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和司马相如，有何不同？

司马相如年二十为武骑常侍，二十有六作《子虚赋》；司马迁年二十游历天下，二十有三为郎中，皆曾意气风发，绝代风华。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昔者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之年轻容颜早已化为烟云，逝者千年，更不用说司马相如年长于司马迁，及至司马迁年少时能见到司马相如，当年嗜书好剑的少年翩翩的司马相如也苍苍老矣。

司马相如和司马迁生活的年代已然远去，但他们的声名、故事、文章却传之至今，他们的华章妙语和人生旅途上的果敢坚韧，依然为今天所称道。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就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走自己的路，果敢抉择

司马相如一生相较平稳，除却一小段的贫困时期，可以说春风得意。他有两次重要选择，极大地改变了他的人生历程。一是辞去武骑常侍之职，追随梁王；二是琴挑卓文君，与之私奔。

司马相如“年少时，好读书，学击剑”，至二十岁时，“赀金为郎，事景帝为武骑常侍”。司马相如本布衣之民，而“赀金为郎”耗费巨大，怕是把他的家底抖个精光，不然司马相如后来回到成都也不至于陷入“家徒四壁”的境地。不过由于景帝不好辞赋，而司马相如做辞赋最拿手，舞刀弄枪做个武骑常侍非其所好，因此，司马家虽然为“赀金为郎”下了血本，他还是对自己跟着景帝的前途持悲观态度。

景帝七年，梁孝王带着自己的门客来京，司马相如专程拜访。梁孝王的门客邹阳、枚乘、庄忌等，都是辞赋达人，梁孝王本人也好辞赋。司马相如终于见到辞赋的圈内人士，“见而悦之”，终于喜不自胜，迅速做了个决定：“称病辞官，往梁国从孝王游”。这年司马相如二十一岁。

司马相如如愿做了梁孝王的门客，虽然梁孝王并没有封给相如官职，只“令与诸生同舍”，但能与圈内人士一起交游作赋，且衣食无忧，生活优容，也颇为一件美差。可惜数年后，梁孝王死，司马相如失去靠山，只得回到故地四川。

回到成都的司马相如“家贫，无以自业”，只得依附朋友临邛县令王吉。这时，司马相如遇到了卓文君。卓文君是临邛富翁卓王孙之女，虽然“新寡”，但“相如心悦之”。司马相如做出了第二个重要决定：琴挑卓文君，并与之连夜私奔！

如果说司马相如第一个抉择顶多也就是损失些“赀金为郎”的钱财，第二个抉择则冒着被人唾骂甚至“浸猪笼”的风险。好在当时川蜀之民蛮夷之风颇重，封建礼教思维还不浓厚，卓王孙一家只是大怒，以之为耻，卓王孙说：“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到成都，家徒四壁，于是二人索性又赴临邛当垆卖酒，文君卖酒，相如与奴婢一起，系长围裙，做杂事。卓王孙不能忍受这种大丢面子的事，于是予僮、钱及陪嫁财物。最终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归成都，买田宅，成为富人。此时，司马相如二十七岁。

与司马相如两次抉择使自己春风得意相比，司马迁的抉择显得忍辱负重，更加艰难致命。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承父职为太史令。司马迁不忘父亲遗志，着手《史记》写作，但是这时，却发生了李陵事件。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主动请缨出击匈奴，兵败被俘，汉武帝震怒。满朝文武都认为李陵叛降，全家当诛。而在这时，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却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兵败投降是因为“矢尽道穷，救兵不至”，而且李陵是希望“欲得其当而报汉”。李陵虽然兵败，但是他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

司马迁这番表述却没有得到汉武帝的理解，汉武帝认为他是藉李陵之功，诋毁这场战争的主帅李广利（此人为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间接批评自己用人不当，造成军事失利。

其实，早先在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汉武帝翻阅《孝景本纪第十一》和《今上本纪第十二》后，认为司马迁的叙述有意贬损自己，就命人削去了书简上的字，并把这些书简扔掉，可见当时汉武帝对司马迁已经甚为不满。再加上这次李陵事件，旧隙加新嫌，汉武帝勃然大怒，下令将司马迁投入牢狱，以“诬罔”（欺骗皇帝）的罪名判处死刑。

