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案”姚荣泽案:为烈士复仇的冲动能否撼动司法独立：

　　1912年3月23日，上海，一件久已引起轩然 ... 的 ... 人案，即将迎来它的审判。

　　此时，由于民国初建，法院等机构尚未建立，此案的审判所便被临时安排在了上海南市市政厅内。下午2时，三位审判官首先依次升座，由司法 ... 伍廷芳举荐的陈贻范坐在法官席中间，分居左右的，为沪军都督府军法司总长蔡寅以及大律师丁榕。紧接着原告律师金泯澜、许继祥、狄梁青、林行规四人及被告律师巢琨各自入席。此外，许多 ... 官员、“南社”成员、记者，甚至外国人也都闻讯而来。据3月24日的《时报》报道，“是日旁听者不下千余人”，人们要争相目睹一下新政权的法庭景象。一切就绪后，书记员起立说道：“中华民国审讯姚荣泽案，现在开庭审判。”话音落后，民国历史上第一件按照西 ... 律程序公开审理的案子，就此开始了。

　　然而，历史来得绝非如表面这般轻松。当那位不知名姓的书记员，毫无困难地从口中说出“现在开庭审判”几个字时，他也许并不了解：这个开始的背后，有过多少曲折与艰辛；这次审判的人员安排、程序确定，又经过多少次激烈的争夺。

　　而最深知这一切难处的，莫过于伍廷芳了。3月23日，已是姚泽荣案确定在上海开庭的当天，500里外的南京，正静心等待此案消息的伍廷芳却先收到了沪军都督陈其美的电文。电文中如其一贯的立场，要求将此案交由沪军都督府审理。

　　自1912年1月3日，伍廷芳就任临时 ... 司法总长以来，这已不是他第一次受到挑战。仅在过去短短的二十余天内，在姚荣泽案中，仅就司法程序，伍廷芳已与陈其美往来争辩五次之多。在那段时间里，七十之年的伍廷芳，承受着意气激烈的革命党人为同志报仇雪恨的愤怒。

　　“一日 ... 二烈士”

　　姚荣泽案是1911年底发生在江苏山阳县（今淮安）光复时期的一桩 ... 人惨案。被 ... 者周实、阮式二人同为江苏省山阳县人，又是南社社员、同盟会友。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时在南京读书的周实受同盟会、南社派遣回乡发动起义。见时局混乱，回乡后，周实同阮式召集归乡学生及本城中学生八九十人组成“学生队”，负责维持秩序，守护县城。乡董士绅们也乐于学生自奋保卫乡里，便因请改“学生队”为“巡逻部”，周、阮分任正副 ... ，县城守护防卫一任“巡逻部”负责，巡逻部很快控制了山阳局势。

　　1911年11月12日，临时江北都督蒋雁行通令山阳及附近各县选举代表赴清江浦开会，讨论各地光复事宜。原山阳县令姚荣泽不愿遵从，山阳士绅便推举周实等五人赴会。11月14日，周实等人回来后，在旧漕属召开“光复大会”，会上宣布山阳独立。当时身为山阳县令的姚荣泽又借故躲避，阮式遂即席发言，认为姚不到会，即是反对光复行为，“并痛诋淮劣绅无状”。

　　虽然如此，因山阳官绅拥护，姚荣泽仍被推举为县司法长（一说民政长）。15日，姚荣泽到漕属遇到阮式，阮当即面斥其为何不到会场开会，并严加诘问其原来所管理的钱币的数目及其存放地点，姚“阳唯诺谢过，而密谋所以报烈士者”（柳亚子《阮烈士梦桃传》）。

　　同为南社成员的柳亚子在提到周、阮两人秉性时，说：“两君赋性刚直，不能奄媚取容，而烈士（阮式）尤喜面折人过，不少假借，虎虎有生气，故忌之者尤烈云。”他们的行为引起了山阳县士绅的忌恨。此时又有流言，传周实、阮式要 ... 官劫绅，导致各士绅都人人自危，赶到姚荣泽处商量对策，欲除掉二人。

　　1911年11月17日，姚荣泽派人以议事为名，将周实骗至府学魁星楼下，周迎面遭到枪击，连中七枪毙命。随后又有一队团勇包围阮宅，将阮式捆绑至府学，惨遭剐腹剖心而死。

　　姚荣泽 ... 害周实、阮式以后，称周、阮二人勾结乱匪，扰乱秩序，又将周、阮家属一并拘捕。不几日，革命军抵达山阳，闻周、阮被害立即四处搜索凶手。姚荣泽于某日夜潜逃，避匿南通张察家中寻求庇护。

