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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厢记》不仅是王实甫的代表作，而且是元代杂剧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西厢记诸宫调》摒弃了《莺莺传》的悲剧结局，以张生和莺莺双双私奔团圆作为结尾。《西厢记》的思想内容所达到的高度和人物形象所取得的成就，在戏曲中都是前所未有的。《西厢记》的戏剧冲突有两条线索：以老夫人为一方，莺莺、张生、红娘为另一方的矛盾。这两组矛盾交叉发展、互相影响，使《西厢记》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
《西厢记》（汉语拼音：Xixiang Ji；英语：Romance of the Western Bower），中国元杂剧作品，5本21折。作者王实甫。《西厢记》不仅是王实甫的代表作，而且是元代杂剧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目录
故事流变
《西厢记》故事直接来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此外，流传的西洛书生张浩与东邻女李莺莺踰墙相会、终成眷属的故事，以及蒲妓崔徽为裴敬中憔悴而死的传说，在题材和人物、情节上对《西厢记》都有某种影响。
《莺莺传》写唐代贞元中书生张生与少女崔莺莺从恋爱、结合到离异的悲剧故事。作者元稹可能受到张鷟《游仙窟》的影响。所谓“游仙”，本意写嫖妓宿娼；所谓“会真”，实质是写偷情艳遇。所以作者抱着欣赏文人风流韵事的态度，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加以肯定。但崔莺莺的悲剧形象和悲剧命运赢得了人们的同情，一些文人诗作中不时提到“莺莺”和“待月西厢”事。
到了宋代，崔、张故事十分流行。秦观、毛滂的《调笑令》以一诗一词咏唱这个爱情故事，使它成为歌舞曲词。赵令畤创作了可说可唱、韵散相间的《商调蝶恋花词》。小说有《张公子遇崔莺莺》，见于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此外，罗烨的《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记有小说《莺莺传》。赵令畤的鼓子词和《绿窗新话》中的《张公子遇崔莺莺》与元稹的原作不同，它们都删去了传奇小说文中张生诋莺莺为“尤物”、“妖孽”的部分，赞赏莺莺的真情，同情她的命运，并对张生的行为颇有微词。
金代章宗时董解元将这个故事改编为长篇巨制《西厢记诸宫调》（又称《西厢搊弹词》或《弦索西厢》）。它在主题思想和人物塑造上都与《莺莺传》有根本的差异。《西厢记诸宫调》摒弃了《莺莺传》的悲剧结局，以张生和莺莺双双私奔团圆作为结尾。《莺莺传》中矛盾的双方是张生和莺莺，导致莺莺悲剧命运的因素是张生的薄幸。而《西厢记诸宫调》中的基本矛盾是争取婚姻自主的崔、张和以崔母为代表的封建势力，这就使作品具有明显的反抗封建礼教的思想。与此相联系，《西厢记诸宫调》中主要人物的性格有了很大的变化，从《莺莺传》到《西厢记诸宫调》，崔母从一个性格软弱的老婆婆，成为封建势力的维护者，崔、张婚姻的直接障碍。张生从一个思想感情上存在矛盾的负心汉，变成一个用情专一、敢于反抗封建礼教的多情种。而莺莺的形象则显现出鲜明的反抗性。《西厢记诸宫调》还创造了两个身世卑微的小人物——红娘和法聪，并赋予他们勇敢、机智的性格和济危解难的侠义肝胆。
虽然《西厢记诸宫调》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还存在一些缺点，但从《莺莺传》到《西厢记诸宫调》完成了质的变化，从而为杂剧《西厢记》的创作奠定了反对封建礼教的主题。
思想内容和人物性格
《西厢记》和《西厢记诸宫调》相比，在思想内容上更趋深刻，它正面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张，具有更鲜明的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主题。首先，《西厢记》歌颂了以爱情为基础的结合，否定了封建社会传统的联姻方式。作为相国小姐的莺莺和书剑飘零的书生相爱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以门第、财产和权势为条件的择婚标准的违忤。莺莺和张生始终追求真挚的感情。他们最初是彼此对才貌的倾心，经过联吟、寺警、听琴、赖婚、逼试等一系列事件，他们的感情内容也随之更加丰富，这里占主导的正是一种真挚的心灵上相契合的感情。其次，莺莺和张生实际上已把爱情置于功名利禄之上。张生为莺莺而“滞留蒲东”，不去赴考；为了爱情，他还几次险些丢了性命，直到被迫进京应试，得中之后，他也还是“梦魂儿不离了蒲东路”。莺莺在长亭送别时嘱咐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她并不看重功名，认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即使张生高中的消息传来，她也不以为喜而反添症候。《西厢记》虽然也是以功成名就和有情人终成眷属作为团圆结尾，但全剧贯穿了重爱情、轻功名的思想，显示出王实甫思想的进步性。
