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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袁世凯凭什么成为民国初年最具实权的人物？ 袁与皇族的矛盾最终导致１９０８年的“足疾”诏令。袁世凯的腿部受轻伤，使得他需要在官邸休息几天。然而，完全出人意料，也让每个了解他是满清铁腕人物的外国人深感惊奇，摄政王颁发谕旨，非常遗憾地宣布，皇帝陛下&...
袁世凯凭什么成为民国初年最具实权的人物？
袁与皇族的矛盾最终导致１９０８年的“足疾”诏令。袁世凯的腿部受轻伤，使得他需要在官邸休息几天。然而，完全出人意料，也让每个了解他是满清铁腕人物的外国人深感惊奇，摄政王颁发谕旨，非常遗憾地宣布，皇帝陛下“忠诚的大臣袁世凯将归乡疗养一段不确定的时间，以治疗足疾。”
满清朝廷委任他为总理大臣，南方革命党人拥戴他为民国大总统，在这个东方大国的此次危机中，袁世凯左右逢源，步履轻快而平稳，成为了当前中国最具实权的人物。在过去３年中，袁世凯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但从１８９８年起，他就已经是四万万中国人中最令人瞩目的人物。
结合他以往的政治经历和目前来自中国各方面的声音判断，在这场动荡的革命结束后，整个世界将发现，无论袁世凯的头衔是总督、总理大臣或总统，这个人将成为他们处理对华事务时无法回避的大人物。
为什么一定是这个人呢？他出身卑贱，所受教育有限，知识浅薄。他从未走出过国门一步，不会说母语之外的任何语言。那么，为什么是他成为了中国人中最具有革新思想、同时又在改革者中最具有传统思维的中国人？
既获洋人尊重又能统筹国内各派势力的唯一人物
袁世凯十分推崇日本政治家儿玉源太郎①，后者先任台湾总督，后供职于日本军部，死后被誉为新日本最杰出的治国能臣。袁世凯效仿他的学习吸收能力，深通为人处世之道，并拥有治国天赋。他们两人都未到国外游历，但又都为西方文明所折服。
袁世凯无疑正在证明他是一个比李鸿章还伟大的人物，而后者常被西方认为是当代最杰出的中国人。李鸿章深受慈禧太后宠信，他通过对慈禧太后阿谀奉承、向她恳求而达到政治目标，就像前英国首相Ｂ。 迪斯累利②（Ｂ。 Ｄｉｓｒａｅｌｉ）对维多利亚女王（Ｑｕｅｅｎ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所做的一样。
与当年李鸿章被慈禧太后提升为直隶总督一样，袁世凯也因慈禧太后的赏识而平步青云。过去，袁世凯曾被寄予厚望，期待他能实现满清统治的中兴大业。而此时此刻，幼年皇帝溥仪正通过皇亲贵族恳求他重新出掌内阁。毋庸置疑，回溯至１８９８年，在那个时候，袁世凯就是中国政坛上既能获得外国人尊重、又能统筹国内各派势力的唯一人物了。
这里没人认为袁世凯重新出山是因为他的形象和蔼可亲，虽然这是西方政客惯用的伎俩。李鸿章是一个很有政治手腕的调停者，但袁世凯不是，他是一个独裁者，明智、稳健、自信，有政治魅力，但不追求个人权势的扩张。至少，他将个人权力野心成功地隐藏了起来，到目前为止，他的个人权欲没有显露。事实上，全国上下普遍相信他是一个爱国者。由此可见，他对他的同胞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国民信任他的爱国精神，信任他处事果断、驭人有方、铁腕治世，这对东方人而言尤其难得，使得他在如今这个各方势力分崩离析的特殊时刻，成为了一个举足轻重、各方注目的关键人物。
保定秋操上的新军统帅
