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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历史上的艰难时期,从俗世退隐出来,在中国并不算是走进象牙塔式的逃避主义;在某些情况下,例如经常发生在改朝换代,特别当新统治者是异族的时候,这样做,并不被认为是逃避国民责任,反倒被看做是一种体现道德理想的行为。进一步的抵抗既然毫无作用,与新政权妥协又未免可厌,不合作就变成了唯一的出路。这种情况在过去历史中层出不穷,最近的则是由元初士大夫设下的例子。现在到了清朝,许多有学之士都放弃了俗世,不是肉身退
在历史上的艰难时期,从俗世退隐出来,在中国并不算是走进象牙塔式的逃避主义;在某些情况下,例如经常发生在改朝换代,特别当新统治者是异族的时候,这样做,并不被认为是逃避国民责任,反倒被看做是一种体现道德理想的行为。进一步的抵抗既然毫无作用,与新政权妥协又未免可厌,不合作就变成了唯一的出路。这种情况在过去历史中层出不穷,最近的则是由元初士大夫设下的例子。现在到了清朝,许多有学之士都放弃了俗世,不是肉身退入佛寺道观,就是在心理上遁入一种奇异的隐秘世界。由于中国传统常能容忍怪癖行为,他们在这种世界中,也就可以不必负什么社会和政治责任。
对决心皈依宗教的人来说,他们的决定经常是多种因素混合而造成的结果。这些因素部分是实际的,部分是一时兴起的,都和宗教没有什么真正关系。有人为僧以后,却不削发。很多“隐士”也不真就是厌恶人世的人;他们断绝俗世往往只是形式而已,而且常又是短暂的。他们大部分仍旧是俗世知识分子圈的一份子。又名石谿的髡残倒是个例外。他似乎对他的同代人没有什么好感。他在明亡后落发为僧,其实就暗示了一种比较强烈的精神动机,或许也表示了他更渴望过孤独生活。他有一幅作品画了一位僧人坐在树上,用不信任的眼光向下望着。画上的亲笔题款坦白地说出了他的心意:“世界婆娑,安居是它,问我来甚,不说云何,处上视下,身处高柯,栖息无虑,迺(乃)在鸟巢。人说我险,我说你魔。”
髡残的山水在某些地方显露了董其昌的影响,但是其中基于直接观察自然的地方比源自此时期正统大师们的地方要多。他有些作品描绘的显然是他曾经住过的处所。从山水在第 4、5世纪首次兴起开始,继之以第 10世纪的伟大发展,在其间,政治混乱时期曾导致文人遁入了山林;此后,画家再度与自然做亲密的接触,也就引发了新的风格。以后这种情况反复出现的原因并不这样清楚,而且也绝不是由单纯的因果关系造成的。元季山水画的特点之一,是在题材上从宋末书院的理想境界,回归普通的现实景物。另一特点,则是画家依照文人画的新理想,对题材发展出一种保持距离的态度。到了清初,情况更形复杂。王时敏和一些人从明代大师们那里继承了以前人的艺术为依据,使用一系列定型题材和构局的传统。其他人,例如王原祁,则致力于用知性的方式来控制形式。同一时期,独创主义者一方面展现了完全偏离自然的变形观念;另一方面却又回归自然,重新思考早期山水论所持的,画家的心智与外在世界做直接接触的观点。
此幅髡残最著名的作品以坐落在长江畔,南京附近的报恩寺为题。1664年画这幅画时,髡残正住在寺里。他在创作中透露了对这些古物古景的喜爱。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入画里;琐碎的干笔表现了随意而又有点纷乱的景象,正像实景一样。峭壁和断崖都富有土层的坚实感,形式并不怪诞,各方面尺度都很合理。层层岚烟涌下山坡,翻卷在寺庙的四周,和其余景色一同在落照中泛起红色的光辉。处理得最好的是远岫的色彩。在这里,髡残放弃了所有明显的重线条,改用荒疏的湿笔,捕捉到了岚光霁烟的短暂印象。
