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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夏时期有关测绘地图的传说和历史记载《史记·夏本纪》有「”舜荐禹于天为嗣……帝舜崩……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禹去世后传位于益，禹之子启...益而代父因袭帝位，这是夏代之始，也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开端，即从...民主制的部落联盟过渡到奴隶制王朝，部落统帅权力不断加强，民主议事的传统逐渐被专断独裁的作风所取代，尧舜时期的禅让制开始
夏时期有关测绘地图的传说和历史记载 《史记·夏本纪》有「 ”舜荐禹于天为嗣……帝舜崩……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禹去世后传位于益，禹之子启 ... 益而代父因袭帝位，这是夏代之始，也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开端，即从 ... 民主制的部落联盟过渡到奴隶制王朝，部落统帅权力不断加强，民主议事的传统逐渐被专断独裁的作风所取代，尧舜时期的禅让制开始转变为世袭的家天下。《韩非子·饰邪》记有「 ”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国语·鲁语》也记有「 ”昔禹至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 ... 而戮之”。可见，在禹之时已经用独裁代替民主议事了。《礼记·礼运篇》有「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地以为国，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设制度，以立田里……故谋用是而兵由此起”。 夏代建立了家天下的奴隶制国家，为维护统治者的权力，必须设立政权机构及相应的职官以加强行政管理，建立军队并发动掠夺财富和奴隶的征战，构筑城池以御敌等，这些应该都需要测绘地图。根据史料记载，夏代官制中设有「 ”六卿（军队将士之称）”和「 ”掌天地四时之官”，这些官职都可能涉及地图。另外，还设立了「 ”太史令”掌文书，《太平御览》引《吕氏春秋》记有「 ”桀将亡，太史令终古执其图书奔商”，也可能涉及地图，但均无据可考。前所引《礼记·礼运篇》所记「 ”城郭沟地以为国”说明了城郭是夏代以来私有制和阶级出现的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相传鲧、禹开始筑城。考古工作者在今河南境内发现了多处古城遗址，如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等，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古城遗址属于距今约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晚期，在夏纪年之内，可以称之为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胚胎期。 这一时期的城堡，大略呈正方形，面积约在1万~4万平方米左右，城内布局主要是排列有序的排房建筑，城垣夯筑技术还比较原始。辉县孟庄古城规模最大，长宽各400米，城墙底部宽8.5米，城外有壕沟，淮阳平粮台古城长宽各185米，在南北城墙的中段各开一个城门，还发现南门的门卫房，南门路地下敷设的陶排水管道，说明当时的城堡建设已具有一定的规划，也可能有城市规划的地图测绘。《拾遗记》记有「 ”玉简…长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时之数。使量度天地，禹即执此简，以平定水土”。这与夏禹治水「 ”左规矩，右准绳”等，都说明了夏禹时具有测绘地图的能力。 夏代有关地图的传说和记述，主要是《九鼎图》及其衍生的《山海经图》。关于《九鼎图》的传说，《左传》记为：「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明杨慎《山海经补注·序》也记有「 ”收九牧之金以铸鼎，鼎之象物，则取远方之图，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兽之奇，说其形，著其生，别其性，分其类，其神其殊汇，骇视警听者，或见或闻，或恒有，或时有，或不必有，皆书焉，盖其经而可守者，具在《尚书·禹贡》，奇而不发者，则备在九鼎，九鼎既成，以观万国”。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序》也有「 ”禹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按其文，有国名、有山川、有神灵奇怪之所际，是鼎所图也”。以上史料所记《九鼎图》的内容大致相同，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 关于《九鼎图》的来龙去脉，传说是禹在涂山大会诸侯后，为纪念此次盛会，将各方诸侯、方伯进献的铜铸成九鼎，象征统一天下九州万国。《汉书·郊祀志》记有「 ”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繁象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夏德衰，迁鼎于殷；殷德衰，迁鼎于周；周德衰，迁鼎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以及「 ”周赧王卒，九鼎于秦，或曰周显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沦没于泗水彭城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有「 ”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史记·周本纪》则有「 ”楚庄王伐陆浑之戎，次洛使人问九鼎”以及「 ”武王……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王…封诸侯”。从以上史料看，伏羲黄帝皆曾铸鼎图，禹铸《九鼎图》乃是对前世的继承与发展并传三代，周武王展九鼎封诸侯，至秦时沦伏泗水，秦始皇命千人没水求鼎勿得。阐明了铸《九鼎图》及鼎亡的全过程。史籍还记有后世唐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097年），在东都洛阳建明堂曾铸九鼎图，后遭焚毁；宋徽宗崇宁三年（104年）也曾有「 ”铸九鼎图，金兵南下，夺九鼎北徙，后下落不明的记载。