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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龙凤图腾崇拜及其民俗纵横谈在我国商周时期，有两种图腾备受崇拜：一种是商氏族所崇拜的凤图腾；另一种是周氏族所崇拜的龙图腾。种种迹象表明，这便是龙图腾的原型。到了《易经》定型的年代，龙图腾崇拜已达到高峰。龙凤图腾，首先进入庙堂，龙成为帝王形象的化身。民间一向将龙当作民族的象征，并将其作为图腾神异物予以崇拜，畏之以凤，则认为倍加祥瑞。
龙凤图腾崇拜及其民俗纵横谈
在我国商周时期，有两种图腾备受崇拜：一种是商氏族所崇拜的凤图腾；另一种是周氏族所崇拜的龙图腾。这两种图腾，在华夏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直渗透在华夏族的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整个生活领域内。我们的老祖先，把龙凤列为四灵中的二灵，并赋予了非常奇特的形象，成为集多种鸟兽特点于一身的神异动物。凤的形象为由鸡头、蛇颈、燕颌、龟背和鱼尾组成，色呈五彩，高六尺左右。龙的形象则是：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如鲤，爪如鹳，掌似虎。这两种图腾都经过了漫长时期的衍化过程。凤图腾原型为玄鸟图腾。《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叙述在帝喾时殷商的始祖契，是由他的母亲简狄吞燕卵而生，后王把玄鸟当做媒官。《礼记·月令》中说：“[仲春之月]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祀于高禖”。郑玄注释说：“高辛氏之世，玄鸟遗卵，娀简吞之而生契，后王以为媒官，嘉禖而立其祠焉”。显然，玄鸟变成了子嗣神，因玄鸟生商发生在高辛氏之世，祀玄鸟之庙便叫“高禖”；禖神庙又大都建在郊外，故又叫“郊禖”。对子嗣神的崇拜，随着地域的变化，时代的变化，氏族的变化，宗教信仰的变化，禖神也在变化。屈原《九歌》中的“少司命”，则是楚国沅湘间的禖神。青海东部农业区的禖神，或数地有一祠，或一地有数祠，子嗣神众，名号繁多。在40年代以前，西宁、乐都、大通等地，崇拜的禖神除百 ... 外，还有大通娘娘山的圣姆宫，西宁城的广嗣宫，贵德的观音殿，乐瞿都昙寺的珍珠树等等，这些都是地方化了的禖神。玄鸟衍化为凤，上古早已开始，《拾遗记·周》载：“周成王四年。旃涂国献凤锥。”其实，在东夷族首领少昊氏时，早以鸟名名官，称历（暦）正为凤鸟氏，后因称历为“凤历”。《左传·昭公十七年》论述，少昊氏挚即位时“凤鸟适至”。而少昊之子句芒神的形象为“鸟身人面，乘两龙”，说明凤鸟在当时影响很大。到后来，《论语·微子》称：“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至此，凤的外延义更扩大了，指向有德之士。这正标志着凤图腾代替玄鸟图腾已在意识形态中形成。龙的原型为蛇，人类的始祖伏羲、女娲在汉代石刻画像与砖画中常有人首蛇身的画像。这些画像里的伏羲、女娲，腰身以上通作人形，穿袍子，戴冠帽，腰身以下则是蛇躯，两条尾巴紧紧地缠绕着。伏羲或手执曲尺，或手捧太阳，太阳里有一只金乌。女娲或手执圆规，或手捧月亮，月亮里有一只蟾蜍。种种迹象表明，这便是龙图腾的原型。稍后，在古籍中出现的龙，乃是一种特殊的乘骑动力而驾驭的。如祝融、夏后启、蓐收、句芒等均有“乘两龙”的记述。《大戴礼记·五帝德》中说：“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到了《易经》定型的年代，龙图腾崇拜已达到高峰。