髡残的风格具体表现了中国评论家所说的“草木华滋”或“苍深”的品质。与它相反的最好例子,是另一位画僧弘仁作品所表现的“疏萧”感。弘仁的《溪山无尽》画于 1661年,比髡残的“报恩寺”早三年。弘仁生在偏西于江南主要文化中心的安徽,是兴盛于清初的安徽画派的泰斗。批评家和弘仁自己在题跋中都明确提到了倪瓒的影响;但是他成熟风格中的倪瓒成分非常少。他把倪瓒风体变形到如此不可辨的地步,我们也就只能说,两者仅在趣味上相似罢了。弘仁和这位元季大师在简疏方面类近,这种气质在他某些最突出的作品中,和他一些手卷的段落中,例如复印在此的一节,表现得最好。他描绘危峰峻嶂的时候,使用了拖曳的长线条,表现山面上重叠的坡坳。线条上再用淡墨渲染。有时或用极浅的颜色,添加一些疏落的枯树干草,一些玩具似的屋舍,岸边一座孤亭。山水最后便像一纸用细铁丝和玻璃建成的结构,纤弱而不具实质。然而它透逸出寂静的气氛,像是从稀薄明亮的空气中看过去的一座敏感的抽象山景。但是无论弘仁如何对山水成分加以剧烈的削减和形式化,那真实的山水世界却正隐卧在后,丝毫没有因拟古主义和对笔法的贯注而受到损蚀。于是弘仁也就以其怪异的手法,表现了另外一种回归自然。
同时住在南京,又可能是髡残的朋友,龚贤,是另一位卓越的独创主义画家。他被认为是金陵派的领导,但是事实上金陵派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画派。龚贤常和南京的诗人、画家小圈子来往。他们都是在政治上不同意当权派的人。如龚贤一样,他们都怀念亡明。但是龚贤大部分时间都独自一人生活,住在城外一间茅舍里,种植他的“半亩园”。一位朋友形容他“性孤僻,与人落落难合”。作为画家,他也是孤孑一人。他曾说自己的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就像所有中国画家一样,龚贤也宣称自己师法古人,例如他曾提到自己学习米友仁达四十年之久——但是和其他独创主义者一样,他后来选择了一条独立走上艺术新领域的路。他的绘画世界完全是他自己的,以他个人的绘画语言而存在着。
这种语言相当单纯,只有统一的造句法和有限的词汇,几个重复出现而不倦的基本元素,一些尺度相近的笔触和形状。这些元素逐步累积成较大的形式,再由较大的形式组合成全图。或聚或散的墨点表现了苍秀的草木,但是主要目的却是使石面产生律动感。无数短笔或层层皴叠,以现石形;或融成一片,以发林木之华。有时部分形体像是消蚀了,只以某种质体的朦胧形态存在着。在弘仁大量削减景物,加以秩序安排时,龚贤这里则模糊了景物的轮廓和显眼的地方,把自然界种种形状和现象之间的不同处减少到统一得出奇的程度。同样出奇的是他画中落在石上的光影,画家曾说自己的墨法要比笔法高明。在这里,从最浓厚的深墨,到浅如白纸的淡染,各个层次都控制得很细腻。他喜欢在白纸上留下一丝丝空白,暗示光线断断续续落在岩地上的效果。浓重的烟岚随山谷飘流,不见村落,更空无人迹。视野是这样苍郁而孤寂,远离了宋代画家所谓的 “山可行可居”(郭熙《林泉高致》)的意境。没有人急着想进入龚贤的画境。
这三位画家的作品放在我们眼前,也许我们就可很清楚地看到,在独创主义画家拒绝接受成规定型,坚持亲身去了解造化的时候,他们绝对没有走向“写实”风格;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画是画家的心灵和外在世界交相作用以后的产物,而主要决定因素则是前者。如果画家的性情很怪异,他的画的确也会变得很怪异。但是中国绘画从来没有变成一种发展充分的非具象( non-objective)艺术,无论曾走到离它多么近的地方。这也许是因为中国人认为,绘画的表现价值不但在于笔墨和形式的非具象品质,也在于画家如何把视觉外象转化成艺术的这一过程上。绘画形象如果完全与自然断绝关系,就会失却它大部分的意义。同样的情形也适用在书法上。以比较狂放的风格写出来的字体可能完全无法辨认,但是无论离得多远,它总是和原来字体保有若干程度的关联。
把上面这种情况体现得最好的例子,是朱耷和他的画。朱耷生于 1625年,自号八大山人,本为明宗室。明亡时,二十岁的朱耷出家为僧。自此以后,他的生平记载就不清楚了,因为种种资料来源不是彼此不相符合,就是在事情发生先后上有若干出入。他的脑子可能受过极大的 ... ,所以经常忽而疯癫,忽而沉郁。他曾在门上书一哑字,从此以后便不和人讲话。他爱笑、爱哭、爱作怪状、纵饮、爱书画。与他同时代的人记录他:“襟怀浩落,慷慨啸歌。”他大部分作品都在醉中完成。这一位没有受过现代心理学训练的作者惊于八大竟能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如此有力的作品,便又叹道:“其醉可及也,其癫不可及也!”