　　南社中人惊悉噩耗，不断在《民立报》《太平洋报》披露周、阮惨案，舆论哗然，群情激愤。柳亚子为伸张正义、惩凶复仇，到处奔走呼号，与朱少屏等 ... 沪军都督陈其美（亦南社成员），告以“虏令无状，一日 ... 二烈士，不扑 ... 此獠，无以谢天下”（郭寿龄《周实、阮式与淮安光复》）。事情闹到南京，孙中山随即批令江苏都督讯办。陈其美派人去提解姚泽荣时，张察以此案为江苏管辖范围，拒绝引渡。

　　1912年2月，陈其美又请柳亚子起草了一份洋洋数千言的电报，打给南京 ... ，请求把姚荣泽从南通押解来上海按照军法进行审讯。电文中说：“大总统及法部，保护人道，尊重人权，当知吾辈之所以革命者，无非平气不平，今民国方新，岂容此民贼汉奸，戴反正之假面具，以报其私仇， ... 我同志，其美不能不为人昭雪，虽粉身碎骨，有所不辞。”柳亚子后来回忆说：“倘若张察再不就范，我们便不管三七二十一，要派兵舰去攻打南通了。老张见了这电报，知道英士（陈其美）是说得到做得到的。”

　　于是，孙中山于1912年2月9日、10日连发三次电令，分别给江苏都督庄蕴宽、沪军都督陈其美及南通州总司令张察，要求“迅将姚荣泽及此案证据卷宗”“解送沪军都督讯办”，“以彰国法，而平公愤”。这样，姚荣泽才被从南通押解到苏州。2月23日，陈其美又派人把姚从苏州押解到上海。

　　伍廷芳“插手”

data-filtered="filtered" 伍廷芳

　　此时，民国临时 ... 刚刚正式成立两个月，姚荣泽案立刻成了舆论的热门话题。上海各报，“几乎天天有这一案件进展情况的消息、评论。”仅是此时，这一案件就已牵涉及临时总统、沪军都督、江苏都督等权力高层及多位名流士绅，再加上其几费周折的过程，都使得此案轰动一时。

　　当时，身在上海的伍廷芳，也很早就注意到这件案子，但直到2月中下旬的时候，作为南方的总代表，伍廷芳所有的精力都还在南北和谈上，尽管已在临时 ... 任司法总长近两月时间，但司法上的事务他仍旧未来得及开展。

　　就在陈其美将姚荣泽押解至上海的同时，伍廷芳才开始做起其“分内”的事。2月18日，南北议和之事情基本完成，伍廷芳致电临时大总统辞去代表之职。同一天给孙中山的另一份致电中，伍廷芳则首次对姚荣泽案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廷以为民国方新，对于一切诉讼应采取文明办法，况此案情节重大，尤须审慎周详以示尊重法律之意。拟由廷特派精通中外法律之员呈审，另选通达事理、公正和平、名望素著者三人为陪审员，并准两造聘请辩护律师到堂辩护，审讯时任人旁听，如此，则大公无私，庶无失出失入之弊。”

　　南京临时 ... 成立之初，便依据西方现代政权“三权分立”的建制原则，在诉讼上确立了司法的独立。《中华民国临时 ... 组织大纲》明确规定，司法总长执掌“关于民事、刑事、诉讼事件、户籍、监狱、保护出狱人事务，并其他一切司法行政事务，监督法官。”这一精神在后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得以延续，它规定法院为最高审判机关，由临时大总统和司法总长分别任命的法官确保司法机关不受干扰，独立行使其职权。

　　这些共识，正是新生的民国 ... 所要依循的原则，因而，当孙中山看到伍廷芳的电文后，很快便给出了回复：“所陈姚荣泽案，审讯 ... 极善，即照来电办理可也。”

　　大约四十天前，孙中山在向记者解释为何派伍廷芳出任司法总长时，曾谈道：“伍君上年曾编辑新法律，故于法律上大有心得，吾人拟仿照伍君所定之法律，实行于共和民国。中华民国建设伊始，宜首重法律。本 ... 派伍博士任法部总长，职是故也。”

　　但直到此时，民国司法上的建树依然是一片空白，新的律法还未编纂，各地法院尚未建设，有关律师的立法还未出台，律师制度也尚未建立。这种形势下，伍廷芳决定就从“民国第一案”——姚荣泽案开始，寻求新的规则的示范。因而，在审理此案时，伍廷芳坚持要改变传统的审判 ... ，并提出司法独立，实行陪审制，并要求律师到庭辩护等原则。