我曾于１９０５年观看中国军队在保定举办的秋操，见到引领全军的袁世凯。他那时负责提领６万新军，颇为自豪，但与正规的日本陆军相比，他们的确显得寒酸。特别是这支军队的统帅更不敢恭维。袁世凯的佩剑在两腿之间不停地摇晃，让他行走起来十分艰难，似乎每走一步都可能被绊倒。他那个硕大的肚子相当可观，军裤也不合身，骑在马上十分滑稽可笑。当他终于可以下马时，看起来如释重负。
随后，我们通过他军队的翻译、挪威人盖德科（Ｇａｄｋｅ）上校进行交谈。总督说，他知道新军操练还有许多欠缺，但他补充道，如果１０年后再来，将会发现新军将焕然一新。提到他的军裤时，袁哈哈大笑，解释说除了军事场合，他是从来不会穿这种裤子的。
当时，他正在帐篷中，仆人送上来一件长袍。他将长袍裹在身上，看起来明显轻松很多，就像一个刚刚穿着男装跳完化装舞会的女人，急于寻找一件舒适的外衣。随后，他取下军帽，换上一顶圆帽，帽顶插有蓝色的总督官穗。当他换帽子时，辫子顺着后背滑落了下来。
“为什么不把辫子剪掉呢？”我想到一些新派的中国人已开始改革，就冒险询问他。
“会的，时间到了就会的。”他迅速回答，脸上挂着微笑。
这只是采访中的一个小插曲，却可从中看出他的个性。他完全明白，男人留辫子是多么荒唐，也知道时代发展的潮流。他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１９０８—１９１１年的三年中，他被罢免了权力，主要原因是慈禧太后去世后，满清贵族的贝勒们终于找到机会报复他。慈禧太后曾将袁世凯强加给他们，压在他们头上，如同八国联军将袁世凯强加于她一样。袁世凯从未善待过他们，总是不断逼迫他们削减特权，增加财政收入用于操练新军、改革教育。
袁世凯之前的总督们习惯于以权谋私。不管袁世凯是否有政治野心，归根结底，他在心中或多或少在为国民谋福利。
与各派打交道都游刃有余
袁与皇族的矛盾最终导致１９０８年的“足疾”诏令。袁世凯的腿部受轻伤，使得他需要在官邸休息几天。然而，完全出人意料，也让每个了解他是满清铁腕人物的外国人深感惊奇，摄政王颁发谕旨，非常遗憾地宣布，皇帝陛下“忠诚的大臣袁世凯将归乡疗养一段不确定的时间，以治疗足疾。”
因此，３周前，当朝廷匆忙召回袁世凯时，他很方便地找到托辞“臣足疾尚未痊愈，无法遵命回京”。同时，他对朝廷圆滑地表达了感激。如果拒绝回京，他将失去保皇党人的支持；而如果立即奉召回京，他又将失去革命党的支持。现在，他得到了双方的支持。
看来这似乎只是小事一桩，甚至有些可笑，但其实意味深长。它显示了今日中国最足智多谋的政治人物的特色。他熟悉自己这一方的人，也了解其他派系的想法，恰当地把握分寸，在与各个派系打交道时都显得游刃有余。自始至终，他既不谄媚，也不虚伪，如同预言家一般洞察未来，并坚定地发挥着主导作用。
铁腕镇压义和拳
他是从哪里开始发迹的呢？他的力量来自何方？有一件事发生在义和团起义之前，可对此给出解释。这也是袁世凯集大权于一身之前，他个人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是他引起众人关注的关键时刻。一方面是狡诈的慈禧太后，另一方面是各国的外交官，他们正集中研究中国事务。
那时，袁世凯仅是山东省一个小地方的道台，那里有中国最好的丝绸，同时也居住着很多西方的传教士，比远东任何其他地方都多。在袁管治地区的附近，拳民首先暴动。
有人宣称是袁世凯煽动了这些暴动，他想借此飞黄腾达。这种说法十分荒谬，虽然对于袁世凯这种专横跋扈、不择手段的精明政治家来说，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义和拳迅速蔓延山东全省，许多名望极高的政治人物几乎就要加入这场运动。值此关键时刻，不论是出于爱国心，或为在慈禧太后及外国使团面前留下好印象，袁世凯决定采取强硬行动，坚决扼制住这个让最保守的中国人也观念动摇的秘密会社的狂热发展势头。