正如《说文解字》卷十一中说：“龙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风而登天，秋风而潜渊。”华夏族奉为能呼风唤雨造福万物的神物。龙凤图腾，首先进入庙堂，龙成为帝王形象的化身。《易经·乾卦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文言》中说：“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贯休在《寿春节进》诗中说：“圣运关天纪，飞龙古帝基。”因此，把帝王登基称谓“登龙位”，又叫“龙登九五”；拜见帝王的地方叫“九龙口”；帝王的坐位叫“绣龙墩”；帝王的脸称为“龙颜”；帝王的躯体称为“龙体”；《史记·天官书》把轩辕黄帝描绘成“黄帝黄龙体”。帝王穿的衣服上绣上龙，叫做“龙衮”，又叫“龙袍”；颜色尚黄，又叫“黄袍”。宋太祖赵匡胤得天下，称谓“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将龙作为皇权的象征，或王室的标志，历代帝王都自命为“真龙天子”；帝王使用的器物，也以龙为装饰，如龙床、龙舆、龙舟、龙头杖；帝王的后裔叫“龙子”、“龙孙”；帝王的仪卫旗帜及军旗也绣上龙的图纹，称为“龙章”；甚至为帝王驾车高过八尺的大马，叫做“龙马”；皇帝死了叫做“龙驭宾天”。凤凰呢，一般比喻后妃之德，以皇室为中心的贵妇人头戴凤冠。汉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祭服之冠饰便是上有凤凰的凤冠（见《后汉书·舆服志》）。明制；皇后礼服的冠饰有九龙四凤，皇妃九翬四凤（《明史·舆服志二》）。这样，皇帝的“龙衮”与皇后辈的“凤冠”形成了明显的对照。有人把皇帝皇后的衣服和头饰写成了一副对联：“身穿龙，龙缠身，身转龙转身；头戴凤，凤在头，头点凤点头。”用凤字冠头的各种称呼也是屡见不鲜。旧时帝王所居之城叫“凤城”，杜甫《夜》诗中写道：“步蟾倚仗看牛斗，银汉遥应接凤城。”古代称帝王坐的车子叫“凤车”或“凤凰车”，《汉宫仪》卷下载：“乘舆大驾，则御凤凰车，以金银为副。”皇帝的诏书又叫“凤诏”，梁元帝《陆倕墓铭》中说：“两升凤沼，三倚龙楼。”龙凤在以帝王为核心的庞大贵族中成为物质与精神文明的象征，难怪对华夏族的后裔直到今天仍称谓“龙的传人了”。曾国藩在一篇论风俗的文章中指出：“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所向而已。”因为帝王倡导，上行下效，使早在中生代末期退出生物界的龙，从人们的想象中由再生导向永生，从天上降到人间，从神话中走进现实，活跃在不断传承的民俗活动中。后面叙述的事例中，一方面可以看出龙凤图腾在民俗中的潜在力，它延伸到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直到今天；另一方面，通过龙凤图腾崇拜，可以揭示青海人民对华夏古文化的传承。
从节日民俗看，每年到了除夕，当沉沉暮霭降临之际，家家的门楣（包括房门、财门、圈门等一切门户）上贴上龙凤钱马。钱马有两种；一是大钱马，摺叠成三角形，贴在门楣中间；一种是小钱马，贴在大钱马的两边。正如“花儿”中唱的：“三十晚夕贴钱马，才知道过年的了；掐不下银钱回不下家，才知道作难的了。”什么是龙凤钱马？龙凤钱马是一种木刻艺术造形图腾，称谓“龙凤钱马模子”，是一种长方形的木刻板，通常长边约20厘米，短边约10厘米，分花边和堂子两部分，花边由龙凤合抱形象构成，堂里一匹飞马，马背载着一枚巨型圆形方孔钱币，古人称之为“孔方兄”。民间一向将龙当作民族的象征，并将其作为图腾神异物予以崇拜，畏之以凤，则认为倍加祥瑞。飞马是从天上向人间赐禄的“禄马”，载钱腾飞。通过贴龙凤钱马，祈祷和祝福在新的年度里，大交鸿运，财源茂盛，万事亨通，龙凤呈祥、阖家幸福。出于同样的目的，大通、门源、祁连等地区的一些汉族和士族人家，在40年代前，把边长60～90厘米的大型正方形龙凤钱马当作主宰财运的神祇来供奉。宋《宣和博古图》称，厌胜钱有五，一体之间，龙马并著，形长而方，李孝美号之曰龙马钱。这与龙凤钱马有许多意向上的共同点。
