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字资料是由(历史认知网 www.lishirenzhi.com)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后发布的内容，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摘要：言外之意，胡适为人阴险，不可深交。那么，真实的胡适究竟如何，为何会被指为阴险？武夫力扶桐城派说胡适阴险，源自于人事...。不久后，胡适还被推举为《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负责人。当年曾对胡适颇为不敬的“温州派”的林损、许之衡也被解聘。14年后报了仇胡适这番改革有利于提升北大教学水准，但操作存有争议。有趣的是，曾夸赞胡适“毫无阴谋气”的温源宁，不久后也被胡适停了系主任之职。
唐山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在《忆刘半农君》中，鲁迅先生这样写道。 言外之意，胡适为人阴险，不可深交。 对此，不同人看法不同，钱鐘书的老师温源宁就曾评价胡适“两眼是那么大，光耀照人，毫无阴险气”。 那么，真实的胡适究竟如何，为何会被指为阴险？
武夫力扶桐城派 说胡适阴险，源自于人事 ... 。 胡适尚在海外时，因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暴得大名，一回国便被蔡元培拉入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引为左膀右臂。 此时北大有三种势力：一是严复任校长时培植的“桐城派”；二是何燏时任校长时力扶的“浙派”（即章太炎的浙江籍门生），因多是留日生，又称“留日派”，后为对抗“英美派”，又拉留法生入伙，故又称“法日派”；三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潮派，皆为安徽人，又称皖派。蔡元培说“兼容并包”，即带有平衡各派之意。 当时前两派较成势力，皖派略弱，但通过《新青年》杂志，陈独秀先后将高一涵、李辛白、刘文典、高语罕、胡适等拉入北大，实力迅速增长。 在初期，浙派对皖派较优容，因皖派中也有很多留日生，彼此观念相近，且都在“桐城派”重压下，需相互扶持。 桐城派的背景是军阀徐树铮，此人好文墨，自封为“当代诸葛”。林纾（即林琴南）即属桐城派，他被排挤出北大后，曾写小说《荆生》、《妖梦》，编造出一个“伟丈夫”，将陈独秀、胡适等“妖孽”统统虐 ... ，这个“伟丈夫”即暗指徐树铮。可惜徐不久后便失了兵权，陈独秀调侃道：“林纾本来想藉重武力压倒新派的人，那晓得他的伟丈夫不替他做主。” 当时教育 ... 傅增湘也属桐城派，是蔡元培的后台，但他的下属、章门弟子鲁迅并不买账，讽他为“F ... ”，还到处说他曾试图 ... 京师图书馆中的宋版书。
忍一时风平浪静 在浙派、新潮派的联手打压下，北洋军阀支持的桐城派迅速衰落。因为浙派掌控了媒体，邵飘萍（也是浙江人）主持的《京报》出力尤多，常将校园纷争转化为社会新闻，令当局投鼠忌器、极为难堪，到1919年，北洋 ... 已无法号令北大，留日派得以一言九鼎。 在汤尔和、沈尹默、马裕藻、马叙伦等浙籍人物包围下，蔡元培几成傀儡，严复说：“蔡孑民（即蔡元培）人格甚高，然于世事……偏喜新理，而不识其时之未至，则人虽良士，亦与汪精卫、李石曾、王儒堂、章枚叔诸公同归于神经病一流而已，于世事不但无补，且有害也。”留日派大权独揽后，开始排挤皖派，先从陈独秀动手。 陈独秀私德不检，浙派便通过小报炒作他行为变态、抓伤青楼女子，一时轰动全城，而蔡元培正醉心于“进德会”，此事让他颜面尽失，只好借口成立教务处，免去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之职。 陈独秀当然知道是谁在背后捣鬼，离开北大后，一次路遇汤尔和，汤在日记中称：“途中遇仲甫（陈独秀字仲甫），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亦可哂已。” 面对浙派攻势，胡适的地位一度动摇，他曾激烈回应，和傅斯年、罗家伦借口不受当局掌控，提议将北大迁到上海租界去，但被沈尹默等拒绝。 权衡利弊后，胡适转向“只以不瞅不睬处之，因为我是向来不屑同他们作敌对的”，他匆匆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并请蔡元培作序，以奠定自己的学术地位，并适时提出“整理国故”。
“整理国故”一石二鸟 胡适曾反对“国故”，此时立场突然来了个大转弯。其实，最早提出“整理国故”的是章太炎，胡适接过这个口号，颇有深意：一方面，章门弟子多靠“国故”吃饭，如此可以抚慰他们；另一方面，可以打破章门弟子对“国故”的垄断。 浙派人物初期并未看出胡适的算盘，轰走陈独秀后，他们忘乎所以，不仅在北大大搞同乡会，还将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列为北大入学考试参考书目。当胡适提出要整理出版《国故丛书》时，马裕藻、沈尹默、钱玄同均表赞同。不久后，胡适还被推举为《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负责人。 1923年，胡适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约190种。但梁启超很快看出其中荒唐：没有一本史书，且《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唐诗》等，卷帙浩繁，普通人怎么可能读完？ 可见，胡适只是在利用“整理国故”，未必真心研究。胡适自己曾说：“我之所以整理国故者，只欲人人知所谓国故者‘亦不过如此而已’。”后来，他甚至说自己这是为了从“烂纸堆”里“捉妖”和“打鬼”。而所谓“妖”“鬼”，自然是说浙派诸公。 因倡导者内部之间出现分裂，新文化运动到后期已从新旧之争转成派系之争，而胡适却能游刃有余，不仅没被浙派踢出局，反而利用蔡元培的信任，先后将徐志摩、陈源、陈衡哲等英美留学生拉入北大，英美派渐渐成势。