义和拳狂潮初起时，鼓吹只要盟誓入会即可刀枪不入，洋鬼子不再能够用火枪伤害你。宣誓后，这个古老帝国的保护神将会福佑你平安无事。一些义和拳领袖联络袁道台，邀请他入会。他不敢拒绝，因为他知道，自己身边有影响力的人大多数都已入会，或对其抱有同情。但是，他内心又不想加入，因为他预见到这场狂热运动终将失败，他希望能够站在胜利者一边。最终证明，这样一个两难选择反而成为了他的一个机会。
马蒂尼——亨利步枪的试验
袁世凯对义和拳领袖说，“我不会加入你们，除非你能够向我证明，你不会被洋鬼子的子弹打伤。”
“好！”他们说。
“在我的衙门里有一支洋鬼子的火枪，”他继续说，“我本人并不相信它的威力。但是，我想向这里所有迷信西洋火器的人证明——这里有些人的立场正在摇摆，他们所相信的洋枪是靠不住的。”
“因此，明天下午，如果各会的帮主们能够到我的花园来，我们即可进行这样一个小小的试验。请帮主们沿衙门墙壁站成一排，我将在他们身上试一试洋鬼子的把戏。如果西洋火器没有伤害他们，我将加入义和拳。”
这一邀请被接受了。第二天下午，城里万人空巷，市民们都涌到道台衙门。这是一个重大时刻，它象征着一个全新的中国在经历分娩的阵痛，同时也标志着机智聪明的东方人终于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
令人奇怪的是，最终只有一位拳民领袖参加了试验，他是最坚定的暴动领袖。然而，聚集而来的百姓们却似乎愿意将此视为义和拳运动的证据，哪怕只有一个人从西洋火器的子弹下幸存。
这位狂热的拳民极端盲目地坚持着他的信仰，他在阳光照耀下的官署花园里，神态安详地靠墙而立。不久，满面微笑的袁道台出现了，他神情温和，面带歉意，手握一支闪闪发光的新式马蒂尼—亨利步枪①（Ｍａｒｔｉｎｉ——Ｈｅｎｒｙ Ｒｉｆｌｅ）。
袁道台彬彬有礼地解释道，他只是由于好奇才进行这个小试验，并且感谢这位参加试验的朋友。他本人对于义和拳运动抱有极大好感，但他认为，对于他本人和广大百姓来说，接受这位受人尊敬的义和拳领袖提出的要求，证明洋鬼子的玩意只是自吹自擂，以彻底解开大家心中的疑惑，才是最公平的。
顺便说一句，山东半岛插入中国黄海（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包括由英美控制的芝罘（今烟台）和由德国控制的胶州等市县，富饶丰产，并且比中国其他地方有更多机会接触和了解西方文明。然而，即使在山东也仍然有中国人相信，北洋水师１６年前之所以在威海卫全军覆没，主要在于舰首没有画上眼睛，因此不能看到日本人对它的攻击。直到今天，仍有超过一半的中国人认为，弓箭比步枪和子弹更厉害。
现正讲述的故事发生在１４年前。在看起来非常友好的袁道台鼓励下，这位执着的义和拳领袖同意由中国未来的总理大臣（或总统）举起新式马蒂尼——亨利步枪向他的胸部射出子弹。随后，袁道台带着极度的悲伤和遗憾，对殉难者进行厚葬，并出资邀请许多和尚为其守灵一百天。
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尽管那里没有电报。这样，当时的中国和满清 *** 所急需的治世能臣，一个有胆识、狡猾、奸诈、精明的政治人物横空出世。
显然，今天，在大革命的风暴中，袁世凯又被重新发现。
本文摘自《共和十年·政治篇》，郑曦原 编，蒋书婉 刘知海 李方惠译，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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