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归去路倒连——闽南出土紫砂壶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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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朝归去路倒连——闽南出土紫砂壶侧记在闽南的大部分地区，待客的第一件事是泡茶。由此可见乌龙茶对于闽南的家庭生活不可缺少，紫砂壶和乌龙茶的关系，已经成为茶文化的主要内容。闽南地区紫砂壶的大量出土，从六十年代开始，其后不断有发现。这两条材料证明闽南文士官吏等上层人物对紫砂壶的早期传入是居于重要地位的。这是对紫砂壶级别的评价。

明朝归去路倒连——闽南出土紫砂壶侧记

　　在闽南的大部分地区，待客的第一件事是泡茶。茶常常是谈话的开始，并紧紧地陪伴客人直至向主人告辞。所泡的茶是乌龙茶，通常浓得与紫砂壶同色。如果没有紫砂壶，常常是特意把茶壶放进茶水里泡浸，让茶垢保留在白釉壶上，色同紫砂，来证明对茶道的讲究。由此可见乌龙茶对于闽南的家庭生活不可缺少，紫砂壶和乌龙茶的关系，已经成为茶文化的主要内容。但在小城镇和农村的不少家庭中，人们使用紫砂壶有些是来自集镇上的商店，但多半是从坟墓中得到的，一般认为，这种紫砂壶埋的时间较久“阴气甚足”故有特殊的清凉解毒的功效，因此用于泡茶，是一种有见识的行为，并不为奇怪。有趣的是，这些出土的紫砂壶，有些还是墓主生前在开山锄地中偶而得之于某个古墓，自己捡来重复使用，并作为随葬品埋归地下的。此类例子在若干年前还时有所闻，或者也可视为是一种收藏行为。这样收藏至少在清代中期就在这一带流行，并成为葬俗的一部分，沿用到近代。

　　闽南地区紫砂壶的大量出土，从六十年代开始，其后不断有发现。例如在清康熙间太常寺乡黄性震所捐建的荒冢区内，在一个几十人的工地上。 每天总有一两件出土，其中近期出土的两件“孟臣制”款，一件“秋圃”款紫砂壶，就是属于下层人物，甚至是贫困到无力归葬的人的随葬品，葬俗如此，饮茶风尚如此。

　　但从历史上看，早期对产自千里之外的宜兴茗壶产生兴趣，并使用、收藏的，可能是闽南地区的官吏和商人，这个地区从明代嘉万年间到清初，曾经出现过一个特殊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民间文风大盛，三年一度科举，几乎每榜都有人得中进士。仅漳浦一县，从嘉靖至崇祯年间就有一百二十人“进士及第”。万历八年，十二年榜均有各有七人同榜登科，至清初，由于郑成功入台和清廷几次对台用兵，处在海峡两岸的漳浦也先后出现了三百多个五品以上的武将，这些人自然经常来往于北京和闽南间，顺路买几件茶壶并不是太困难的事。一九八七年七月，明万历户，工二部侍郎维祯墓出土了一件“时大彬制”款鼎足紫砂壶（注１）其入葬年限为万历三十八年（一六一０），这不仅是闽南地区出土的最早的一件紫砂壶，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年代也仅次于南京中华门外明嘉靖十二年（一五三三）司礼太监吴经墓出土的提梁壶。

　　据墓中所出明万历两广总督，兵部尚书戴耀所撰的墓志铭（注２）考察，墓主卢维祯生于嘉靖二十二年（一 ... 三），隆庆二年（一五六八）二十五岁进士， 援太常博士，“已丑（一五八九）进太仆卿改光禄卿”“寻会推大理卿”已辅户部左侍郎代督仓场，厘奸别酌济虚，所派拨京通二仓运官，使三会忌者有所吹求。”公引咎乞归。墓志中还说他“未展其才，而年未竟志也”。“方期大用，而赋归田”。由此推算，卢氏归隐，似应不迟于五十五岁，亦即一五九八年。又据墓志称：“卢氏归隐期间，长安贵人绝不相闻”。可知其丢官后，未再北上，且闭门不出，与人很少来往。因此，卢氏墓中所出的紫砂壶，不是为官期间所得，就是归隐途中，经绍兴一代购到的。壶出土时壶盖内沿已见有明显的磨损，是为墓主生前使用多年的证据。

