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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然而，在民国时期关于老子是否晚出曾是个文化公案。在他的《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一文中，他先是将老聃其人和老莱子、太史儋混淆起来，认为老子到底是谁，《史记》记载并不清楚。司马迁写本传时经常有附传的体例，在老子的本传中谈到老莱子即是以附传的形式出现的。一个“亦”字，明确点出老子和老莱子是两个人。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不仅否认老子与孔子同时代的说法，而且考定老子在庄子之后。
老子比孔子年长，在我们看来已经没有任何疑问，属于文化常识，是不用多费口舌来申论的。然而，在民国时期关于老子是否晚出曾是个文化公案。
这个议题是由梁启超挑起来的。在他的《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一文中，他先是将老聃其人和老莱子、太史儋混淆起来，认为老子到底是谁，《史记》记载并不清楚。这一观点讹传至今，不少的有关的老子的专著中仍有人在说，老子其人，司马迁的《史记》就已搞不清了。接着梁启超又将老子之书置于《论语》《墨子》之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则是先讲儒家孔孟，次讲战国百家时才把老子嵌上去；钱穆更是将《老子》置于孟子、庄子之后，这就彻底颠覆、解构了老先孔后的传统立场，的确是标新立异的、所谓的“重大学术发现”。
不过，真金不怕众口铄。一票民国学者再大牌再大嘴巴，也大不过事实：
一、梁启超的观点是读《史记》原文过于粗心所致。
司马迁写本传时经常有附传的体例，在老子的本传中谈到老莱子即是以附传的形式出现的。司马迁说：“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一个“亦”字，明确点出老子和老莱子是两个人。并且前面说老子著书上下两篇，而这里说老莱子著书15篇。可见不是同一人。
至于太史儋，司马迁在老子本传中说他曾见秦献公于“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在《史记·秦本纪》中记述太史儋无著述。很明显，在司马迁心目中这老子、老莱子以及太史儋，是三个不同的人。对于有传言称太史儋即老子，司马迁只是有闻必录、异说并存，“信则传信，疑则传疑”，而“老子，隐君子也”才是司马迁的认定。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于老子、老莱子以及太史儋三人的区分是非常清楚的。
二、冯友兰的观点只是经不起推敲的一种推测。
冯友兰认为“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并认为老子的文体是简易之“经”体，所以当在问答体的《论语》《孟子》之后。这种观点的荒谬在当年早就被胡适等人批评。如果依照冯的“文体说”，那么《诗经》岂不是也应在《论语》《孟子》之后了？
至于断言“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其实孔子就说过自己“述而不作”（只阐叙述而不著述），说明在他之前包括与他同时，定有私人著述之事，只是他本人没有意愿而已。例如，孙武的《孙子兵法》等私人著述就是在孔子之前问世的。1958年，胡适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的自序中就明确指出，冯友兰认为《老子》一书是战国时人所作，提出的论点“实在都不合逻辑，都不成证据”。
三、钱穆的观点是“站不住的瞎扯淡”。
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不仅否认老子与孔子同时代的说法，而且考定老子在庄子之后。结果挖古墓的同志太给力。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两本帛书《老子》，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的战国楚墓又发现了楚简《老子》三种。于是，“在20世纪老学研究中有很大的影响力”的钱穆“老子晚于庄子说”，也被推翻，被证明是“站不住的瞎扯淡”。
钱穆认定老子晚出的观点，除了见诸其《先秦诸子系年》外，还可见其著《国史大纲》第二编“春秋战国之部”中第六章《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先秦诸子）》。其观点对后辈学人的影响力不下于梁启超、冯友兰。比如写《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的李零，他认为老子对礼的否定必定在孔子尊礼之后，故老子学说晚于孔子。这就是师承冯友兰、钱穆一路上来的。
另关于孔子学礼于老子一事，除了司马迁的《史记》以外，《礼记》《孔子家语》《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籍都有记载，并非孤证，故当可信。《庄子》一书中涉及孔子见老子的记载有8条之多，因庄子中的故事多虚构寓言，故这些记载不足为凭，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在汉以前的人们，对于老子与孔子的关系认定，是老子大于孔子的。
总之，诚如胡适先生所言，“我认为把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弄晚了几百年的那批人的证据，实在不足深信罢了。”（《胡适口述自传》）。老子与孔子同时代，同时他还是孔子的前辈。孔子曾经向他请教过关于礼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有关“丧礼”。老子自著的《老子》，形成于春秋末期，曾对《孙子兵法》《论语》等书有过影响。当然，今本不免有后人重编时增删或古注羼入的情形。对于这些后人伪增的个别字句，这就需要阅读者能加以甄别了。（本文摘自：《破玄：老子的密码（道经卷）》作者：王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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