当时的死刑有两种方式可以充抵，第一种是“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另一种是按照汉景帝时期所颁布的法律“死罪欲腐者，许之”，处以宫刑（ *** ）。由于没有足够的金钱，司马迁就只能抉择：要么接受宫刑，要么死。

生存，还是死亡，这个严峻的问题沉重地摆在司马迁的面前。一方面是已经辱没先人，无颜苟活，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形容受刑以后：“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另一方面却是功成未就，父志未成，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临终嘱咐司马迁，要他“继孔子而续《春秋》”。

最终司马迁接受宫刑，选择忍辱偷生下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

公元前93年，司马迁完成他的鸿篇巨制——《史记》。《史记》共130篇，52万余字，是历史上第一本“纪传体”史书，而后历代所修正史，莫不沿袭《史记》的本纪和列传两部分。《史记》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郑樵称：“六经之后，唯有此作。鲁迅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在宫刑与死之间，司马迁之选择生重如泰山。

昂扬向上，不负天生我材

司马相如和司马迁皆为当时不世之才，其少年立志，终有所为，司马相如书写汉赋之新篇章，司马迁之《史记》开创纪传体史书的先河。纵观二司马的一生，昂扬向上，乐观豁达，不负其经天纬地之材，是其人生的主旋律。

据《西京杂记》记载，司马相如在第一次从四川上京，途经升仙桥时，曾提笔写道“不乘高车驷马，决不回蜀”。他在《喻巴蜀檄》里也写道:“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上述言辞已足现相如建立“非常”功业的鸿鹄之志。

司马相如以辞赋为长，其辞赋无不显示的巨大的时空意识和壮丽的审美理念，这不仅仅是相如才学的体现，更重要的是空前统一、繁荣的汉帝国的出现，大大开拓了文人学士的胸襟和眼界，使他的赋里表现了乐观大气的精神风貌。

相如最初侍从景帝为武骑常侍，但景帝不好辞赋，相如于是“称病辞官，往梁国从孝王游”，这亦可见相如对功名的诉求。司马相如将辞赋作为才情施展的载体，以期通过专擅的辞赋来扬名立万，实现其人生价值。所以毋须讳言，司马相如为赋往往是带着某种功利目的的。但于当时而言，这种功利目的不失为一种昂扬向上的进取精神。

司马相如有扬名立万，建功立业之志，也有辞赋大才，所缺只是时机。终于有一天，好辞赋的汉武帝，偶读《子虚赋》并以为好，以“独不得与此人同时”为憾事。《子虚赋》正是相如游梁时作，相如于是得以经过狗监蜀人杨得意的介绍，面见武帝。面见时，相如承认自己是《子虚赋》的作者，并说：“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武帝称赞相如，并赐给相如笔札，相如于是作《上林赋》。《上林赋》以烘云托月的手法盛赞了汉武帝引以为豪的上林苑及其所热衷的游猎活动，最后以“居富思俭”的节俭思想来结尾。武帝观之大悦，任相如为郎。

相如赋大多可以分为“劝”和“讽”两个部分，而“劝”的篇幅总远远超过“讽”的篇幅。造成两者失衡的原因，部分在于相如总在最后才由“劝”转入“讽”，劝喻君王不该如何又该如何；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伴君如伴虎，汉武帝好大喜功，而又嗜杀成性。俗话说：老虎的 *** 摸不得，司马相如出于自保，又怎敢过多于“讽”？

同样出于自保的考虑，外加个性使然，司马相如虽然担任官职，但不太愿意同公卿们一起商讨国家大事，又由于身患“消渴”之疾，常借病在家闲呆着，不追慕官爵。但居家养病的平淡生活，又怎能掩盖相如骨子里建立非常之功的野心呢？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 年），巴蜀长官唐蒙在南通西南夷的问题上，由于征用人力物力过多，且用战时军法督责，造成“巴蜀民大惊恐”。汉武帝怕巴蜀生变，便派相如去责备唐蒙，并作檄文安抚巴蜀百姓。相如机敏多才，恩威并施，很快使危机事态平息。

