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简帛书看隶变的历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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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简帛书看隶变的历程（上）隶变无疑是汉字演进过程中最伟大的变革，也是书法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事件。简帛书亦以实物展示隶变的过程，尤为有说服力。但结体已明显从曾侯乙墓楚简的偏长变为扁平。隶变的童颜，以青川木牍最为显著。这些都是隶变的征兆。

从简帛书看隶变的历程（上）

　　隶变无疑是汉字演进过程中最伟大的变革，也是书法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它到底从何时开始，又到何时结束，却历来有分歧。有的研究者认为隶变始于春秋时期侯马盟书，有的则把期限放在战国中晚期的青川木牍时期；至于隶变的完成，有人把它定在西汉初期，有人则认为隶书在东汉才臻于全面成熟。说法不一，证据各异。援引史书者、碑版者各有各的道理。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观之，实物的证据在这儿更重要。简帛书亦以实物展示隶变的过程，尤为有说服力。

　　一、简帛书反映出的隶变历程

　　1、隶变的早春二月：曾侯乙墓竹简及包山楚简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许慎的《说文解字序》都把隶书的产生放在秦统一中国后，这个看法，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出土简帛书已证明，在秦以前就有隶书存在。其实，郦道元的《水经注》已说：“孙畅之尝见青州傅宏仁说，临淄人发古冢，得桐棺，前和外隐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余同今书。证知隶自古出，非始于秦。”

　　郭沫若认为：“这断案是正确的，但所引证据则不一定可靠……西周中叶的胡公，是齐国统治者。他的棺铭不可能使用草篆，更不可能便是‘隶字’。”今人林奎成认为胡公棺前的文字是篆、隶杂用，“惟三字是古”，是官用篆书，估计是题额之类，其它的用隶书书写。这只是推测，未有实物为据，不足为凭。

　　“隶自古出”到底“古”到什么时间？最好还是从出土的简帛中找答案。简牍崛起于殷商。《尚书·周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就是竹简。《史记》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这么看，竹简书春秋战国时已普遍应用。1978年出土的曾侯乙墓竹简共240多枚，合计字数6600字，约写于公元前433－400年之间，属战国早期。竹简的书法风貌，基本是起笔逆锋而入，线条粗重，走笔则疾速劲挺，收笔尖细瘦健。这种用笔 ... ，显然受北方蝌蚪文的影响。横画的特征大多向上略弯下垂，结体以纵长为主，章法的布白空阔疏宕。很显然，这批竹简的书风与同时出土的铭钟铭文、石磬文字相接近，还不是什么隶书。虽然曾侯乙墓竹简的书风属于大篆，但是它的纵长取势已分明有小篆的体态，间杂其中的方笔和直线，递送一二微弱的隶书信息。

　　对大篆繁琐字形的简化和削减，在各国都有发生，其中包山楚简就是一例。包山楚简共278支，总字数达12472字，可以说是代表了一个时期的书风。这批竹简由多人书写，风格并不一致，但都透露出隶变童年时期的信息。用笔大多随意，起笔重，收笔轻，头粗尾细，笔画有粗细变化，有些简蝌蚪之形还较明显。包山楚简依旧保留了荆楚书风好圆好曲的某些遗意，线条的弧度富于变化，特别是因走笔的迅捷顺势带出的圆弧线条，多抒情的意味。但结体已明显从曾侯乙墓楚简的偏长变为扁平。它的书写比较快，也较潦草，属草篆的变异。带有尖钩的笔迹态势活泼，造成顾盼照应，风格奇肆。包山楚简横画的笔法如在收笔时加上顿按，再向上挑出，就是波磔的隶书味了。这说明，隶变童年期的笔法还很幼稚。

　　隶变的微弱信息也可以从春秋晚期写在玉石片上的侯马盟书看出来。侯马盟书的字体是所谓的蝌蚪文，亦即王国维说的“东方古文”，以毛笔书写在玉石上，量极大。1965年在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约5000余件。书写时间为公元前497－489年。载书文字一字多形，并有大量简化和合写。笔法是起笔重，提顿明显，竖笔也多带弧意，笔画之间有映带、揖让的关系。它对大篆的书法形态已经有所破坏，属草篆的类型。或者说，它的“蚕头”形态和某些笔道中，已有那么几丝隶书的信息，这就是隶变的早春二月，一般人还不能由此感觉到隶书春天的脚步。

　　2、隶变的童颜：青川木牍、天水秦简 　　

　　判断一种字体的演变，并不能只根据一件作品中一二少量的信号，而应根据相当信息量的字形的发生；而且不能只凭一件孤立的作品，至少应有若干作品同时出现，方能说明一种现象的初步性质。隶变的童颜，以青川木牍最为显著。