过了除夕子夜便是新年。在广大农民的意识中，此际对龙的崇拜与这一年丰歉紧密结合起来。他们从御环学的观点出发，先打问新历书上是“几龙治水”，来占验这一年能否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所谓“几龙治水”，是指从大年初一始，看地支中的“辰”（龙）在哪天出现。如1992年，壬申年正月初七是“丙辰”，就叫做“七龙治水”。民俗对当年治水的龙多与龙少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的经验认为，“龙少治水专”，从一龙到四龙治水，是雨水充沛的象征；又认为“龙多不治水”，出现五龙以上龙治水的年份就是旱年的征兆，下种时考虑多种耐旱作物，并和必要的抗旱保墒工作。
过了“人日”（正月初七），无论是城市，或广大农村，就要相继出社火，舞龙就成为社火队伍中最精彩的节目之一。西宁社火舞龙的形式一般为双龙对舞，有青龙和黄龙两种。民俗认为，青龙代表主管风雨的海龙王，黄龙象征着主管国事的人间帝王。擎青龙旨在祈求风调雨顺；舞黄龙则切盼国泰民安。故在社火队伍的排列上，一般都以两具排类为青黄二龙的先导，上书“风调雨顺”和“国泰民安”。舞龙表演以“双龙对舞”、“二龙戏珠”、“鱼跃龙门”为主要节目。目的在于：祈求龙王显神，普降甘霖，年景大有，五谷丰登。所谓“青龙昂首舞高空，普降人间尽甘霖，五谷丰登歌大有，神州四海乐升平”。
“二月二，龙抬头。”在40年代以前，西宁郊区、双通、湟中、湟源等地区的许多村寨，于二月二日清晨，村里的年轻人们请出龙来，敲锣打鼓，擎到泉边给龙饮水，并通过龙口象征性地喷泉到田里。正是：龙节青龙吐甘霖，春夏田头下雨金，五风十雨年景好，预祝秋后大丰登。乐都、共和、兴海等地区的部分人家，依据古老传统，在二十年代从厨房门外撒灰到水缸根绕上一圈，称谓“引龙回”，或叫“引钱龙”，乐都民间叫“邀龙王”。此日，家家炒蚕豆、豌豆供食，民间叫“咬虫儿”，正是《礼记·郊特牲》中伊蓍氏《蜡辞》所谓“昆虫勿作”的意思。这与南方炒蝎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有些地区吃春节剩余的油饼，有些地方煮狗头，均与龙抬头相连。正如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所说，“二月二龙抬头，煎元旦祭余饼，熏炕床，日熏虫儿，谓引龙，虫不出也。”
每年到夏历四月八前后，农村各地进行插牌下镇，以遏制冰雹，民间叫“当过雨”，又叫“挡白雨”。这种插牌下镇活动，大都在法师和神子弟作法渡炼下进行的。大通、隍中等地称谓“跳邦邦”。他们把活蛇下在镇中，叫做“青龙镇”。把活的白狗下在镇中，叫做“白虎镇”。这里的青龙、白虎与朱雀、玄武，并称谓“四象”。民俗认为，青龙镇与白虎镇镇冰雹，雹神李左车纵然发怒，不敢肆意降雹损禾稼。这种作法固然有迷信之嫌，毕竟反映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民大众祈求人寿年丰的愿望。其他如大通的朝山会，平安的救济会，各地求雨的雩祭活动，都把龙的顶礼膜拜摆在第一位。