　　然而，在一个没有法治传统的社会里，伍廷芳的理想，不啻一开始就要面对种种显见的障碍，更为艰难的是，新的司法的理念，更要不断对抗着来自社会深层世代因袭的陈规与厚实的传统。

　　1912年2月29日，姚荣泽押解到沪后不久，沪军都督陈其美就向公众发布决定，委任沪军都督府军法总长蔡寅为临时审判庭长，日本法律学士金泯澜等二人为民国代表，即日在南市市政厅开庭审判。陈其美一心要为同志报仇雪恨，惩罚“犯人”，但他显然忽略了，在法治的社会里，由谁来组织法庭，按照什么程序审判，同样是问题的关键。对于陈其美的越权行事，伍廷芳开始表示出不满。革命党人为烈士复仇的愿望，也因为一场司法的争论被暂缓下来。

　　“示人以文明气象”

　　3月1日，伍廷芳从报上看到陈其美单方面决定审判姚荣泽的消息之后，第二天便致电陈其美，说：“姚荣泽一案，既按照文明办法审理，则须组织临时正当之裁判所，所有裁判所之支配，应由敝部直接主任。”并提议“审理姚荣泽一案办法，须组织一和议裁判所。派陈贻范君为所长，丁君榕、蔡君寅副之，应设陪审员三人或五人，临时配定。”伍廷芳话说得极为明白，派何人为裁判官，何人为陪审官，都属于司法部的职权，不由外人干涉。

　　他也深知当时国人对司法精神尚不得要领，于“文明”审判事宜更为陌生。鉴于这种情形，伍廷芳向陈其美专门介绍起审判程序：裁判者居中审判，原被告辩护人先盘问原告和证人，接着再盘问被告，全案审理完毕后，裁判官宣读判决。“至判决之权，则全属于陪审员。惟陪审员只能为有罪无罪之判决，不能加入他词。”

　　看到伍廷芳的信后，陈其美紧接着于3月4日作出回复，称都督府早已经把蔡寅担任临时庭长的事情告知外界，并登报公告于社会，而且蔡寅的能力深受法界同仁称赞，担任沪都督府的司法裁判事宜“数月以来亦无损越”。如果更换，必使 ... 信誉扫地。因此，陈其美提出仍由蔡寅“审理此案，以昭大信”，任其为正长，可由陈、丁二人副之。

　　在伍廷芳看来，陈其美的辩驳，显然昧于司法的独立精神。对此，3月7日，伍廷芳再次致书陈其美，仍然坚持应该由陈贻范主审此案，他还解释说，之所以这样坚持由谁来主审此案的程序问题，不仅仅在于这是司法部职权的事情，更关乎新生的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法治形象问题，“且吾人常存收回领事裁判权之希望，若于本国之裁判不能示人以文明气象，将来承办此事者更何恃以为持论之根据乎？”

　　在即将开审的民国第一件案子上，伍廷芳主张必须有一位精通西 ... 律和裁判制度的主审官，以体现新兴的民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此时，伍廷芳的考虑已不仅为这一时一案，他想得还更为深远。他提出“如姚荣泽欲聘用外国律师”，则“准其任便聘用，以为将来中国律师得行诸租界张本。”伍廷芳已将此案的审理上升到事关领事裁判权和民国司法 ... 的高度。

　　3月8日，陈其美接信后立即回复伍廷芳，对于裁判官的通融办法表示接受，但对来信所言允许聘请外国律师参加诉讼一事，却是坚持不同意见。他说，此案与外国人绝不相干，允许外国律师出庭，恐怕日后成为外国干涉民国司法的借口，因此必须加以限制。

　　这时，伍廷芳并没有急于回信。等了三天以后，他才致书陈其美，伍廷芳一改此前“斤斤计较”的态度，并没有在聘请外国律师一事上过分争论，反是转而宣布：“谨决于在礼拜六，即阳历3月16号开庭审判。”然后，信中又把陪审制度作了详细的介绍：按照法制国家一般原则，应该推举地方公正的绅士二三十人到堂，然后拈阄抽取七人或五人组成陪审团，如果其中有与原被告有利害关系的，则原被告可提出异议，陪审团成员需由原被告双方认可……

　　为了在五天后开庭，伍廷芳已在精心准备。3月12日，伍廷芳特派律师林行规持自己亲笔书信谒见江北都督蒋雁行“面求训诲”，并赶赴案发地点进行调查取证。伍廷芳要求林行规，此案证据，务必要收集完备，以备裁判官采用。同时希望蒋都督告知地方上的人民，凡是了解案情的，都可以到堂作证。并请知情者尽快来沪，以备审理时出庭。

