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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国后到八十年代，萧红是文学史上那个进步的左翼青年女作家 １９３６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鲁迅，当她问及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时，鲁迅列举了茅盾、丁玲、张天翼、田军（萧军）等人，又说：“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有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
建国后到八十年代，萧红是文学史上那个进步的左翼青年女作家
１９３６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鲁迅，当她问及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时，鲁迅列举了茅盾、丁玲、张天翼、田军（萧军）等人，又说：“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有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六年后，萧红于香港匆匆辞世，战争和疾病没有给她留下足够的时间“接替丁玲”。
不过，即便上天假萧红以时日，鲁迅的这一预言也终将落空。和丁玲不同，萧红很少直接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她被纳入左翼阵营，多是基于她与左翼作家的关系：她的爱人、朋友、导师，都属于这一阵营。萧红早期的创作，从主题上而言，关注底层，呈现东北沦陷区人民的死生挣扎，当然符合１９３０年代左翼文坛的期望。但即使如此，萧红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仍带给左翼批评家们不少困惑和遗憾。胡风在肯定《生死场》的同时，也强调萧红的弱点，一是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二是人物性格不够突出；三是语法句法太过特别。换言之，就是萧红的创作主题不够突出，缺乏典型人物，语言不够精确，前两点恰恰是当时左翼文学主流最为看重的东西。
对于读者而言，萧红的个性化写作确实容易让人无所适从。梅志回忆当时读萧红的小说，感动喜欢之余，总觉得她的小说不连贯也不完整，不像小说的写法。这说法大概可以代表许多人初读萧红时的感受，《生死场》之后，萧红并没有依照左翼文坛的要求来改变自己，她对此的回应是：“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作，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要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在民族战争兴起的１９３０年代，左翼文坛的中心词必然是政治、救亡、阶级、宣传、群众……而萧红却在纷飞战火中从《生死场》走向更为诗意、更为个性化、散文化的《呼兰河传》。难怪在抗战期间，批评家要指责萧红的创作消极、苦闷、与抗战无关。可以想见，这样的萧红，多半会与丁玲“擦肩而过”。
虽然未能取代丁玲成为左翼阵营中最有分量的女作家，但在建国之后的文学史写作中，萧红毫无疑义地被纳入左翼作家的进步阵营并受到肯定。她的作品中，最符合左翼文学标准的《生死场》被视为其代表作，而《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等名作此时则遭受冷遇。至于她的《马伯乐》，从诞生至八十年代初，长达四十年间，只有一篇评论。
建国后到八十年代，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萧红除了是文学史上那个进步的左翼青年女作家，东北作家群中的一员。萧红的名字最容易和她描写“火烧云”的一段文字联系，虽然他们未必知道这段文字的出处是《呼兰河传》。自１９５０年代初，这一片段便入选小学语文教材，成为几代人的童年记忆。
汉学家葛浩文在翻译完《呼兰河传》后，曾拜访萧红笔下的龙王庙，那是１９８０年，龙王庙还是呼兰河的一所小学校所在，他在一个班上讲了几句话后准备离开，一个小朋友走来把他有多处磨损的课本递给葛浩文看，里头正有“火烧云”一文，这课本葛浩文一直保存至今。
从九十年代始，身为“女性作家”的萧红突然引起关注
１９３８年，聂绀弩在与萧红分别时，做了个飞的姿势，并用手指着天空。这动作缘自两人几天前的一场对话，聂绀弩鼓励萧红像大鹏金翅鸟高飞，萧红却回答：“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也有她的友人曾说过，萧红这一生最大的悲剧，就在于她是个女人。
自１９９０年代初起，身为“女性作家”的萧红突然引起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萧红的“女性”身份与其写作之间的关联。１９８９年，大陆学者孟悦和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中，将《生死场》解读为发自女性的历史诘问和审判，并认为至《呼兰河传》时期，萧红的女性主体思想已然成熟。对于学界而言，从女性写作、女性立场、女性主义等方面，重新阐释萧红成为热门，这一研究热潮持续到２００２年刘禾的《跨语际实践》出版达一 *** 。刘禾对《生死场》基于某种女性主义立场的精彩解读，展示了男性文学批评如何抹煞了萧红对主流话语的颠覆。
对萧红的女性身份的解读确实重塑了一个萧红，她的文字、她的家庭、她的情感、她的命运，在这一视角的关照下都有了新的解释，然而面对铺天盖地的女性视角的萧红解读，也许萧红自己并不会满意，毕竟，她在文学上的“野心”还不在此，她曾经为萧军、端木蕻良将他们的创作放在自己的之上而感到愤愤；也曾和友人谈起自己想要超越鲁迅，创作出比《阿Ｑ正传》更了不起的小说。恰如她自己所说：“‘人生’并没有分别着男人或女人的。”