以上有关八大疯癫和纵饮的记载,使我们想起了徐渭,二人画风的确也有类似的地方,暗示了八大某些风格源自这一位后来疯癫了的明画家。但是徐渭借狂妄奔放的笔法表现了他的精神恍惚状态,朱耷的典型作品却透露了一种抑郁感。这种抑郁感正符合了我们所知道的朱耷的个性。对朱耷来说,绘画是一种与人交流的工具。这种工具用在他手中时,充满了表现力量,但是真正顺当流畅的时候并不多。他运腕缓慢,笔又时常奇怪地扭动着,在线条转向时,这种扭动最为明显。无论造成的印象是如何的松弛或笨拙,我们应该了解,这都是故意的;中国画中再没有比朱耷更具劲力的线条了。随着墨色深浅的不同,同一条线中出现了层次各别的色调,墨团有时很湿,水渍就在纸上化开,模糊了墨团的边缘,另有些地方的笔触却又很干疏。笔墨的千变万化创造出连贯而独特的品质,使朱耷的作品不同于其他画家——当然赝品也就无法混淆视听了。他的画风是严经训练后的产品,但是他所依据的,是与生俱来而又神秘的规律,和普通画诀没有什么关系。
他的画似乎常带特殊的含义;如果有人想用言语来解释它们,恐怕要一无所获,但是艺术家毕竟也不会去这样做。单脚独立在斜石上的怪鸟常常出现在他画面中,是对画家本人具有某种特殊意义的象征吗?或者,它们不过是画家屡开不倦的个人性的玩笑?他的鸟和其他鱼禽往往又有方形或菱形的眼睛。这种种现象如果带有任何重要性,对我们也一样深不可测。有时他似乎把人性也加入了这些形象中:一只乌鸦,一条鱼,怒目而视,栩栩跃于纸上,毛茸茸的小鸟——例如出现在这里的——似乎就比我们在动物界看到的小鸟更有自信。
他在山水画里把这种怪诞趣味带入了更复杂的构局。夏威夷美术学院( Honolulu Academy of Arts)藏山水册页是他少有的设色作品之一。一条单线、一弯弧钩,重复出现在画中。这种线条和显眼的横、直墨点——横点也用来表现小树的叶,直点表现小树的枝干——提供了非凡的画面的一致。点点浓墨点缀各处,有意除去深度感,于是将整个构图拉近图面,在形式上也就和近来西方艺术的主要倾向有类同的地方。然而它保留了更多一层意义,因为它仍旧保存了山水的形象,描绘了怪石倾斜,中央高峰主掌全图的局势。
京都相国寺藏的一张山水轴很特别,构图比较疏旷,更具即兴意味。各处都有改变原计划的痕迹,暧昧的段落像是无心中画成似的。纵然这些段落给人一种冷峻而内敛的感觉,朱耷的山水却从来不像是以理性严加控制而画成的,好像王原祁那样。朱耷的山水比较受创作进行之时的瞬间与直觉的构想所定局。山岩蜿蜒起伏的走势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用逻辑来了解,一笔一墨也不都是有明确的作用和重要性。但是全景洋溢着生机,还有一种浑厚感,使人不由得想起朱耷很崇敬的宋代山水大家们。
登峰造极的独创主义大师中,视野最宽广,技巧最高妙的画家是原济,又名石涛。像朱耷一样,石涛也是明宗室, 1644年也出家为僧。晚年以前大部分时间逗留在扬州及其附近一带,但是不曾久住过什么地方。他经常旅行、访友、攀登各处名山。他追随了郭熙的箴言,从造化中吸取敏锐的直觉印象,但是同时也“知夫乾旋坤转之义”。在了解绘画艺术方面,他很少依赖已存风格;他可能是最具独创性的后期画家。他曾写下自己的信念,在某种程度上,其他独创主义画家也同意这一信念:“今问南北宗,我宗耶?一时捧腹曰,我自用我法。”
石涛说“一画”乃是“众有之本,万象之根 ”,他的山水论《画语录》的第一章阐明了这一论题,再一次建立了宋朝画论家曾经认识到的,自然与艺术创作之间的神秘关联。他从视觉世界的千变万化中,抽炼出一种有限而秩序的形式系统。研究石涛和其理论的孔达( Victoria Contag)把这种系统看成是儒家思想中的“第二层现实”。画家细细咀嚼他的见闻,觉察到同中之异、离中之合的关系。石涛常常描绘特殊景象,这些景象必定是根据他游历山水时画下的草图和记忆而画成的;但是他完全融会贯通了他的经验,于是画下了一山,也就变成了众山。