　　而11日，伍廷芳的来信传到沪军都督府时，陈其美却因公留滞南京未回，司法部此时突然通知周末开庭，令其陷入了被动。次日，沪军都督府军法司长蔡寅来电说：此案关系重大，时间不能太紧张，因为在裁判之前，应当通知原被告双方到案，并且要登报告知证人到庭，搜集案件证据等，建议暂缓一周的时间。至于是否聘用外国律师一事，因事关重大，陈其美到南京公干而未予以答复。

　　3月15日，陈其美回到上海后，随即致函伍廷芳，称“姚荣泽一案，聘用外国律师，敝意绝对的以为不可”。不仅不能聘请外国律师，陈其美完全否定了伍廷芳的方案，并告知伍廷芳，审理的一切事宜除了还有四个人未到沪以外，都已经准备就绪，请于3月23日下午开庭。伍廷芳的方案又一次受到了干涉。

　　这一封来信令伍廷芳大感失望。3月19日，伍廷芳亦言辞激烈地写下了迄此最长的一封回信，虽然同意将开庭日期延至23日，但他再次坚称此次审判必须“符合文明国公例”“今欲设法收回领事裁判权，必须未收回之先，将法律及审判 ... 实地改良”。至于陈其美认为聘请外国律师到庭恐致丧失 ... ，伍廷芳认为，“此诚执事发于爱国之热忱而为此审慎徘徊之见”，大不必过虑。信中对陈其美的保守及全不合法制的主张，也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

　　争论至此，双方的语气愈见激烈，而争论的话题也逐渐偏离了案件本身。对于伍廷芳措辞严厉的长篇来信，陈其美同样也不甘示弱。他在3月21日再次致电伍廷芳，以几近讥笑的口吻责问，司法部成立已有百日，但对于法规制定、审判制度建设毫无建树，此时却借姚荣泽案大做文章，是“以博虚誉”。

　　此信一来，伍廷芳大有“深受其辱”的感觉。这位已是70岁的老人，在实践其司法理想的过程中，再一次感受到世事的艰难。对于纯粹的司法精神而言，眼前的民国，几乎就是一片荒漠。而如陈其美这样的民国军政要员，对现代司法的程序和规则毫无所知，反而凭借军政实力，任意干涉司法。

　　3月22日，伍廷芳写给陈其美的信中，再不提姚荣泽案，而是就三权分立、审判独立、罪行法定、无罪推定等法制的基本原则一一讲来。

　　此信最后反问说，区区百日就要求将法律编订妥善，审判规则制定完毕，无异于天方夜谭。即便制定完毕，类似陈其美这样的军政长官对司法程序毫不以为然，“又何能实行乎？”

　　判决与大赦

　　伍廷芳与陈其美之争，显然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案件的审理权限和审判 ... 的问题，而是关乎整个民国法治行进方向的问题。也就是在两人相持不下之际，伍廷芳获得了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支持，姚荣泽案最终还是按照伍廷芳拟定的审判方案进行审理、设置法庭、安排裁判官，并以西 ... 律程序进行了审理。

　　3月23日下午，“中华民国第一案”在上海开庭，陈贻范任临时裁判所所长，丁榕、蔡寅为承审官。法庭经过23日、30日、31日三次的审判，最后判定姚荣泽 ... ，“自3月31日起，在三个星期内执行”。

　　判决后，法庭给姚荣泽五分钟做最后陈述。姚荣泽申辩， ... 死周实、阮式并非出自本意，而系受地方绅团的逼迫所为，请求减刑。

　　而陪审团也认为，本案发生在光复未定、秩序扰乱之际，与平静之时不同，“该犯虽罪有应得，实情尚有可原”，便决定由陪审员集体禀请大总统“恩施轻减”。此时孙中山、伍廷芳都已去职，袁世凯刚上任不久，一纸大赦令便又免除了姚荣泽的 ... 。

　　姚荣泽的“死而复生”，令革命党人愤怒异常。他们大呼“天理何在？国法何在？”并将怨气发泄到伍廷芳身上，他们连续在报上发表文章，指责伍廷芳 ... 、实行专制，破坏民国法制与民权。柳亚子的说法最为典型：“因为司法总长的干涉，沪军都督府便组织起混合裁判法庭来，还居然用了陪审员制度呢。”

　　在革命者的谩 ... 声里，伍廷芳结束了民国 ... 的职务，退居上海，从此深居观渡庐，埋头书斋，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灵学研究。而民国司法，正是以姚荣泽案为起点，开始了其艰难而曲折的进程。（文|刘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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