　　青川木牍是1980年四川青川县出土的木牍，46＊2．5cm，墨书，只三行，共119字，书写的时间是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此牍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古隶书迹。木牍的字体是由大篆直接变化而来的新体，因此，形态还比较原始，少量的字与大篆形体上相近。但大多数字已有了新的面目。这些新面目主要表现为：对篆书的许多笔画作了大胆的省略或合并，凡从水的字，如“波”“津”等均简为三点水，这已是正规的隶书形态；横画平直的形态已露端倪；用笔基本为“逆入平出”，大多数字形已出现隶书的笔势、笔顺和笔画的连接方式；笔画的转弯处，虽还留有篆书圆转的形态，但已有方笔出现，一些字的结体已趋方扁；章法上布白疏朗，而不是大篆的错综参差。这是一种介于篆隶之间的新体，或者说是古隶，因此值得高度重视。

　　属于隶变初期的简帛书，还有战国中期的长沙 ... 库楚帛书以及天水放马滩秦简等。 ... 库楚帛书虽是大篆风貌，却写得轻松、自然。横画起笔先作重点，然后行笔作圆弧状，收笔稍下垂，有时略带横钩，富装饰味，这是楚书书风的残余。结体方正略扁，“行”“用”等字明显带有开张的隶势。章法疏朗，字之间行距匀称。线条富弹性，且有粗细变化。这些都是隶变的征兆。饶宗颐说：“楚帛书用笔圆浑，无所谓悬针，起讫重轻，藏锋抽顿，风力危峭，于此可悟隶势写法之祖。”这切中了初期古隶书的用笔特点。

　　天水秦简成册于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前，已是战国晚期，距离青川木牍已有70余年的时间。天水秦简的文字，还存在很多与大篆写法相同的现象，有些字的笔画还很繁琐，有些笔画少的字，如“方”、“亡”、“犬”，其结体造型几乎与大篆没有什么区别。但省减、合并、简化的成分已增多，很多偏旁已是草体的写法。横竖交叉的笔画处理，明显断开，简短斩截的隶书笔触也较醒目，横画的排迭已多带隶意。从用笔的特征看，头粗尾细的蝌蚪文古文笔法依然存在，辅以侧锋，书写漫不经心，既有草篆的飘逸，又有秦隶的古朴厚重。与青川木牍不同的是，一些字出现了特别夸张的笔意，如“可”“成”字，姿态翩翩，抒情味很强，这表明大篆的草化和简化已进一步加强，大篆字形的破坏也在加强，线条交接的方式进一步向隶书转化。当然，由于处在隶变的初级阶段，字体结构方式不够成熟，字形很不统一，同一个字往往有不同的写法，同一字的偏旁也作不同的处理。各种约定俗成的写法表明隶体的不定型和多变，如何简化、如何造型、如何用笔都处在摸索的阶段。但天水秦简已从大篆的形态中解放出来，具有隶书初期的形态特征。

　　3、隶变的青春姿态：从睡虎地简书到银雀山简书 　　

　　隶变是对篆体文字的简化、草化、快速化，其结果导致字形简化、抽象化、符号化。在隶变的童年时期，这种简化和符号化是局部、少量进行的。经过一百多年的渐变，至秦始皇初年，隶变的速度突然加快。这是有原因的。当时“官狱职务繁”，加之规定“有事情也，必以书，毋口语，毋羁请”。秦国面临的各种外交事务及国内的公务往来急剧上升，一般官员及文职人员经常要抄写大量的文书，因此迫切需要一种便捷、快速的字体。实用需求 ... 了秦隶的发展。云梦睡虎地的大量秦简，证明了这一点。这批简共1155枚，所记的内容十分庞杂。有关法律狱事的，就有《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问答》、《封诊式》等，还有《为吏之道》、《日书甲乙》、《语式》等文献。这批竹简分别从12座墓葬出土，时间跨度从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虽然其中有些简与天水简属同一时代，但睡虎地秦简却已属成熟的秦隶。故本文把这视为隶变青春期的前期代表。

　　由于睡虎地秦简的时间跨度亦有近90年的时间，故有些简古隶的成分多一点，有些则大篆的遗意浓一点。具体来说，《法律问答》中，用笔的提按、轻重明显，一般横细竖粗，笔画转弯处断开，横竖相交，这是一个隶书写法的新信号。《秦律杂抄》中的结字，大多数是长方或扁方，大小变化大，也与篆书的结体拉开了距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语式》等篇的横画，已完全不同于包山楚简横画的上弯圆弧状，具明显的波挑态势，尽管这种态势还较含蓄。睡虎地秦简的走笔大多迅捷，且节奏鲜明，结字中的省略、合并也十分常见，并日趋简单化和符号化。这些都有力地说明至战国末年，篆隶相杂的初级形态已向古隶转变，或者说，睡虎地秦简表明古隶的新阶段，但只是初级阶段。

