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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原创文/董元奔（范仲淹像）「”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古就是儒士的修身之道和人生理想，但是「”君权神授”致使君权至上，儒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总是被君权击碎。自魏晋时期起，门阀政治崛起，皇帝的神秘色彩不复存在，皇帝仰赖豪门治理天下。隋唐统一南北朝之后，初盛唐时期，皇帝仰赖名相治理天下，中晚唐时期，皇帝仰赖节度使治理天下。六朝和唐代的政治格局基本上是君臣共治天下。宋代自立国伊始就实行文官政治，科举取士规模超过
原创文/董元奔 （范仲淹像） 「 ”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古就是儒士的修身之道和人生理想，但是「 ”君权神授”致使君权至上，儒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总是被君权击碎。自魏晋时期起，门阀政治崛起，皇帝的神秘色彩不复存在，皇帝仰赖豪门治理天下。隋唐统一南北朝之后，初盛唐时期，皇帝仰赖名相治理天下，中晚唐时期，皇帝仰赖节度使治理天下。六朝和唐代的政治格局基本上是君臣共治天下。 宋代自立国伊始就实行文官政治，科举取士规模超过唐代十数倍，文官集团迅速得到扩大，宋太祖甚至规定后世皇帝不得 ... 士大夫，君臣共治天下的观念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寇准要求儒士「 ”以天下为己任”开启了君臣共治观的理论探索。理学思想通过对君臣共治天下的历史实践的总结，分别为北宋和南宋的君臣共治提供了理论支撑，其中，二程认为「 ”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王安石提倡「 ”内圣外王”观，二程和王安石丰富了北宋变法与守旧的「 ”国是”观，朱熹则把「 ”内圣外王”与「 ”治道”相结合，同时要求约束君权以真正实现君臣共治，朱子丰富了南宋抗战与议和的「 ”国是”观。 虽然宋代君臣共治天下的想法是美好的，但是实现这一理想的过程却是尴尬的，——君臣共治天下是通过朋党政治削弱君权实现的。皇权的衰落引发朋党之争，朋党政治持续贬抑皇权，皇帝由权力顶峰一步步成为傀儡，大臣在朋党之争中一步步走向权力顶峰。梳理两宋历史，分析其君臣共治天下政治格局的形成，具体说来有这么几个阶段：屈尊胡人致使君威扫地，两次变法形成朋党政治，主战派主和派搅乱南宋。 （寇准舞台形象） 一、屈尊胡人致使君威扫地 建隆元年（960），后周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赵匡胤「 ”黄袍加身”，建立北宋。随后，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兄弟采取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历时大约二十年，基本上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天下分裂的局面。但是相较于唐代广阔的疆域来说，北宋留下两块硬骨头不敢去啃，那就是契丹（辽国）非法占有的燕云十六州问题、吐蕃占领的河西走廊问题，特别是契丹问题后来逐渐演化成悬在中原皇朝头上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 鉴于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及五代十六国时期军阀混战的历史教训，宋太祖疑武畏武，决定实行「 ”右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他通过「 ”更戍法”使固定的军官永远不会非常熟悉流动的军队，从而把军权集中于皇帝之手。他把精锐军队集中驻于京师附近，而弱化全国各地的驻军力量。 辽国占据着燕云十六州，直接威胁了北宋核心统治区中原特别是京师汴梁的安全，但是北宋的 ... 政策和宋初的经济、 ... 实力均难以支撑起对辽国的大规模战争。宋太祖遂在内府库专设「 ”封桩库”，储备每年结余的财政资金，并通过各种渠道追加资金筹备，试图将来用一大笔钱从辽国赎回燕云十六州。「 ”封桩库”不仅有利于宋太祖光明正大的搜刮民财以充实国库，还掩盖了他不敢对辽用武的心态从而维护了他的威严。 随着「 ”封桩库”的资金越来越多，朝野要求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呼声越来越大，太平兴国四年（979）和雍熙三年（986），宋太宗被迫两度征伐辽国，结果均战败，宋太宗甚至中箭负伤。景德元年（1004）春，辽军大举侵宋，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的力谏下被迫亲征，战后与辽国订立「 ”澶渊之盟”，宋辽约为兄弟之国，或互称对方为南国、北国。而后来乾兴元年（1022）刚继位的宋仁宗跟辽国皇帝更是以叔侄相称，辽国皇帝为叔。 