与学界的萧红研究热相反，１９９０年代熟悉萧红的普通读者却似呈减少之势。批评家摩罗在一次学术讲座中询问在座学生有多少人看过萧红，发现举手者寥寥。摩罗觉得“这正说明萧红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与大家的距离确实大了一点，要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来关心萧红讲座的人肯定大部分都读过她的小说。“出现这一状况，或许与１９８０年代渐渐兴起的新的文学评判标准有关。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经过“重写”的现代文学史选择在“搁置”或“淡化”政治标准，突出“艺术”。此前备受冷遇的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出口转内销”的成为热门作家，而左翼作家的创作则受到质疑。引发这一“转变”的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偏偏“遗忘”了萧红，“萧红的长篇《生死场》写东北农村，极具真实感，艺术成就比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高”，是他这本文学史留给萧红的仅有的评语。
事实上，在写作这本书后不久，夏志清便在《中译本序》中补充说明自己对萧红的疏忽是个错误，并在此后提到“我相信萧红的书，将成为此后世世代代都有人阅读的经典之作。”尽管如此，萧红仍然错过了这一次重写文学史带动的阅读热潮，在林贤治看来，和在左翼文学阵营中被低估了一样，萧红又一次成为这轮文学思潮的牺牲品。
但不可否认地是，从九十年代始，萧红在文学上的独特性越来越受到关注和理解，她创作中那些个性鲜明、曾被视为不合时宜的作品如《呼兰河传》，渐渐被推上现代文学经典的位置；而在张爱玲红遍两岸三地并被推为民国女作家第一人的同时，萧红的魅力则在较为小众和文艺的阅读圈中悄悄扩散。
民国热兴起后，萧红感情世界的复杂暧昧及相关史料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萧红热”
“萧红热”的出现，多少有些突然。
２０１１年，萧红诞辰一百周年，各种学术会议的召开、论文资料的出版，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同年，为纪念萧红而拍摄的电影《萧红》关机。２０１３年，这部电影选在三八节上映，虽然是标准的“冷门片”，上映前还是做了些宣传工作，宣传热点之一便是“文学洛神”萧红的浪漫情史——一她如何“点燃了六个男人”。
在此前后，“民国女性”已然成为阅读时尚之一。不论是因“绿茶婊”一词而躺枪的林徽因；还是被视为“最后的闺秀”的合肥四姊妹；或是张爱玲遗作陆续出版引发的阅读热潮；在“民国范儿”、民国教材、民国史等更大范围的“民国热”带动之下，民国女子们的才情和感情共同成为“八卦”的对象，而萧红的一生，恰恰不缺少这类“谈资”。
身为女性的萧红，感情世界的复杂暧昧，和相关史料的缺失，为这一轮萧红热提供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宋佳版《萧红》中萧红与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之间的情爱关系本就充满戏剧感，再加上电影中对萧红与鲁迅关系充满暧昧的“表述”，使得萧红的私生活俨然成为消费热点。
事实上，在对萧红的言说、书写中，相关的质疑和猜度一直存在。就鲁迅和萧红的关系而言，在１９８０年代之前的萧红研究中，着重于肯定鲁迅对萧红在文学创作上的指点或精神层面的感召，多将其两人情谊定位为“师生”关系。而此后，对两者关系的阐释则更为复杂。余杰在其文章中声称自己怀疑鲁迅和萧红的情感超越师生，“还有别的精神和感情上的撞击”；虹影也在其中篇小说《归来的女人》中以文学的方式对两人的关系进行大胆猜想。所持的依据也多来自萧红对鲁迅的回忆和许广平等人回忆中的“蛛丝马迹”。
也正是在这一轮萧红热中，对萧红私生活的不满与斥责之声越来越大，张耀杰在《民国红粉》中直接用“智商极高而情商极低”总结萧红，并称之为“命贱”；端木赐香则宣称要“扒开萧红的洋葱皮”，认为萧红“只有叛逆的心与放纵的欲，就是没有自立的技能与自尊的身心”；靳以的女儿章小东，对《南方周末》记者称自己羡慕萧红的文笔，但“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妈妈，我非常鄙视她”，因为萧红曾在无奈中放弃自己的孩子。
不知萧红面对这些来自后辈，来自同性的道德谴责，会作何感想，倒是她的丈夫端木蕻良在１９９０年代初，看到时人对萧红生活和作品的贬低时，曾做出回应：那些“自以为清洁”、“眼皮向上高举的人”，他们的“牙如剑，齿如刀，在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以为这样就可以把别人看低了，这都是徒劳的。”
端木的意思很明白，萧红的困苦与穷乏，却成了那些自以为清洁的人看低她的资本。
萧红的身影或将永远有人摹画
女性、革命、自由、爱情，叛逆、逃亡、寂寞、温暖……，每一个词放在萧红身上都别有意味。葛浩文曾说我们很难对萧红在中国２０世纪文坛地位下一放之四海皆准的断语，但她至少留下了三本或更多传世的作品。《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商市街》、《回忆鲁迅先生》……有了这些，萧红的身影或将永远有人摹画。
而关于她的故事，我最喜欢的一则是：
林斤澜回忆文革中自己下放农场，被派到果园守夜，摸黑闲聊，说及三十年代的女作家，文采数萧红第一。有人斟酌，历数女作家。骆宾基大声喝问：男作家又怎样？气势仿佛兴师动众。林斤澜回答男作家排名已定，鲁郭茅巴老曹。“骆宾基倒吸一口气憋住，喉间犹有喘息”。
我觉得，骆宾基的不甘，也正是萧红一生的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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