　　2002年1月湖南龙山里邪出土了三万六千枚左右秦简，这批秦简的纪年从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至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经历了整个秦代，可以说是秦古隶的典型代表。这批秦简的书法形态比睡虎地秦简有了许多改进，主要是：里邪秦简的字形纵长，与睡虎地秦简的偏方正不同；横画平直，用笔上能逆入；宝盖头的写法已完全是隶书的笔顺和笔势；多数文字的结体，笔画省略和合并普遍使用，“言”“阳”等字的写法已与今无异；夸张的笔画时有可见，书写者已明显地有表现的痕迹；章法安排上也错落有致。也就是说，里邪秦简对字形改造的力度远比睡虎地秦简强，且笔法的运用也多样丰富，这就大大地推进了隶书向正体化迈进。当然，里邪秦简还只是隶变过程中的一环，许多文字仍然保留了篆书的写法，或者在同一简中，同一个字，有的用篆，有的用隶，这种新旧写法的杂糅，表明隶变还处在发展中，某些约定俗成的写法还未能形成某种规则。里邪秦简大多有书写者的署名，由于各人的文化程度有高低，书写的水准有不同，故在书写风格上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但总体上说，里邪秦简已是比较成熟的古隶了。里邪是湖南的一个僻远小城，这批竹简是秦代县级文书档案，比较真实反映了日用书写的原貌，也反映出当时秦隶的普及程度。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帛书的字数在十二万以上。抄的内容大多是古佚书，共二十多种。书写时间，大多在秦汉之交，它们在体貌上古朴而有隶意，笔法上也有新的特色。

　　这批帛书中，《五十二病方》、《春秋事语》的书写年代较早。据李学勤先生推断，《五十二病方》的抄写不晚于秦汉之际。字的结体上紧下松，略为颀长，带小篆的影子。但横画的线条平正，略有向上的波势。写法则较草率，而这种草率又与秦铭中的草率相仿，因而可以把它视为战国时秦代草体与秦始皇小篆的混合。而《老子甲》、《春秋事语》等在笔法上有所发展，《老子甲》的横，挑势明显，分书的意味浓；结体上，撇捺尤有姿态，左细右粗，姿态翩翩，且线条的对比强烈，这在“人”字的书写中尤为突出。笔画大多短小，结字紧凑，有些横缩成短点，右角的书写往往一笔带过，写成大圆弧。因而，《老子甲》从整体看潦草、捷速，仿佛是一曲随意的舞蹈，抒情的意味被凸现出来。《春秋事语》的笔势更舒展，结体宽博、方正，线条质地古朴，横竖的折笔明显，这表明古隶的方笔开始得到重视。另外，《春秋事语》的笔画较为肥厚，线条的粗细安排已有审美的自觉。尤其是运笔过程中轻重强弱的控制十分有特色，它使线条的起伏符合锋毫的运动方向。这又进一步表明，在追求实用的快捷之外，还追求美的效果。

　　到银雀山竹简出土，古隶的形态趋于成熟。银雀山竹简共4974枚，抄写《孙膑兵法》、《孙子兵法》等十余种古籍。《孙膑兵法》等作品，虽仍保留一些篆书的结构特征，但篆意更少。书写的快捷进一步以符号化的省略破坏了象形结构；字形大多横扁取势，少数笔画夸张，这是故意强调笔势；结体上右高左低，行笔顿挫有力，字形大小不一，布置疏密相间，又含蓄稳重。总之，银雀山简书笔意恣肆，不但古意盎然，流畅活泼，而且还夹杂了一些楷书的反捺和行书的连笔。这表明，秦简的古隶已独具面目。稍后的张家山汉简、江陵凤凰山木牍，用笔的提顿更加明显，横画的线条更有装饰性的挑势，结体舒展，参差错落，早期八分书的形态已寓其中。

　　秦简古隶是隶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从青川木牍到银雀山汉简大约经历了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逐步形成了古隶的基本特色。主要是：

　　（一）用笔简捷，笔画古朴，无装饰性； 　　

　　（二）成熟的古隶多得横势，摆脱了大篆线条回旋弯曲的形体，结体或扁方或正方； 　　

　　（三）笔画有粗细变化，用方笔，但不是汉代隶书的波挑取势。

　　（未完待续）

　　摘自：《书画艺术》200405

　　编辑：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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