　　紫砂级别

　　闽南出土的年代确凿，资料完整的紫砂壶的第二条材料是清乾隆二十三年蓝国威墓出土“丙午仲夏，鸣远仿古”的紫砂壶（注３），墓主蓝国威，为康熙间著名的海军将领蓝理的侄儿。蓝国威因此于康熙六十年拨贡，受三等世袭轻车都尉随蓝进京。同墓中还出土了具有典型的康雍作风的墨彩人物山水茶盘，青花“若琛珍藏”款杯等购自景德镇的瓷器。这两条材料证明闽南文士官吏等上层人物对紫砂壶的早期传入是居于重要地位的。

　　闽南人间流传着一句谚语：“一无名，二思亭，三孟臣，四逸公”。这是对紫砂壶级别的评价。当然，这标准是以闽南民间接触到的以及自己的欣赏眼光来衡量的。无名指的是供春，因传说是供春造壶，以指纹压印把下为记（一说为大彬）。孟臣即惠孟臣。

　　孟臣为闽南砂壶别名

　　在闽南人的意识中，孟臣即紫砂壶的别称，无论是时大彬款，陈鸣远款的壶，都一概以孟臣壶称之。

　　惠孟臣，江苏宜兴人，生卒年不详，一般认为系明天启，崇祯间人，其作品以朱紫泥多，以小壶为精。惠孟臣的作品之所以在闽南分外受到青睐，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其壶的大小符合闽南人的饮茶习惯。据对十几件有孟臣制款的茶壶测定，容量大致在１００～１５０毫升左右。《阳羡茗茶录》有一常被引用的记载：时大彬多作大壶，后听了陈鸿儒等人的试茶之论后，遂改制小壶，实际上，此说亦反映了不少陶人的创作道路，所有的艺术家在成长过程中无一不经历过磨难阶段，紫砂陶人也不例外，他们临摹的大多为早期作品，而早期紫砂壶也多以大壶为主。但紫砂壶的主要功能是茶具，故必须服从同时代的饮茶风尚，适应市场需要，或根据订制者的需求，来确定壶的容量和造型。陶人们不能一味临摹，一味 ... 收藏品，必须转入 ... 小壶。从大壶走进去，从小壶走出来，惠孟臣是最早改作小壶，较早被闽南人认识的陶人。他占领了闽南的茶室，几乎是淹没了前者和后来者的名字。

　　仿孟臣真假难辨

　　与孟臣同时代的，或此后的紫砂壶匠人和商人们当然不会无视这个名字的价值和影响，于是仿制品的出现就成为必然的现象。《茗壶图录》中说“孟臣，留佩及子也，曼生茗壶，非无一二可赏者，大抵是真而非真，和玉之于燕石耳”。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现象，困惑了几代人，依旧困惑着我们。由于有绝对年代的，可信的孟臣壶还没有发现，带着孟臣制款的紫砂壶则比比皆是，其中有相当部分工艺粗糙，陶制也欠佳，款式草率，是一种低档的膺品。更有部分明显出自广东潮州一带。此类多以红陶为胎，外施褚红色化妆土，虽亦出自地下，但极易被区分出来，古董商称之为“土罐”。有些出自清代早中期的，其中也不乏为名匠的早期习作，甚至也有孟臣本人的作品。如一九七０年闽南某营房工地出土了一件紫砂壶，壶作扁鼓形，半球形盖，无圈平底，通体呈熟褐色，整体不事雕琢，显得古色古香，朴实无华，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其底款铭“三山半落青天外，孟臣制”十字行书刻款，多用中锋，入胎较浅，但用笔灵活多变，结构生动多姿，疏密有度，富于曲线美和顿挫的节奏感。