宋朝本来是以唐朝的合法继承者自居的。在漫长的汉唐时期，中原皇朝历来都把四夷作为藩属国对待，宋真宗跟辽国皇帝称兄道弟，让人大跌眼镜，这不仅使大宋的颜面有失于天下人，也使得朝中本来就有的以寇准为首的对辽主战派和以陈尧叟、王钦若为首的对辽主和派之间开始暗中进行斗争，宋朝的朋党之争由此萌发。 寇准是北宋第一位文人宰相，他在发扬儒家积极入世的价值观方面具有风向标的作用，他真正践行了「 ”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观。据《宋史》相关章节载，「 ”寇某上殿，百僚股栗”，「 ”面折廷争，素有风采”。尤其是他牵衣力谏，促成宋真宗御驾亲征辽国，亲临前线指挥澶渊之役，力挽宋朝大厦之将倾；后来又在宋真宗病重刘太后试图垂帘之际，置生死于不顾而谋以太子监国，保证了政权的顺利交接。寇准以积极参预「 ”国是”的热情和实际行动使自己成为北宋前期特别是宋真宗时代的中流砥柱。从长远来看，寇准为宋代君臣共治天下开了先河；从近处来看，寇准开启了范仲淹「 ”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儒士入世观，为即将到来的「 ”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之后的宋代党争政治做了铺垫。 （王安石像） 二、两次改革形成朋党政治 宋初皇帝都爱研究唐代的兴衰之道，宋太祖吸取了唐代藩镇拥兵自重的弊端，实行文人治国的方略，宋仁宗则系统研究了唐代的牛李党争，对牛李党争严重削弱君权牢记在心，由此他也一直警惕宋代的朋党问题，力避朝廷中出现朋党之争。但是疑神就有鬼影，朋党现象到底还是在宋仁宗时期出现了，并且一发而不可收。 「 ”澶渊之盟”虽然给北宋带来了数十年专心发展经济的机会，但是朝廷却纵容土地兼并行为，出现了「 ”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的现象，以至于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相继爆发了王小波、李顺等农民起义。另一方面，宝元元年（1038）李元昊在兴庆（今宁夏银川）称帝，建立西夏，并立即入侵宋朝。宋仁宗派兵迎战夏军，却接连战败，而辽国也趁机聚兵幽燕，向宋朝谋求「 ”关南之地”。 内忧外困的北宋政局迫使进步的士大夫要求宋仁宗改革时政以富国强兵，于是，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排除参知政事王举正等人的干扰，责成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实施以「 ”条陈十事”为核心内容的「 ”新政”。由于「 ”新政”侵犯了保守势力的利益，朝廷中反对「 ”新政”的声音不绝于耳，宋仁宗甚至听到了大臣们关于范仲淹等人结成朋党的议论，这让宋仁宗惊出一身冷汗。范仲淹上书宋仁宗，以「 ”小人之党、君子之党”为自己辩护，欧阳修还为此写了一篇《朋党论》上奏宋仁宗。范仲淹、欧阳修的上书实际上坐实了朝廷中出现革新派和守旧派这种现象。次年底，宋仁宗下令终止「 ”新政”，革新派被陆续逐出朝廷。 「 ”庆历新政”是失败了，但是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还在继续恶化，朝野特别是学界既对宋仁宗的软弱无能感到失望，又呼唤有能吏出现弥补皇帝的平庸。宋仁宗后期及宋英宗时期，周敦颐开创理学，对君主提出了「 ”修圣德”的要求；接着，张载创立理学的分支「 ”关学”，要求儒士「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公开倡导君臣共治天下。周敦颐、张载的思想被理学大师程颐、程颢兄弟和改革家王安石继续发展。二程不相信「 ”君权神授”，不相信天命观，他们把天下乱局归因于皇帝的失道失德，因此他们要求皇帝要带头「 ”灭人欲”即抑制权力欲，削弱君权，重用有能力的儒士治国理政。王安石提出经世致用的儒家「 ”内圣外王”观，要求把「 ”正心诚意修身”与「 ”齐家治国平天下”相结合，倡导并鼓励宋神宗「 ”与士大夫共定国是”。 经过「 ”庆历新政”失败后二十多年的学界对时局的反思，治平四年（1067）宋神宗继位后即提拔王安石，着手实施「 ”熙宁变法”。 王安石在实施变法的数年间，确实受到宋神宗的「 ”偏爱”。宋神宗不仅做到了跟王安石「 ”共定国是”，而且在许多时候王安石甚至是能够凌驾于皇帝之上发号施令的。但是变法总会触动一部分贵族的利益，王安石变法的全过程始终伴随着以他为首的变法派和以司马光、苏轼等为首的守旧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变法派与守旧派的政治斗争是公开的，宋神宗及后来的宋哲宗有时候都不知所措，所谓君臣共治天下，逐渐演变为皇帝依赖某一朋党治理天下的局面。 （朱熹像） 三、主战派主和派搅乱南宋 王安石变法失败了，但是变法在北宋末期和两宋交替之际的负面影响却越来越大，影响的主要表现是党争的白热化。 在宋哲宗、宋徽宗北宋后期大约四十年内，变法派和守旧派次第登台，但是二派骨干不再是「 ”以天下为己任”的「 ”士”，他们仅仅以变法或守成作为攫取权力和打击异己的手段，而年幼的宋哲宗和昏庸的宋徽宗面对北宋持续衰落的国势一筹莫展，对于党争泛滥自然也只能听之任之，所谓君臣共治天下，其实已经沦为政客挟天子以治天下。 