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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北魏太武帝当政时期，司徒崔浩奉旨率领众位史官编修国史，太子的老师、中书侍郎高允也参加了国史的编辑工作，因为这些史官把北魏朝廷的许多丑事都不加避讳地写在了史书上，还把这些文字刻在了石碑上，因而惹怒了那些皇族人员，他们认为此史官给皇族丢了面子，就向太武帝告发，要求太武帝...
北魏太武帝当政时期，司徒崔浩奉旨率领众位史官编修国史，太子的老师、中书侍郎高允也参加了国史的编辑工作，因为这些史官把北魏朝廷的许多丑事都不加避讳地写在了史书上，还把这些文字刻在了石碑上，因而惹怒了那些皇族人员，他们认为此史官给皇族丢了面子，就向太武帝告发，要求太武帝追究崔浩等人的责任。太武帝大怒，便兴起了一场文字狱，下令将参与编写史书的崔浩等人全部逮捕下狱。
太子闻讯后，立即把高允接到自己府中保护起来，第二天早上，他亲自带着高允去见太武帝，以便当面向太武帝求情。路上，他叮嘱高允说：“如果皇上问你话，你一定要按照我的口径回答！”
见到太武帝后，太子说：“我在东宫和老师（指高允）相处多年，知道他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他虽然也参与了国史的编辑工作，但他地位低，在其中起的作用不大，主事的全是崔浩，请您赦免他吧！”见太子替高允求情了，太武帝也有心想要赦免高允，便问他道：“国史都是崔浩写的吗？”显然，太武帝这是在给高允找了个台阶，只要高允顺着他意思说“是”，也就万事大吉了。可没想到，高允竟然说：“不是，《太祖纪》是邓渊写的，《先帝纪》和《今纪》是我和崔浩合写的。但崔浩管的事多，只抓纲要，至于具体注疏，我写得比崔浩多。”太武帝一听，鼻子差点儿气歪了，大怒道：“照这么说，你的罪过比崔浩还要大，我怎么能饶了你呢！”太子连忙替高允辩解道：“高允是被吓坏了，所以才胡言乱语，我之前问过他，他说全是崔浩写的！”太武帝便又问高允：“是这样的吗？”等于再次给了他一次机会。哪知高允竟然说：“太子是为了救我的命才这样说的，其实他从没问过我修史的事，我说的全是真话，我并没有被吓傻。”按理说，高允如此不通情理、不懂得变通，太子想救他也救不了了，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了。但没想到，高允的这种诚实、大无畏的精神，感动了太武帝，他没有坚持追究高允的责任，当场下令赦免了他。
太子和高允往回走时，太子责怪高允不知见机行事，以致一再激怒皇上，给自己找麻烦；但高允却回答：“按照历史事实撰写国史论述朝政得失，这并没有错。我和崔浩一起编写史书，应当共享生死荣辱，出了事，我怎么能全推给他呢？您一心想救我，我很感激，但我不能为了活命而说违背良心的话啊！”
趋利避害是人的一种本能，很多人在灾祸到来时，出于自保的本能，都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不惜落井下石，以此来漂白自己。但高允的做法却恰恰相反，大难当头之际，高允并没有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是宁可被杀头也不肯污蔑他人，表现出了令人敬仰的人生担当。“不能为了活命而说违背良心的话”，是高允精神风骨的真实写照，也是一种值得我们学习的处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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