这一幅王季迁收藏的绝妙山水册页,描绘一人独坐在崖隙内的小屋中。但是勾勒石壁的线条翻扭盘延得这样强烈,使全画看来绝不像是在描绘什么固定的景色而已。再三重复勾勒的轮廓线条也透露了画家不愿受到这种限制的意愿。他要展现给我们的是,既能塑造又能摧毁土石的力量,绝不是仅仅止于描绘土石而已。我们神会画家运腕转笔时的韵律,这样我们自己也就加入了令人起敬的创造行动。像朱耷的山水册一样,书法性线条和点的并用(石涛引入了颜色和水墨混用的新法。在这里他使用了浅赭石色和浅青色),除了使质面产生跃动的效果外,又将画面拉近观画人,制造了最直接的冲击力。石涛的册页比朱耷更具造化力量:勾勒山壁轮廓和主筋的线条像似一张自具生命的网,又像生物体内的血管脉络,渗穿了种种形状。
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为题材的短卷,达到了几乎同样强烈的视觉效果,它的强烈程度只被添加在画中的文学内涵冲淡了一点而已。它描绘的是一名渔人的故事。某日此渔人在桃树林中顺流寻源,发现了一座隐秘的村落,村人原来都因避秦而来,隐住在此地已经好几个世纪了。渔人归去以后,上报这一世外桃源,官府于是下令搜寻;但是再也无法找到它的去向。在石涛的画中,我们看到渔舟停泊在源头,村中长老正在欢迎带着桨的渔人。土石峥嵘,上面浸染着深靛青色,叠落着色点。巨岩分隔画面,把想象的理想世界从俗世隔开。村野、人物、林木,洋溢着简朴的童稚趣味。这里显然不存在着旧格成规,也没有预定而现成的笔法。提倡 “无法即有法”的石涛,使技巧配合了他的表现需要,甚至在同一画面,也避免使用完全一致的画法。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就牺牲了统一画面的基本法则,所以,依然能成功地把局面连贯起来。
石涛的杰作《庐山观瀑图》达到了高度的雄伟感和普遍性。这是一幅巨型绢本山水,画家在题款中很恰当地提到郭熙:石涛的确在一刹那间捕捉了主客之间不稳定的平衡感,这是六个世纪以前,北宋山水曾经获得的最高成就之一。《庐山观瀑图》当然不是某一实景的翻版,但是如果画家不预先根据长久累积下来对现实的掌握,归纳出一种对光、雾、山脉的特性和构造的透彻了解,他就不可能达到这种水平。站在画底突岩上的那位人物也许就是永不疲倦的攀山者石涛自己吧。还有一位耐心的友人在旁伴候着。景观是一片寂然。他不上眺瀑水,却下望山岚。山岚飘过,濛卷了所有视界,只余下松林的顶层,还继续在他脚边流连。远岫渺茫。一峰翻向一峰,另一峰更迢遥。在一片云霭之上群峰累累迤逦向远方。悬瀑从陡壁刷下,冲过一层又一层的断谷。形体和空间交相融蚀,烟霞流涨。在崖底高士的冥想中,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在这不可抗拒的境域里,似乎融成了一体。
清初独创主义者在这类作品中,把山水画带到了另一顶点。虽然他们由个人的组织归纳法而创造出来的感官世界有时变形到在图画和实景之间只保有一线关联而已,他们却比以前以及同时代的士大夫画家们更从自然中取材。他们笔法卓越而非正统,但是除朱耷以外,很少像其他文人画家一样,使笔法呈现独立的表现功用。他们对现实的了解和其画风一样独特。和宋人一样,他们并不完全依赖绘画以外的哲学或宗教体系来创作。像画家是不是佛僧或儒家,这一类问题,例如前者如髡残,后者可能如龚贤,或者诸如朱耷和石涛所代表的,个性和画风合一的种种复杂问题,都和他们画作的品质没有多大关系。山水画本身就是超于形上的一种声明,它们不但自给自足,而且动人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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