种种罪行，宣讲了外交部48小时通牒的照会。话锋一转，他讲道：“到现在为止，港英当局一直不作回复，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去开大会就是要压一压他们，显示红卫兵的力量，让他们知道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造反派是不好惹的！”他还煽动说：“如果他们不按时答复，我们就要全力予以报复。‘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收集了我国许多重要情报，带上锥子、钳子，到那以后有必要时打开他们的档案柜，把情报拿回来。”“大家要穿深色衣服，他们可能会向我们开枪，不要留给他们明显的目标。”“会英语的同学站在前面，都带上电筒。”最后，他又拿出一张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位置示意图，标明代办处内各建筑物的位置及电源闸盒、水管等设施的位置。
向英帝 *** 的神圣，“神秘”任务的重托，使红卫兵们情绪高涨起来。当第一批红卫兵上路后，“414”又快速地将第二批红卫兵派了出去。英国驻华代办处位于日坛公园附近光华路使馆区内。天还不黑，英国驻华办事处已被数万名红卫兵围得水泄不通。开始，大家都很守规矩地坐在那里，呼口号、唱歌、念 *** 书。天黑下来后，架起了探照灯，雪白的灯柱划破天空。高音喇叭不断传出：“离最后通牒还有×小时，你们到底何去何从？”一遍又一遍的质问声加上震耳的“造反有理”的歌声和 *** 的口号声使宁静的夜晚充斥着紧张气氛。清华大学“414”的高衡庆见到l0点钟通牒的期限已到，他找到“反帝反修联络站”的负责人，问下一步该怎么办，得到的答复是：“虽然周总理说了不让冲英国驻华代办处，但是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谁能阻挡得了？”晚10点40分，在一位手持喇叭的人指挥与鼓动下，代办处正门开始躁动起来。先是向院内投掷墨水瓶等杂物，后来人群开始冲击有8排赤手空拳的 *** 组成的人墙。有人试图从 *** 人墙上爬过去，有的人爬上铁栅栏试图翻进去。几经反复冲撞， *** 组成的人墙给冲破了，人群涌人院内。在冲击正门时，北京外语学院的红卫兵从代办处西墙翻人院内，10分钟后又有人突破北墙。冲进办公楼的人将桌椅及一些用品从窗户扔出。晚11点左右在游泳池旁的车库开始点燃大火，顷刻间，烈焰升腾，东院里的门窗、地板、汽车房及7辆汽车被大火吞噬。在西院楼内，3个卧室、档案室及两辆汽车也被火烧着。不一会儿，呼啸的救火车赶来，在 *** 战士的奋力协助下，大火被扑灭了。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十几位外交官躲在办公楼地下室的一间密室中，外面的烟沿着风口灌了进来，在 *** 战士的抢救、护送下，他们来到院子里，在这里他们挨了打。
英国驻华代办处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在给他夫人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当我们从地下室来到院子里时，院子里已有近5000人了。有人抓住我的头发拖，揪住领带勒，用手中拿着的东西朝我们打来。不一会儿，我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的……代办处的人不仅受到唾骂、挨踢，还被强迫向毛主席像鞠躬。后来警察进行了干预，将我们撤离了代办处大院。在向外走时，还有人不断撕扯我们的衣服。”“有几名女士曾经想到对面的阿尔巴尼亚使馆避难，但遭到拒绝，他们关上了使馆大门。两位姑娘进入了荷兰使馆，受到保护。”
广播中传出周总理与“中央文革小组”几个人联名指示，命令所有进入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人立即撤出，停止一切破坏行动。这样，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力事件才逐渐平息下来。清华的高衡庆说：“实际上，我们多数人都认为这种举动不大好，为什么我们国家要采取这种暴力？接到周总理指示后，我们都撤离了，都感到做错了事。大楼是怎么烧起来的，是个谜。”
8月23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火烧起来后，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外事口造反派组织代表，强烈谴责了这次违法行为，并断然否定了造反派夺取外交部大权的方案，命令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立即撤出外交部。8月25日凌晨，周恩来总理单独召见了刚从上海毛主席那里回北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最近北京发生的大事和对形势发展的担忧。并将王力“八七”讲话交给杨成武，让他立刻回上海交给毛主席看。8月26日，毛主席对杨成武发出指示：“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可先解决王、关，戚暂时不动，以观后效。”并在王力“八七”讲话稿上写上了：“大大大毒草。”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1968年1月，对戚本禹也做了同样处理。
北京发生“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之后几天，中国驻英代办处也受到英方的报复，几名外交官被打得头破血流。众所周知，驻外大使馆象征着所属国的领土，不可侵犯；外交官享有外交豁免权，人身自由不容侵害。然而，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这种在世界外交史上罕见的践踏国际公约、侵犯外交使者安全的事却在中国发生了，这是一件让中国蒙受耻辱的悲剧。为此，中国 *** 投入巨资修缮了被烧毁的馆舍，对毁坏的物品作了赔偿。周恩来总理在1971年3月2日接见新任英国代办谭森时就这次事件向英方作了正式道歉。
当闹剧成为历史，人们会关切地问那些放火歹徒是否受到了惩处？那操纵事件的黑手的内幕是否揭开？不得而知。在我探寻事件发生的经过时，感到“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始作俑者是在制造大的国际纠纷，妄图从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手中夺取外交大权的一个阴谋，但最后因毛主席的决策使那幕后黑手未能得逞。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本文摘自：《历史需要细节——一个后代眼中的老外交官往事》，作者：王民伟，出版：山东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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