青海民间对龙王和水神的信仰是比较普通的。就庙宇而言，建置早的府、县、厅、卫都建有龙王和水神的庙宇。在二十三年代以前，西宁府、西宁县、大通县、贵德县、丹噶尔厅（今湟源）等地均建有龙王庙。西宁府还建都龙王庙，丹噶尔厅还建小龙王庙。碾伯县（今乐都）、巴燕戎格厅（今化隆）均建有水神祠，每年分别在二月二、四月八、六月六广泛进行降香和集体诵经活动。天旱求雨，都通过道会组织诵大经。青海湖的水神，唐封为“广润公”，宋加封“通圣广润王”，清又封为“灵显宣威青海神”。每年于七月十五日 ... 协同蒙、藏王公千百户公祭，民间称为“西北乾方化海龙王”，环湖之民祭祀，历久不衰。
就婚俗而言，青海人娶亲夜行，“青龙头入洞房”，正如谚语中说的，“青龙头上入洞房，金玉满堂后代昌”。为什么把娶亲到家的时间放在“青龙头”上呢？原来，这就是对龙崇拜而产生的民俗，以为龙凤是祥瑞之物，以龙凤为象征的一切会给人带来福祉。青龙，古称“苍龙”，是古代神话中的东方之神，《史记·天官书》称谓“东宫苍龙”，在二十八宿中主角、亢、氐、房、心、尾、箕东方七宿，因为组成一条龙象，色青，故叫“青龙”。七方七宿的头两个星座是角星与亢星，在十二宫中分布在子后寅前三宫之间，恰在凌晨拂晓前，故民间称之为“青龙头上”。龙图腾崇拜的祖先们把隶属于“青龙头上”的时辰，视为新人入洞房最理想的吉时。为此，在40年代以前娶亲者必须带上外罩铅丝的红灯笼，四面贴上“吉星高照”四颗大字，并带够以资夜行的红烛，以保证通过崎岖山路，不误吉时良辰。由于过去交通闭塞，夜行艰难，轿娶者务必吹吹打打，唢呐鸣奏乐，锣鼓交响；马娶者必带吵子，系列铃鸣，声闻于野，使娶亲者保持清醒，鞍马稳妥，使新人平安到达。平安县巴藏沟乡有首《迎新娘歌》唱道：“吉时一到上马行，高举红灯照前程，或闻唢呐袅袅吹，或闻马嘶吵子鸣。押马贵人精神爽，护送女眷乐盈盈。新人安康入洞房，一曲关睢重千金。”
在日常生活中，青海汉、藏、土、蒙古族等各族人民敬客的食具崇尚龙碗，所谓：“龙碗酥油茶，敬客礼有加。”远行出门碰了满桶水，认为大吉大利，叫做“青龙扑怀”。打庄窠、修水坝合龙之际，必须隆重举行“合龙口”仪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凤崇拜，大都表现在40年代妇女的银首饰上。从20世纪初流行的双层馗子、银箍儿、纂梁子、闪簪到后来的银簪子、押花等等，上錾图案多数崇尚凤，兼纹鸳鸯，佐之以花卉。老人的寿器，大凡有功名者、豪门右族乃至殷实之家，都崇尚釉画“龙凤材”，所谓“生为龙之传人，死伴龙凤而去。”
还必须指出，在青海海东各地的灵山秀壑之间，大都留有“龙脉被斩”的痕迹。如南凉古都——乐都大古城北山间的“甘家龙墩”，乐都城台乡拉甘邑村的“龙应壕”，大通的“铁锨崖”等等，遗迹犹存。这种现象，农业区其他地区也屡见不鲜。访诸蓍老，咸云明朝洪武年间朝廷派舆专家实地踏勘后被斩的。统治者以为，山有龙脉必出帝王将相之才，对于自己的“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大为不利，因此，派人边勘斩断。帝王的这种愚昧行动，固然幼稚可笑。也反映出龙图腾崇拜在上层权贵的意识中多么根深蒂固。
透过龙凤图腾崇拜的民俗橱窗向我们揭示：江河源文化不仅是华夏古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独具高原特色，个性又十分突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华夏古文化的又一个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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