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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等级森严的王权体制 人都被异化为奴才 首先影响知识人格的制度文化是家长型王权统治。商代的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其以王权统治为核心的写作文化已初具雏形。周代开始，写作者多为王朝史官，而史官文化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宫廷权力的工具和奴婢。诸子百家的话语核心是为君主统治出谋划...
等级森严的王权体制 人都被异化为奴才
首先影响知识人格的制度文化是家长型王权统治。商代的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其以王权统治为核心的写作文化已初具雏形。周代开始，写作者多为王朝史官，而史官文化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宫廷权力的工具和奴婢。诸子百家的话语核心是为君主统治出谋划策，实质是百家争君主之宠，以期被王权所用。一部二十四史，除《史记》外，都是在朝廷诏命之下御用文人的作品，围绕帝王家族而展开。其中充满了事君匡时、驭臣愚民、窃国掠地、审时度势、察言观色、诤谏策议、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之内容……士人们始终就是以知识求俸禄、自觉充当王权御用工具，缺乏文化想象力和社会批判力的屈势媚时之群体。在等级森严的王权体制中，每一个个体都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下对上要求无条件地屈从，上对下常可为所欲为地欺凌，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往往异化为残暴的野兽和屈服的奴才。
其次是秦汉后被奴化的教育模式。在儒家“圣君”理念教育下形成的愚昧心态有二：一是认为君主是天下百姓的衣食父母，一切都是君主恩赐的，柳宗元如是说：“身体发肤，尽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为京兆耆老请复尊号表》）所以，甘为君主的臣仆与狗马。二是认为君主是圣明的，无所不知，明察秋毫的，是天理的代表，所以，知识的最高掌控权与解释权也在君主。臣下只有向帝王求是非，对帝王形成救世主般的期待心态，“奴性之毒，深入骨髓”。士人们学习知识，不是要做一个独立的思考者，而是为了走仕途遇明主，做一个受君主器重的忠臣。绝大多数士大夫的作品都思想贫乏，文学经典多以技巧取胜，如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类。《红楼梦》在艺术技巧上所获得的成就无与伦比，也展示了感性个人与理性社会的对立、个性张扬与等级专制的对立、自由情欲与封建礼教的对立，放射出一些文艺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性光彩，但其反封建王权统治的意识还是低层次的。
再者是王朝垄断一切生存资源的经济体制。在王有制经济形态主导之下，知识者的衣食住行几乎全被王权所控制，欲不为五斗米而折腰都不得，就没有什么独立性可言。学者无法站在权力集团之外，维持一种独立的生活方式，为了官位、为了生存，只能跪倒在王权的面前，由是决定了“权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知识者还常常用贬低自我的手段，甚至自相践踏、自相残杀的表演，以求得王权的青睐。这时，人的尊严荡然无存，更遑论人格？求生的本能使整个知识阶层一败涂地，完全陷入王权的掌控之中。个人决不能自作主张、独来独往，而必须在王权的指示、恩赐之下才能生活。在文化语言概念中，君王成为国家抽象概念的人格化身，效忠君王即为爱国，“私”被看作是国家之大敌，中国人不敢理直气壮地声张私人权益，而要处处表现出“天下为公”的高风亮节。
最后是任意镇压“异端邪说”的法律工具。在专制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状态下，一些诗赋章句、随笔札记、传奇小说之类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只要不合统治者的胃口，就会受到无端的惩治。魏晋乱世，竹林七贤流连于山水，颓废放浪，趁人不注意时骂出他们的蔑视。或一些名流隐士污秽面目，狎妓纵酒，玩弄文字，嘲讽当局，感叹人生。这些表面上无理性的天马行空、独立不羁、思想贫乏而内心缺乏真正自由的作品，大多只能背着半痴半傻半疯半狂的名声，作为主流文化的点缀品。然而，统治者往往连这样一些因不愿意或没有机会卖身投靠而苟延残喘的诗人文学家都不放过，如东晋散文家嵇康，思想孤傲愤世，桀骜锋利，指斥时弊，终为司马氏所害。中国皇帝自古以来就是文字狱最为发达的权力实体，明、清时代文字狱的残酷达到巅峰，令人不寒而栗。
君主统治下奴性人格的最大愿望就是在完全忠孝于主人的同时，也想得到主人的绝对信任，奴性最幸福的时刻便是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谦卑而恭敬地为主人服务，并看到主人满意而信赖的微笑。由是衍生出知识分子自我美化的恶习和怀才不遇的怨愤，这在诸子作品中已有明显表现，而最突出、最典型者要数屈原的《离骚》。其将自己打扮得光辉灿烂，血统高贵，忠孝高洁。然而楚怀王为坏人所蒙蔽，不识善恶。终使屈原的一片赤诚付诸东流，以身殉君王。人们在自我塑造天赋完美人格的同时，不敢正视自己的奴隶地位和性格弱点，也不敢正视人的本能中的邪恶面。久而久之，无自省和自我美化传统成为中国知识者的颇为“真诚”的天性。国人把屈原作为顶礼膜拜的偶像，其精神实质就是对王权的无限忠诚，而他的悲剧也就预示了此后几千年知识者的不幸命运。