卷土重来压倒浙派 1930年，蒋梦麟重回北大任校长。蒋梦麟是江苏人，蔡元培先生任校长时常不到校，一切让蒋负责，蒋因而被归入浙派，此番卷土重来，却面貌一改，专与胡适结盟。 此前胡适作为“中英庚款顾问 ... 会”中国访问团成员赴英，游历英法美日，回国后一度在美国退还庚款组成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任职，蒋梦麟回北大前，胡适帮他说服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每年赠予北大20万元，连赠5年。胡适亦得以回北大任文学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有了这个基础，胡适终于可以放开手脚。 以往浙派把持北大校政，多通过评议会，胡适借口 ... 刚颁布的《大学组织法》，废掉评议会，改为校务会议。 评议会是教授治校，代表由教授们选出，重大决策由代表投票决定，校长亦受其制约。 校务会议则是校长治校，因校长有任命院长、系主任之权，这些院长、系主任无需选举，都可参加校务会议，他们加起来已够半数选票，此外，校长还有权指定不超过总人数的20%的专家来参会。这意味着，只要校长愿意，任何决策都不难通过。 1930年，北大浙籍教授尚占三分之一，13人评议会中，7人属浙派，经此一改，到1934年时，沈尹默、沈兼士、徐炳昶、钱玄同、马衡、朱希祖等章门弟子均成了“名誉教授”，浙派只剩下马裕藻、周作人。当年曾对胡适颇为不敬的“温州派”的林损、许之衡也被解聘。
14年后报了仇 胡适这番改革有利于提升北大教学水准，但操作存有争议。 比如驱逐北大历史系主任朱希祖，朱是章太炎的弟子，当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中曾说：“北京大学的同事里面，钱玄同和朱逖先（朱希祖字逖先）两位先生对于这书都曾给我许多帮助。”但朱希祖却认为胡适不懂佛学和宋明理学，此书肯定写不下去，后来果然被他说中。 “驱朱运动”是胡适高足傅斯年在幕后操纵，他鼓动学生给朱贴标语，污蔑朱挤走了陈翰笙，傅斯年后来对此并不避讳，且称“很得意”，最终傅斯年让留美派的陈受颐占了这个位置。 再比如林损，在北大任职多年，他脾气怪异，好饮酒 ... 。1920年，胡适代理北大教务长时，学生孔家彰写信给胡适 ... 林损，朱希祖一时孟浪，把原信抹去姓名后交给林损，本是提醒之意，没想到林查出是孔家彰干的，认为胡适在暗中指使，坚决要将孔家彰留级。胡适当时刚到北大，立足未稳，只好隐忍，14年后终于报了一箭之仇。 有趣的是，曾夸赞胡适“毫无阴谋气”的温源宁，不久后也被胡适停了系主任之职。 几番动荡，曾慷慨激昂的各派均销声匿迹，反而是低调的胡适笑到最后，以往派系之争，总会留有余地，胡适却做得异常彻底，给人以手段高妙、机心深重之感。
学问偏浅留遗憾 人事 ... 之外，胡适在处理学术争议时，亦有瑕疵。 1927年后，胡适用功日少，更热心于发表政治见解，博取公众关注。在学术上常虚张声势，金岳霖曾讽刺他 “思想跟汽车一样……是后来居上，汽车越新的越好”。 胡适自称“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但鲁迅一眼便看破其行藏：“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说白了，胡适的“实证”，不过是反复自吹拥有“天地间唯一的孤本”而已，连文物贩子都知道他有此癖，故意做伪书来骗他。 1948年，中央研究院推选院士，在胡适提交的推荐名单中，竟然没有冯友兰、钱穆。 冯友兰因《中国哲学史》一炮而红，压倒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被日本人称为中国哲学史第一人，胡适反排在第二，胡适对此耿耿于怀，称冯“虽曾出国门，而实无所见”。 至于钱穆，曾与胡适同在北大历史系授课，内容相近，但听胡适课的学生始终少于钱，加上二人学术观点不同，因而遭忌。 可见，胡适也是记仇的。 胡适成名甚早，虽努力谦虚，仍偶尔流露出居高临下之态。郭沫若回忆第一次见胡适时，说“博士到得很迟，因为凡是名角登场总是在最后的……只是他那满面的春风好像使那满楼的电风扇都调转了一个方向。” 胡适也常提醒自己，可越想做完人，与真实性格落差就越大，越容易给人以虚伪之感。胡适一生做过许多好事，但生而为人，总有人性幽暗的一面，藏得过深，反被误会成“阴险”。 以上内容由（历史认知网）整理发布，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本文标签：胡适陈独秀中国近代史中国哲学史大纲历史蔡元培北大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
特别申明：本文内容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立即与我们联系（devmax@126.com），我们将及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