可见《九鼎图》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而且被先秦时甚至后世诸帝王视为镇国之宝，世代相传作为王权象征。虽然《九鼎图》没有传世而尚不可考，但从「 ”三皇五帝”起始的采、冶、铸铜技术已被考古学家所证实。因此，《九鼎图》的传说并不是子虚乌有，应该是接近真实的，不过它还只是一种原始地图，但它是夏代地图史上的一个亮点。 《九鼎图》虽失，但一般认为它派生了《山海经图》而传世，后来《山海图》也失传，仅存《山海经》（据说是《山海图》的说明部分）。《汉书·艺文志》记有刘歆所撰《七略》着录中之「 ”数术略形法”类列有「 ”山海经十三篇”，即刘欲在《上山海经表》中所述「 ”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及「 ”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十八篇”。现流传下来的《山海经》也是18篇，包括《五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4篇、《大荒经》4篇、《又海内经》1篇。《汉书·艺文志》所述13篇仅计入《五藏山经》5篇和《海内经》、《海外经》各4篇。其后《山海经》在流传中又有若干变动，主要有晋代郭璞等版本共5卷18篇计31000字，包括：《五藏山经》1卷，含南山、西山、北山、东山中山5篇约21000字；《海经》4卷，含《海外经》1卷（有南、西、北、东经4篇）海内经》1卷（有南、西、北、东经4篇），《大荒经》1卷（有东、南、西、北经4篇），《又海内经》1卷1篇，共10000字。 《九鼎图》和《山海经图》的出处及产生的时间，若干史籍的记述也存在矛盾。如《山海经补注》述及「 ”则九鼎之图，其传固出于终古、孔甲之流也。谓之山海图，其文则谓之山海经，至秦而九鼎亡，然图与经存”。根据这一记述，似乎否定了九鼎图》出自夏禹，但也肯定了《山海经图》由《九鼎图》派生。关于孔甲，一说为黄帝史官，说为禹之后第十四世孙。而终古为夏桀内史令，在时间上为禹后第十八世。据此，《九鼎图》应是出自黄帝或夏桀前四世或夏桀之时，在时间上前后浮动了10个世纪。另外，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所述「 ”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及「 ”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据此说法，《山海经》的著作应在禹之前或至少是在禹铸九鼎的同时，基本上是对《山海经图》出自《九鼎图》的否定。总之，这些不同的叙述给《九鼎图》和《山海经图》的创作时间上构成了一个「 ”千古之谜”，还有待于后世的史学家、考古学家去考证。 笔者只能选择一般认为「 ”《九鼎图》出自夏禹，《山海经图》出自《九鼎图》”的观点。《山海经》何时何人所作其说也不一，除上述出自《九鼎图》及前述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所记外，现今许多学者认为其成书非一时，作者也非人。大约是在战国初年到汉初由楚和巴蜀地方的人所作，到西汉刘歆校书时才合编为的。也有人具体地认为，《山经》的写定时代是战国初期或中期，《海经》是秦和西汉初年的作品，《大荒经》和《海内经》则是晋代郭璞（生于公元276年，卒于公元324年）作注时收录成篇的。总的认为，大约成书于战国，又经秦汉有所增删。 《山海经》曾引起历代学者的考订、注释和研究。晋代郭璞有注和图赞，明代有杨慎、王崇庆，清代有吴任臣、汪绂、毕沅、郝懿行等诸家的校注或笺疏等，其中毕沉的校正本是依郭璞所注而博采书传，多有考证，称为善本。《山海经》中的《五山经》或《山经》较详细地记述了华夏范围之内的山势、水系、道里、物产等，记述方式是按南山、西山、北山、东山、中山5篇为分区，各分区的山又分为若干行列按每一列从首山为某山述起，依次述某向若干里为某山，山下述某山出焉，其流注于某水或泽或海或无水。其所述地理、地望及山水走向大多可考。全部共述及49座山，其中见于汉晋以来记载以指实确切方位者为140座左右，又其中属中山范围内的占半数，对豫西、晋南、陕中地区的记载最为详确，离此地区越远则越疏略差谬。相传今传本《山经》是历代巫师、方士、祠官的踏勘记录，经长期传变编纂，难免有所夸饰，但所述地理、地望及山水走向大多可考，仍具有较好的正确性，如确曾有附图，则应具有地图的形式。而《海经》13篇，纯系方士之书，专门记载殊方异国传闻，几乎全是神话。从其内容看，有据图为文的痕迹，可能是以文字说明图像的。其所画神怪人物，显然不属地图形式。按《山海经补注》所述，「 ”经”与「 ”图”曾是并存的，何时佚图，无从考证。 《辞源》对「 ”山海经图”一词的释文称「 ”晋郭璞著《山海经图赞》，赞存而图佚，后仍依书另作新图，南朝张僧繇有《山海经图》10卷，宋咸平中校理舒雅按僧繇图迹重绘10卷，今皆不存”。说明了《山海经》确曾有图。晋陶渊明《读山海经》一诗中曾有「 ”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之句，从郭璞死于公元324年，陶渊明生于公元365年（或372年，或376年）的时间顺序来看，陶所观之图，应是郭璞所作《山海经图赞》之图。从《山海经》的内容来看，它对自然方面的山、川、道里、泽、林、野、动物、植物、矿物、天气等，人文方面的邦国、民族、物产、疾病等，均有记录，其所记神话也多而完整且较原始。总之，它保存远古传说、神话和史地材料甚多，在先秦古籍及后世典籍中都是少有的。因而引起历代学者的考订、注释和研究已如前述。现今的学者也认为《山海经》对研究古代的历史、地理、物产、医药、交通、民俗、文学、宗教、神话等都有重要科学价值。虽然对《山海经》成书时间众说纷纭，正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所说：「 ”编纂成书和书中资料是两回事，说此书成书于战国和秦汉，不等于否定书中有许多资料出于远古传闻。”既然成书时间有记载可考而不是凭空臆造，应该认为《山海经》是地图学在先秦时期的一项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重要成果。 在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发现了巨幅崖画《聚落图》，距今已有3500年历史；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花园村出土的《田猎图》是青铜器时代刻于甲骨上的原始地图图上刻有打猎的路线、山川和沼泽。这些可以算是已发现的中国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原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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