其后数年，西南夷的邛、筰的君长，表示愿意归汉，请求汉朝派遣官吏治理。武帝就此事问计于相如, 相如于是对于开修官道和通使西南诸国的形势做出了全面的考察、分析和建议，于是“天子以为然”，“拜相如为中郎将”，“持节出使西夷”。相如和邛、筰的君长商谈归附之事，还作《难蜀父老》，以解答问题的形式，阐明了和少数民族相处的道理，其文苍劲优美，说理透彻，成功地说服了众人，最终使西南夷归附汉朝。

两次出使西南夷，应该是司马相如在政事方面为数不多的作为与成功。相如以功臣身份回朝，武帝虽然赞之，但之外未有进一步的行动，及至后来武帝封相如为孝文园令，也为闲职。但相如又怎么甘于从事守皇陵的工作呢，即使到了他略显寂寥的人生的终点，相如也不忘显示其八斗之才。

元狩五年（西元前118年），相如已因病免官，家住茂陵。天子派所忠前往茂陵，欲取相如新作之书。但所忠到相如家，相如已死，无其他新作，止留一《封禅文》以待天子使者。《封禅文》讲的是请求武帝封禅泰山之事，包括封禅之理由、好处及封禅时所需的颂功德、赞祥瑞的刻石词。所忠把《封禅文》进献武帝，武帝知事情原委，惊异其书。其后几年，汉武帝果真以《封禅文》为模本，先后郊祭后土、礼拜嵩山、封禅于泰山和梁父。

司马迁出生于太史世家，其先代“世典周史”，屡任周代史官。其父司马谈任太史令时，就立志要修著一部记述“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但未能如愿，临死时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勿忘吾所欲论著矣！”在司马迁的家学熏陶和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加上司马迁非常欣赏那种“生不能为五鼎食，死亦为五鼎烹”的人生。于是，这种扬名显声的思想早已植入在他的心中，早期表现为努力继承父业，立志作一名良史，以求有机会跻身功名。

司马迁从20岁开始的壮游天下，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壮游天下，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它作为司马迁走向成功的坚实一步，也体现了一种非常典型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精神。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东巡，封禅泰山。封建统治阶级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盛典，司马谈因病留在洛阳，未能参加，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司马迁适从西南回来，他就把自己著述历史的愿望遗留给司马迁。司马迁流涕回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三年后，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他以极大的热情来对待自己的职务，“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并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藏书处阅读、整理历史资料。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主持了改秦汉以来的颛顼历为夏历的工作。其后，司马迁正式开始写作《史记》，以践行他父亲不废天下之史文的遗志。

然而，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时，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找机会报答汉朝。但此种说法触怒武帝，以为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贰师将军李广利，进而讽刺自己用人不当。武帝于是大怒，把司马迁投入大牢，处以死刑。当时，死刑可以由宫刑代替，因而摆在司马迁面前的选择，要么死，要么接受宫刑。

司马迁一生的志向就是继承父志，撰写出一部像《春秋》那样伟大的史学著作，但此时像蝼蚁一般死去，又怎甘心？为了写作《史记》，决定甘下“蚕室”而受此辱刑。

身受宫刑是对他极大的摧残和耻辱。这种奇耻大辱甚至剥夺了司马迁作为一个正常人的资格，从某种程度上毁灭了其做人的基本勇气。司马迁想到了死，但著述未成，父愿未了，又怎能轻易一死？

司马迁终于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乙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

出狱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名义虽比太史令为高，但只是“埽除之隶”、“闺合之臣”，与宦者无异，因而更容易唤起他被损害、被污辱的记忆，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但他忍辱负重，发愤著述。终于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3年），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全部撰写和修改工作。

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史记》就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这，是一个读书人、一个知识者最大的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