与上述思想内容相联系的是《西厢记》中主要人物的性格都具有鲜明的特征。张生的志诚、忠厚和他对莺莺的一往情深，构成了他的主要性格特点。同时，作者又写了他的呆气和脆弱。他对老夫人的机诈权变几乎毫无准备，拙于应付；他对莺莺在爱情上表现的矜持、犹豫常常产生误解，引出矛盾。所有这些，在“赖婚”、“赖简”等喜剧场面中都有充分的表现。正由于他的脆弱和忠厚相连，呆气又与钟情并存，所以，他的这些“缺点”反而有助于突出他的志诚、憨厚的性格特点，他和他的感情也易于赢得观众的同情和好感。
莺莺的性格深沉而内向，她的一往情深与张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从佛殿相遇到月下联吟，她已经爱上了张生，但她的生活环境和她的许多思想负担，使她不愿轻易泄露内心的秘密。崔母赖婚以后，她开始勇敢起来，但又有“赖简”的曲折，直到“佳期”以后，她才不再掩抑已经被唤起的爱情。这一切都使她在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中，表现出虽是一往情深，却又欲前又却步的曲折的内心情绪。
红娘身份卑微，在崔、张婚姻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却至关重要。她支持崔、张恋爱婚姻，反对封建家长干预。她伶俐机敏的性格决定了她的行动方式：对志诚、憨厚的张生是坦率的，热心地为他出谋划策；对心细如发的小姐十分小心，仔细揣摩她的心理，要做“撮合山”，又要不露痕迹；对老夫人，她敢于抗争，有勇有谋，在“拷红”一场中，她的思想性格得到了最充分有力的表现。
聊斋志异老夫人竭力维护门阀利益和封建礼教，在她身上，更多地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冷酷无情、专横跋扈、背信弃义的特征。比起《莺莺传》和《西厢记诸宫调》来，《西厢记》中的老夫人是个成功的封建家长的典型形象。
火头僧人惠明的豪爽和叛逆性格也是别具特色的。他不理会佛门的斋戒、 ... 戒，鄙视佛门中的庸僧。在孙飞虎兵围寺院、要抢走莺莺时，他一人挺身而出，冲出重围，前去搬兵，实际上也就帮助成全了崔张婚姻。这个豪侠勇武的僧人形象，丰富了《西厢记》所描写的人物群像。
《西厢记》的思想内容所达到的高度和人物形象所取得的成就，在戏曲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西厢记》的艺术特色
《西厢记》情节曲折，波澜迭起，悬念丛生，引人入胜。全剧接连不断的起伏跌宕，常给人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之感。《西厢记》的戏剧冲突有两条线索：
- 以老夫人为一方，莺莺、张生、红娘为另一方的矛盾。这是维护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势力与反对封建礼教，反对门阀观念，追求爱情和婚姻自由的叛逆者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双方是对立的。
- 莺莺、红娘、张生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主要是由于他们之间存在的不同个性和一些猜疑、误会造成的。这两组矛盾交叉发展、互相影响，使《西厢记》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
《西厢记》的作者不仅善于正面刻画人物，而且长于侧面描写，使人物性格呈现出丰富的色彩和立体浑成的效果。
《西厢记》的心理描写，不仅在曲词中，而且在人物的对话、动作中，也往往有着丰富的潜台词，间接地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例如第3本第2折“闹简”一场中红娘和莺莺的对话。
《西厢记》的曲词华美，并有诗的意境。作者常常结合剧情，在景物描绘中，构成抒情意味极浓的意境。特别是第4本第3折《长亭送别》中莺莺的唱词：“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用人们在秋天常见的景物，构成萧瑟而凄冷的氛围，与主人公的离愁别绪相互融合，创造了浓郁的抒情气氛，历来被称道为“神来之笔”。
《西厢记》的影响及其版本
《西厢记》问世以后，广泛流传。元末无名氏的《冯玉兰》杂剧的曲文中，已把王实甫创造的武艺高强的“惠明僧”作为典故来举。到了明代，《西厢记》几乎已经家喻户晓。明代的著名戏曲家和评论家如徐渭、李贽和汤显祖等都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李贽认为《西厢记》和秦汉文、六朝诗、唐代近体诗等都属“古今至文”，并在艺术上赞誉它是“化工”之作。这是划时代的杰出见解。明代的著名画家仇英和唐寅等都曾为《西厢记》绘制插图或仕女画。李日华和陆采等改编《西厢记》，使之适合弋阳腔、昆山腔和海盐腔演唱，世称南西厢。这些改编本虽然逊色于原著，但在西厢故事的流传上仍有它们的功绩。
《西厢记》现存明、清刊本不下100种。明刊本《西厢记》至今尚存近40种。这些刊本大部分都有评点、注释或考证，还有不少本子附有精美的插图。明刊本中流传较广的是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凌濛初校《即空观鉴定西厢记》和毛晋校《西厢记定本》。清刊《西厢记》现存也有40余种，主要是金圣叹批改本《第六才子书》的各种版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出版有王季思校注的《西厢记》(1954)和吴晓铃校注的《西厢记》(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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