古代知识阶层与统治者之间虽有道与权、理与势之争，然而其所谓理或道的内质实为维护君主等级统治之社会秩序，并不存在足以维系自身独立的价值体系，终为权势统治之协助者，最多要求权势不得太过暴虐而已。知识者赞赏的所谓“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其实都是为其如何生活和服务于君主统治时的社会不同境遇所设计的。我们不否认有个别知识者能在张扬个性的基础上迸发出一些思想的火花，凝聚成文化的精华。如庄子的自由浪漫、文笔犀利，道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之黑幕；司马迁对当朝皇帝的尖锐批评，对私营工商业的极力赞赏；陶渊明清新自然与傲骨铮铮之旷达胸怀；玄奘（唐僧）为追求真理偷渡出境，经受严酷考验，学有大成，回国传经，却不货于帝王家；黄宗羲反对君主专制统治的呐喊，有力地鞭挞了中国传统社会……都让人肃然起敬，然而，这数千年才出几人，凤毛麟角而已，还往往才华被埋没，人生极坎坷。
古代统治者对知识者的压迫摧残，可谓家常便饭，明清王朝的文字狱，实是对学者的大扫荡。然而，士人们在如此背景之下，不但少有些许的反抗，且其人性进一步奴化扭曲到无以复加的可耻地步。清代有一个普遍现象，许多平民文人想炫耀才华和表现忠诚，以求朝廷进用，自投罗网成为其刀下冤鬼。以干隆朝为例，十六年（１７５１年），穷书生王肇其乘万寿节（太后生日）献祝寿诗、联，结果 *** 隆帝令“立毙杖下”；十八年（１７５３年），７０多岁的刘震宇向湖南布政使投献所著《万世治平新策》，请转呈御览，干隆将其处斩；二十一年（１７５６年），山东平民刘德照抄录《春秋建论词》，赴京城呈献，被凌迟处死；二十九年（１７６４年），童生邓文亮逞递《戒淫说》、《戒暴文》及诗，当场被捕，斩首立决；三十四年（１７６９年），江南生员李超海献《武生立品集》，被安徽官府斩首；三十九年（１７７４年），直隶人王珣编成四本书来讨好当局，让其兄弟王琦进京呈献，最后以“造作妖书”律，判决王珣斩首，王琦充军新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年），山西平民严谱投呈奏折，褒彰皇后，也被斩首；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年），八十六岁的刘翱来省城投献《供状》，称颂清廷诸帝，被充军新疆，创充军老龄纪录；四十四年（１７７９年），直隶人智天豹编造《本朝万年历》，意在颂扬清朝国祚长久，叫徒弟张九霄呈献，最后智天豹被判斩首，张九霄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四十五年（１７８０年），生员吴英献《时务策》，被凌迟处死，两子一弟一侄判斩立决，其余家属为奴……
如此络绎不绝的读书人向皇上献忠心，表才华，唯一的愿望只是想做个效犬马之劳的奴才，结果都被下至地狱。此文化现象说明什么呢？作为民族精英的学者们，已大批堕落为国家权力的奴才。在社会进程中，知识者非但发挥不出其应有的精神力量，且素质日益下降，相当一部分人退化至如此地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的悲哀。明清专制统治的不断加码，也显示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反自由、人权的方向。在几乎是有权就有一切的传统社会结构中，中国古代文化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从各个角度激发人的权力欲（实为奴才欲），千军万马挤“仕途”，官本位特征日益强化。传统士大夫们的那种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招牌的强烈仕途欲，就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培养完成的。没有独立要求、缺乏怀疑精神和批判基因、很少具有社会良知，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最大特征。而没有这些也就没有知识分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几千年古代社会中，没有独立的知识阶层。
三千年专制主义的酱缸里泡熟的中国知识传统，渗透到中国文人的血液里，大多是逃避心灵自由、通向奴役之路的东西，其“太监化”的演绎倾向令国人汗颜，成为中国知识者最大的特点。袁伟时告诫说：“对中国这样古老的具有专制传统的国家来说，不‘改造文化’，冲破文化专制主义，现代化最终会化为泡影。”一直到清末民初，在西方启蒙文化的冲击下，在各种制度改良、变迁的社会进步中，这样的知识奴性人格状况才开始好转，知识者的批判精神令人刮目。在新文化运动中，还涌现出一批令人敬仰的巨人、大师。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文章摘自《中国历史的教训》作者：杨师群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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