靖康二年（1127）北宋灭亡，宋徽宗父子被金人俘获，不久，南宋建立。南宋初期在政治上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收复中原失地的问题，一是宋高宗继承帝位的合法化问题。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问题其实是有牵扯的。虽然宋高宗愿意偏安半壁，但是金国对南宋的进攻却并未放松，只有以收复失地和迎回二帝的名义抵抗侵略，才能实现偏安南方。而二帝回朝，宋高宗怎么办。 「 ”聪明”的宋高宗居然有办法综合解决这两个问题。南方形势的险恶迫使宋高宗暂时放弃老祖宗的重文轻武国策，大力发展武装力量以抵抗金人，同时召唤沦陷区的原北宋士大夫南归。南宋的武装力量有效遏制了金人的侵略势头，绍兴十一年（1141）岳飞部甚至已实现对金军的局部反攻。稍早时候，绍兴八年（1138），宋高宗任用南归的秦桧为相，推动对金议和。以和为本，以战促和，宋高宗终于在绍兴十二年（1142）在 ... 害岳飞之后与金国签订了《绍兴和约》。这样，宋高宗既避免了宋钦宗的后代继承帝位，又恢复了传统的抑武国策。宋孝宗基本延续了这一国策。 一纸协约难以改变金国灭亡南宋的战略，宋金双方在淮河流域时打时和，与此相适应的，南宋朝廷出现了势均力敌的主战派和主和派。北宋后期变法派和守旧派的党争此时转化为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党争。只是跟北宋后期不同的是，南宋前期的皇帝注意加强君权，党争处在皇权的控制之下。在这样的背景下，朱熹发展了二程、王安石等人的学说，对南宋皇帝消极对待君臣共治天下的行为提出尖锐批评。朱熹一方面要求士子以「 ”内圣”和「 ”外王”的合一迎接一个理想的「 ”治道”时代的到来，一方面要求约束君权，朱熹认为皇帝仅仅是群臣之首，皇帝只有加强自身修养，主动与士子们共治天下，中原才有望恢复，天下才可能安定，皇帝也不会成为「 ”骄君”。 从宋孝宗后期开始，朱熹的学说就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南宋后来也真的开始了君臣共治，只是宋孝宗死后不到一百年的南宋中后期，主战派和主和派都已变质。主和派虽然有时候能够跟金国达成暂时的妥协，但是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正在崛起，其目标是吞并宋金，因此南宋主和派跟正在衰落的金国的休战和约意义已经不大，对金主和成为主和派攫取朝廷大权的手段。主战派虽然有时候也能在对金战事中小有战绩，宋理宗时期甚至还联合蒙古灭了金国，但是面对蒙古铁蹄，主战派也是无所作为，所谓主战也成为他们攫取大权的手段。宋孝宗死后的几个皇帝基本上没有实权，姜特立、韩侂胄、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等权臣相继与君主「 ”共治天下”，直到最后的「 ”权臣”陆秀夫与君主一起葬身大海。 （程颐像） 天下动荡为宋代士大夫「 ”以天下为己任”提供了可能，国势逼仄为宋代皇帝被迫实行与士子共治天下成为现实。从宋仁宗庆历年间尝试君臣共治天下，到南宋灭亡，君臣「 ”共治”天下达二百三十多年，期间经历了三个阶段：屈尊夷人致使君威扫地，两次改革形成朋党政治，主战派主和派搅乱南宋。宋代君臣共治天下的实践还一直伴随着理论总结和理论指导，寇准强调士当「 ”以天下为己任”开启了君臣共治理论的先河，「 ”北宋五子”和王安石发展出一整套「 ”内圣外王”之道，朱熹把「 ”内圣外王”与「 ”治道”相结合，为限制君权，提升南宋士子参政空间铺平了道路。 但是考查两宋君臣共治的历史，真正像样的共治现象只发生在宋神宗与王安石「 ”共事”的那些年，除此之外，君臣共治成为宋代政坛党派之争的借口。变法派不能真正履行新法，守旧派也难以把传统政策顺利推行下去，主战派打不赢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主和派通过大把撒钱跟北国也谈不出什么有长久效力的协约，这些政治派别除了自我标榜「 ”以天下为己任”之外，就是以自己虚伪的政见为手段攫取大权，以让皇帝边缘化的形式实现君臣「 ”共治”天下的目的。宋朝君臣共治天下的闹剧沸沸扬扬二百三十多年，最终的结局竟然是宋朝最后一个「 ”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子文天祥所说的「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作者简介】董元奔，1971年生于江苏宿迁，传统文化学者。曾在教育主管机关做文字工作，后创办江苏省某著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培训机构，又在某高校创办特色系部，皆长期兼文史类教学工作，事迹被载入《江苏教育年鉴》。学业主攻唐宋文学，兼涉文史哲诸领域，主要写作文学论文、文史随笔、诗词。 【说明】正文插图来自头条免费图库。 （编辑：董尧、霜婵、丰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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