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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曾国藩是一位宣扬理学的卫道士，经常强调一个「”诚”字。常以「”忠”「”勤”「”不爱钱、不怕死、不恋官”等信条相标榜，死心塌地为清王朝卖命。他认为，真正的人才必须德才兼备，而才高德薄之人则绝对不可用。他又认为德的最高境界是「”忠”「”诚”，对于他的部下来说，具体标准就是对其忠贞不二。他对于因遭训斥而改换门庭的人恨之入骨，而对虽遭训斥仍忠心耿耿的人，往往会加倍重用。在曾国藩所信任、提拔的众多人才之中，
曾国藩是一位宣扬理学的卫道士，经常强调一个「 ”诚”字。常以「 ”忠”「 ”勤”「 ”不爱钱、不怕死、不恋官”等信条相标榜，死心塌地为清王朝卖命。 他认为，真正的人才必须德才兼备，而才高德薄之人则绝对不可用。 他又认为德的最高境界是「 ”忠”「 ”诚”，对于他的部下来说，具体标准就是对其忠贞不二。 他对于因遭训斥而改换门庭的人恨之入骨，而对虽遭训斥仍忠心耿耿的人，往往会加倍重用。 在曾国藩所信任、提拔的众多人才之中，李鸿章被视为第一高足，曾国藩对其特别重用提拔，爱护备至。 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李在对他的忠诚上有那么一股韧劲。李鸿章曾因为李元度丢失徽州一事说情惹恼了曾国藩，负气离开祁门老营将近一年。 这期间，显要人物袁甲三、胜保、德兴阿等人，都曾多次相邀，许以重保，但李鸿章不为所动，宁在江西赋闲。 等待曾国藩回心转意，终于以其耿耿忠心和卓越才干重入曾幕。掌握四省军政大权的曾国藩，对李「 ”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诺，曲尽其熏陶之能事”，使李鸿章最终竟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塔齐布是与罗泽南齐名的湘军将领，姓托尔佳尔，满洲镶黄旗人。 1853年曾国藩在长沙开始练湘军时，塔齐布还只是一个绿营守备，旋升用游击署参将，率兵与湘军一起操练。 曾国藩每次见他早早到场，「 ”执旗指挥，虽甚雨，矗立无惰容”。 曾国藩用戚继光法训练士卒，每当检阅步卒，塔齐布都穿着短衣，腿插短刀侍立一旁。 曾国藩注意到这位身材高大、面身赤红的满族军官，与之相谈，大为赞赏。 及到他辖下的军中检查，见其训练精严，且能团结士卒。曾国藩退而叹息：绿营兵中这样的带兵之人已是凤毛麟角, 因此更加敬佩塔齐布。 但副将清德却嫉恨塔齐布的才勇，常在提督鲍起豹的面前讲塔齐布的坏话，提督也不分青红皂白，多次羞辱他。 曾国藩于是上疏弹劾副将，举荐塔齐布忠勇可大用，并说：若塔齐布以后「 ”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 塔齐布后来在湘潭之战、岳州之战、小池口之战和武昌之战等湘军前期几次大的恶战中，都表现了出众的勇敢，尤其在被称为「 ”湘军初兴第一奇捷”的湘潭之战中立了大功而被提升为提督。 而湘潭之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关系到湘军能否崛起的一次关键战役。 塔齐布平时有愚憨、无能之态，及到战场，摩拳切齿、口流唾沫，一副好似要生吞对方的架势。尤好单骑逼近敌垒侦察虚实，几次进入危境，都转危为安。 曾国藩在识人方面值得称道的是他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和理解。 清末国外势力在中国耀武扬威，当时的中国对此不是奴颜婢膝就是盲目排斥，而曾国藩在这个问题上则显得十分清醒，他特别看重在通洋、经商方面颇有心计的容闳。 曾国藩历来被誉为颇具知人之明，而这种知人之明除了主要表现在他慧眼识才，还具体反映在他与左宗棠的关系上。 左宗棠在曾国藩死后，曾写了这么一副挽联，别出心裁地把自己写了进去：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有了这么多的事例，再结合曾国藩关于人才的言论看，我们认为他对人才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 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识才，先对人才时加考察。 曾国藩说：「 ”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就是说，要对下属由内而外、神形兼顾同时进行考察。 曾国藩尤其注重属下的建言。曾国藩说：「 ”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 通过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观察下属的才识程度，确实是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 曾国藩于道光三十年（1850）所上的广开言路的奏折中，提出了对人才的甄别，他把它归之于培养之方中。 其实，甄别，就是考察。甄别的目的是「 ”去其稂莠”。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对那些不投在上者之所好的人才，不加培养，不加使用，固然是对人才的浪费； 而单凭在上者的爱好或印象保举和超擢，把那些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当作人才来培养和使用，必会造成恶劣的政治后果。 这种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正如曾国藩说：「 ”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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