　　款识能否见真章

　　款识的仿刻是作为的重要方面。上文所提到的一九 ... 七月从清隆二十三年蓝氏墓出土了“丙午仲夏，鸣远仿古”刻款和“鸣”“远”印款的小壶。该壶的出土被宋伯胤先生认为是漳浦继明万历三十八年墓出土的“时大彬制”款紫砂壶之后，又一重大发现，是研究陈鸣远作品的一件标准器，一个模式（注４），有趣的是，在同年同一地区也出土了一件有“壬子仲冬，名人法古”刻款和“鸣”“远”小印款的小壶。该壶陶色同样呈栗红通体布满小点，作低矮的梨状高６.２厘米，口径４.８厘米，腹径７.７厘米，工艺也见精细，可惜出于无碑记墓石的墓葬，难以确定入葬年代。真伪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一九八四年出土过一件“诗人作伴，文士同居”刻款和“时”“大彬”刻款的小壶，其造型，作工，陶色均类似“名人法古”壶。唯体积较小。这三器底款均刻二行八字，字体楷中带行，起笔重，落笔轻，右下压一圆一方二个篆字阳文印章。排列方式 一样，同式刻款还见于《茗壶图录》中，「后妃子」朱泥壶的“丁末杏月，鸣远仿古 ”“鸣”“远”刻印款的记载。可见这种二行八字（前一行八字为干支纪年纪月）下方一圆一方两个小印的内容布局的款识，是陈鸣远所常用的形式，当然也是作为临摹的形式，这种形式甚至影 响到对时大彬作品的作伪。

　　这也孟臣那也孟臣？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到前面的问题上，并且作出这样的假设：惠孟臣也有他常用的铭款形式。

　　一九 ... 出土的紫砂壶中，有两件壶底印“香在兰居味口茶”（暂作此读）篆书和“孟臣制”楷书印款。同式印款还见于扬州文物商店藏的梨形壶（注５）。这三件印款乍看同书一模，实际上大小不一，其中篆书笔画至少四处多刻或漏刻。我怀疑这个印款已经几度被仿刻了，以至印文难以卒读。三件中亦辨别不出先后，谁篆刻了谁的。说明利用该款作伪者至少三人以上，在所见的以“惠孟臣制”“孟臣制”款自称的紫砂壶中， 常见的有一种中印“孟臣”，左右分别印“惠”字圆印和树叶形纹印，这种款式也当认为是惠孟臣曾采用过的形式。

　　根据出土资料表明，孟臣制款紫砂壶的主题刻款也有常用的内容， 所见有“秋风桂子香”“明月松间照”“中有十分香”“白云一勺平”“水流花自放”“知君于此景”“三山半落青天外”“明月三人太白杯”“三尺青锋古太阿”“二水平分白鹭州”“竹窗留月夜评茶”等。均是描写山水风光的五言诗和七言诗句。同内容同形式的款识还见于属于晚清明初的膺品，如“杏花香千里， 时大彬”“花明五度春，逸公款”“天香云外来，思亭款”，“风急一岩松，文远款”等。亦有工艺水平颇高，刻“石门柳绿清明市，许恒茂”款的扁鼓形壶。《茗壶图录》藏一朱泥“逍遥公子壶”也以“八月湖水半，孟臣制”。《阳羡茗陶录》中记载，吴骞于海宁安国寺得以茗壶，底有磨诗“云入西津一片月”和“孟臣制”十字行书刻款，其书法类似褚遂良，可见以五言或七言诗句及孟臣制为内容的刻款是惠孟臣所常用的。这种刻款内容和形式在崇拜惠孟臣的地区和时代里，免不了会产生对以此作为辨认真伪标准的误解。并为伪造者所利用，乃至包括对时大彬，文远，逸公，思亭等著名陶艺匠作品的伪造，也套用了这种内容和形式。

　　闽南常见紫砂壶

　　款识是艺术家对其所创造的作品的一种承认。而艺术家表现的基本载体是作品，那么闽南人最乐意接受的紫砂壶是什么形式的呢?现在，就我所见的出土物，选出三十余件有代表性的紫砂壶，并试对这个问题进行综合考察，初步归结出七种特点：

　　一、陶色多数枣红，少数赭石，黄色少见。陶土较细，颗粒较小，几乎都是单色。

　　二、壶体较小，体高多在３.５厘米～６厘米之间，腹径远大于壶底高，容量约在１００～１５０毫升之间。

　　三、壶底多为扁矮的梨形式扁鼓形，口沿以下呈四十五度左右的直斜线纹下垂至腹中部，至最大腹径处急收，无肩或肩部不明显，最大腹径位于中部与下部之间，正立面呈正三角形。

　　四、均采用平底或卧足，无圈足，卧足内圈以圆弧修足；款识几乎都刻印于器底；

　　五、多用压盖式，蘑菇状纽，纽中均有气孔，常被用来穿绳连接壶把，以防跌损；

　　六、圆把，把内呈椭圆形，也见圆形；

　　七、直流，曲流，弯流（曲再曲者谓之弯）并见暗接处理，壶口与流，把的上点平呈一直线，有相差也仅在１至２毫米之间，似应认为是陶坯收缩系数不同等技术原因造成的。是否三平，也是闽南民间最常用的鉴别真伪孟臣壶的标准。

　　这类茗壶造型规则，不重装饰，特别是器表不铭款，无刻画，忠实于作为茶具的基本功能，其把．流距离壶轴心的长度通常是把长于流０.５厘米间，构成了对称的体形和明确的中轴线，重心降在全器的中下部，卧足的处理增强了重心下移的效果，腹以下作适度的内收，控制了中心的高度，增加了生动感，使造型安而不呆，稳而不重。

　　闽南茶风与民风

　　以上七点基本上也是习见于闽南出土的孟臣壶的特点，亦见于香港茶具文物馆藏，竹窗留月夜评茶，孟臣制，壶（注６），扬州文物商店藏“香在兰居味口茶，孟臣制”壶目以文献中有关记载基本相符，似应认为是孟臣作品常用的壶式。

　　这种扁鼓或扁梨形茗壶除见于惠孟臣制款，还见于“万兴”，“秋圃”，“同德元记”，“怀德兴记”，“益记”，“陈会元制”，“永兴”，“德记”，等印款，龙纹，间果纹，蕉叶纹印款，见于“文远”，“时大彬”，“思亭”，“逸公”，“许恒茂”，等匠人刻款和“启明轩”壶款。这类茗壶之所以会在闽南大量出现，决定于一定历史时期的这个地区的人们的饮茶习惯和审美情趣；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直接的关系。闽南地区自晚明以后，长期饱受海盗山寇之患，人民漂泊流离，总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于是在茶壶的造型和题款上均有所表现，藉此予人以慰籍之情。它还与闽南浓郁的乌龙茶相协调，与闽南人谨慎的性格和淳朴的民风以及与那种低矮的，阴暗的石头住屋相协调。

　　孟臣存世年代

　　从整体上看，这种以孟臣制款为代表的扁鼓，扁梨形茶壶，年代参差有别，但大多数不会早于清中期，其中“秋圃”两边带叶纹的方印款，龙纹方印款等，可能是同治以后的作品。至于孟臣的存世年代，一般说的是明朝晚期，似无充分证据。香港中文大学藏有一朱红色直腹间壶，有孟臣制和乾隆纪年的底款（注七）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为作伪者如果不知道惠孟臣的存世年代，一般不会轻易地刻上纪年款的。

　　由此看来，扁鼓或扁梨形茗壶是清代闽南人经常接受的一种主要紫砂壶式，但并不是全部。例如一九七０年出土的“明朝归去路倒连”款的紫砂壶，就很值得一提。该壶通体枣红色，遍布小颗粒，通高１０.５厘米，腹径８.５厘米，通高远大于腹径，与上述的腹径远大于通高的扁鼓形壶有明显的不同。其壶式 ... 如半球，蘑菇状钮，口沿下与上腹壁呈一条连续的斜线，至下部腹径最大处急收，作平底卧足，壶把上起点几乎到口沿处，下终点几乎到足部，如人耳状，粗而短的流从口沿下上昂，上点与口沿平，在稳定的中轴线的壶体两边，把和流形成了强列的对比，粗长的圆把和把圈之间，构成了一种大而虚的空间，几乎呈三角形的，粗短的壶流，造成的是与壶体连为一体的，小的，实的效果，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互为呼应，互为均衡，从而与壶体共同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它不是像生陶，不是花货，不依靠多彩的陶色，也不用文字，或图画补充，立足于传统茶壶的基本造型，从而反映出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和高度成熟的工艺技巧。

　　可惜这件作品没有铭刻作者的名氏和纪年，只留下刀法娴练，顿挫有致的“明朝归去路倒连”七字，抑或这是一句暗伏玄机的偈语， 暗示着紫砂陶艺的某种发展规律。因此，我摘录《茗壶图录》中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壶式有无款而胜于有款者，匠人往往爱无款者，无他虑，有款之真伪难辨也。”

　　注１，２王文径《明户。二工部侍郎，郎维祯墓》《东南文化》一九 ... 三期。

　　注３王文径《清蓝国威墓和陈鸣远制紫砂壶》《东南文化》一九九一年三期。

　　注４宋伯胤《鸣远紫砂出清漳》《龙语文物艺术》一九九二年十二期。

　　注５《宜兴砂砂》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注６，７《紫砂茶壶》顾景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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